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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成功植入的印象是中共和苏联并非隶属关系。“中国共产党与苏联共产党之间已经没有联系”，毛泽东对美国人侃侃而谈，“以前和共产国际有关系，但再也没有了。共产党是对长期中国传统的扬弃，取其精华去其糟粕。”[129]作为观察组成员的谢伟思立即报告说中共领袖已经“（自发地）抛弃任何纯粹的共产主义的设想，并承认［国民党］中央政府和委员长的领导”，但他也还留有困惑：“为什么共产党在坚持这些主张的同时，［却又］好像实行一种试图推翻国民党夺取中国政权的政策？”[130]延安进一步给出了大胆的解释，原来是中国共产党的英文直译给美国朋友带来了误解，表示以后中共的名称要像国民党（Kuomintang）那样采用音译。[131]毛泽东笑着说，他曾经考虑为中共改名，但是，“一旦群众了解他们就不会害怕了”。[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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颇为有趣的是，此时在延安实现了美苏两个军事情报组织共处的局面。中共也希望跟两边都搞好关系，从而获得两家的支援。对于苏联方面，毛泽东不仅经常用电台向莫斯科直接汇报，而且每次与美国人员接触后，也都会把交谈要点告知孙平或者他的继任者阿洛夫（Андрей Я. Орлов）。[133]对于美国方面，年轻的中共领导与年轻的美国外交官关系火热。毛泽东50岁刚出头，周恩来只有46岁，刘少奇45岁，而包瑞德53岁，谢伟思才35岁。于是，谢伟思怀着同情，向国务院报告说：“几乎可以肯定中国共产党和莫斯科之间存在某种联系。这可能通过中共在莫斯科的代表和延安的电台。中共未获得苏联武器。”与此同时，谢伟思报告说，目前在延安的俄国人有三个：一个是外科医生阿洛夫，他是坐1942年11月最后一架苏联飞机来延安的；另外两个是塔斯社的记者，郭立（Николай Н. Риммар，昵称Коля）和孙平。在谢伟思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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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声明除了一个接收器之外没有［其他的］无线电设备。这已被访问过他们住所的人们和担任共产党无线电技术顾问、熟悉当地一切设施的迈克尔·林赛（Michael Lindsay）所证实。无论这些声明是否属实，苏联媒体似乎并没有报道未经重庆审查而有关中国共产党的新闻。三人看起来都没被当作重要人物对待。他们来的时候不会说汉语——现在仍旧说得不好——缺乏任何“中国问题专家”的特征。他们看起来与共产党主要领导人之间的关系并不密切，也没有被给予像日本共产党冈野［野坂参三］那样的“面子”。事实上，他们很少露面，除非在大型社交场合，那时他们也不过是群众的一员。[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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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英国人林赛中文名叫林迈可，由于受前文提到的英国驻华大使卡尔的左倾思想感染，同情中国抗战，同时也为英国情报部门服务。他和他的中国妻子李效黎于1944年5月中旬才到达延安，之前一直待在晋察冀边区为聂荣臻部修理无线电设备并培训技术人员，林迈可当时正忙于制作自行改装的无线电发报机和架设针对美国广播的天线。[135]他们与谢伟思一样对延安的实际情况并不了解。苏联驻延安军事情报组早在1940年创设，由基斯林科中将带队，大约有10位苏军混合兵种的情报人员，原旨在建立华北和东北各大城市、边区的情报网，在延安独自开办训练班，为苏联培训间谍。但由于毛泽东的消极抵制，这个情报网为日本特务机关所破，苏联军情人员陆续减少，最近一批于1943年10月刚刚乘坐苏联军机离开。此时至1945年10月期间，苏军驻延安情报组确由三人构成，孙平为负责人，同时兼任塔斯社军事特派员，另有将级外科军医阿洛夫和无线电报务员郭立。他们被康生安排驻在枣园的后面，受到中共情报部门的严密监视和控制，“不许任何人进入或接近”，“极少有同外界接触或往来的机会”。[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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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与莫斯科联络的电台其实也不止一个。毛泽东本人最常用的那个，代号“农村工作部”，服役期为1940-1944年，可以直接与季米特洛夫联络，负责人为任弼时、吴德峰、师哲等，有时刘义虎、李唐彬也参与电报翻译。苏军情报组有自己的电台，与红军情报局伊利乔夫（Иван Ильичев）中将联络，电报抄送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1942-1945年10月由孙平负责（其后至1949年8月由阿洛夫负责），毛泽东也经常利用这个电台与斯大林联络。孙平忠实于共产国际的政策，善于交际，具备充分的交流能力（至少掌握了汉语官话和毛的湖南方言），连反感他的师哲都承认，孙平“有一定的中文水平”，甚至可以“直接与群众接触”。毛泽东在1944-1945年，“每隔一周或两周，有时一周两次找他长谈，每次谈话都要花三四个小时”。[137]孙平本人的报告多次提及他与中共各领导人包括家属私下交谈的情况可以佐证这一点。他比包瑞德要厉害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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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住过延安的外国人中，必须隆重介绍的还包括越南共产党（当时改称印支共）的创始人胡志明（曾名阮爱国）和日本共产党领导人冈野进（本名野坂参三）。1917年，越南海员阮爱国因受十月革命的影响而加入了法国社会党（法共前身），7年后作为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Михаил М. Бородин）的翻译首次被派到广州，结识了叶剑英、周恩来、陈赓等中共风云人物，成为此后越中两党之间一段恩怨情仇的开始。他先于野坂在延安枣园接受培训，甚至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40年前后开始用胡志明这个名字。延安名副其实地成为亚洲革命中心。顺带提及，越南民族主义组织解放同盟会经由国民党内以张发奎为首粤系将领的支持，并经蒋中正首肯，借广西柳州召开了成立大会，并以近两年的时间培训了702名越南青年（其中36人为女性），获得全部武装，这些人后来都成了越共的主要干部并担任军政各部门的主要工作。胡志明于1944年夏离开柳州的时候，亲口向张发奎保证：“越南在五十年内，是不能实施共产主义政策的。”[138]一年后国民党在越北受降的时候亦对胡志明和越盟进行了纵容和扶植。[139]而野坂参三也曾和中共一致表示：“日本和中国在不久的将来都不能实施共产主义。”[140]后来越南和延安一样，都提早实行了自己的战略计划；日共则受到了联共（布）和中共的强烈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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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美军观察组是怀着很强的战术目的来到延安的。8月7日，战略情报人员就开始和中共军官讨论战略情报局（OSS，CIA的前身）提供军事训练和援助的细节问题；8月17日，开始简单的培训讲座，包括美军炸药和轻武器的使用等，而更为重要的是，听众也是毫无限制的。根据情报人员报告，大约有超过1000名的八路军士兵和指战员听讲，其热情和技巧给美国军官留下了很深的印象。[141]在二战的大背景下，美国人的动机都很单纯：“如果有人想杀日本佬（Japs），我们就应该让他有支枪，而无论他的政治信仰。”[142]这和美国决策者重军事而轻政治的战时方略是整体一致的。邹谠在后来检讨美国战时对华政策时说：“美国在部署军事战略时，没有考虑到它对中国国内稳定所产生的政治影响。”[143]其实，更为重要的是，美国决策者过于自信，他们不是没有考虑，而是缺乏认真的考虑，这在未来的二十几个月里表现得更加明显，仿佛中国的问题，有美国人参与就没有解决不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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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让那些品秩较低的美国官员感受到了在国统区所未受到的特别尊重。[144]若干年后，时任毛泽东政治秘书的胡乔木评论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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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美军观察组的接待很突出，给美国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谢伟思、包瑞德都如此。共产党领导人普遍年轻，较国民党高层表现得更有亲和力。观察组最年轻的成员高林斯最近写了一本书，他认为自己一生中最美妙的时光是在延安度过的。可以说，我们党使普通美军人员受到很大的感化。[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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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承担了美军观察组日常几乎一切开销用度。饮食也维持在当时所能提供的最好水平：早餐一般有土豆烧肉、鸡蛋、面包、烤馒头片、果酱、牛奶、米粥、雀巢咖啡等，午晚餐则包括鸡、鸭、猪、羊、时令蔬果、嫩玉米、米饭、面饼、茅台、虎骨酒、绍兴酒、凤翔酒、白干等，有时还有甲鱼、野鸡、火鸡，此外茶叶、香烟、核桃、爆米花甚至曲奇饼也无偿供应。[146]由于观察组成员每天还有六美元的津贴，当包瑞德表示要为这伙食付费时，周恩来严词拒绝：你就是把钱扔到河里我也不要。[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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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美国始料未及的是观察组的到来对中共的生存和发展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通过观察组的往来，宋庆龄得以突破封锁，将大量食品、资金、农作物种子、药品和医疗设备借用美军道格拉斯运输机由重庆运给延安。这并不是一笔小数目；仅7月底的第一次飞行就由包瑞德带去了200多磅的医疗用品。[148]更为重要的是，八路军和美军观察组之间建立了合作关系。1944年末，根据美方需要，八路军太行军区在山西黎城县长凝镇修筑了简易机场，大大缩短了延安至太行的行程，而且这在1945年夏秋帮了共产党的大忙（详下章）。最为重要的是，中共从观察组那里直接获得了来自华盛顿的珍贵情报，为其制定对蒋斗争政策提供了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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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政府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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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共关系在年初缓和之后，不久就又开始谈判。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两党一直是打打停停，停了再打，摩擦不断，皖南事变不过是较大规模的一次。国共关系很早就成了国际关系的晴雨表。毛泽东经常挂在嘴上的是一句“国共反映美苏”。两年前，1942年夏，当毛泽东做出类似判断的时候，他的依据是“反希特勒斗争今冬明春就有胜利希望，如此则明年秋冬就有战胜日本希望。苏英美三国团结得很好，影响到国共关系亦不会很坏”，因此决定要在下半年“设法改善两党关系”。[149]由此推之，毛泽东在1944年初考虑到美英原本承诺于1942年开辟的欧洲第二战场即将实现以及苏联有可能废除《苏日中立条约》而对日作战，因此决定“在下半年或明年上半年”协调国共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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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初，戴笠就报告蒋中正：“延安拟先派林祖涵试探中央态度，如情势和缓，则同中央谈判，凡中央所不能接受之条件，均全部提出，意在拖延时间，若无结束，即藉中央有意为难，使数十万红军无法参战，并鼓动盟邦人士代为宣传”。[150]毛泽东这一次并没有派出中共长期在渝的谈判代表周恩来，而是派林伯渠和董必武这两位元老人物，在某种程度上注定了这次谈判将无疾而终。一经反复，林可以推得一干二净：“谈判是两党的公事，非个人的私事……试问我个人如何能够做主，谈判如何能够进行”。[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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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月进行的国共和谈只不过是两党习惯性争吵的继续。双方在正式谈判之前开出的条件甚至比以往还要苛刻，这也说明彼此原本就对达成协议不抱太大期望。[152]这样，谈判未有丝毫进展。毛泽东在5月中旬，趁国民党军在日军“一号作战”中失利，完全推翻了林彪在一年前以及林伯渠在一个月前带去的条件，增开了十多项要求，包括“军队决不能少于五军十六师”“边区应正名为陕甘宁边区”“边区及敌后各根据地应请政府允许发行地方纸币”“边区及敌后各地之民主设施，不能变更”等。毛泽东的意图在于“判明彼方毫无诚意时，准备对外发表”。果然，林伯渠一经提出，就遭到了张治中（字文白）、王世杰（字雪艇）的反驳，并拒绝向蒋提交。[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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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毛泽东在延安召开的六届七中全会上报告说，只要有实力，有地盘，拿不下全国，也可以搞联邦的办法来解决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根据开罗会议后得到的消息，毛泽东更有信心地宣称，罗斯福很可能会选择共产党，予以直接援助，“将来可能出现三股子力量，即罗斯福的美军、蒋介石和共产党，看谁先进城。我们要不要争取起决定作用？我以为在此种情况下应争取起个决定作用，即争取做铁托［Josip B. Tito］”。[154]一旦蒋中正对美国做反共宣传时，毛泽东就要给他“下大雨”。[155]中统情报称，毛泽东注意到华莱士访华的消息，认为不可丧失此时机。[156]此后，毛泽东果然指示将国共双方条件秘密提交华莱士和在中间人士及记者中传观。[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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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守军汤恩伯部惨败后，毛泽东在整个六届七中全会期间开始酝酿新的对蒋政策。5月21日的第一次会议上，毛泽东提出的“各党联合的民族联盟”，其实与9月提议的“联合政府”并不是一回事，而是介乎“统一战线”与“联邦”之间的概念。任弼时在6月5日提出的可能方式是“与地方实力派、民主政团同盟结成民主同盟，而以共产党为领袖”，得到了毛泽东的赞同。[158]这里面没有蒋中正什么事。甚至到7月31日，中共就建立“联合政府”（coalition government）向驻昆明美国领事试探态度时，想象中的政府也只增加了“国民党的进步力量”。[159]这与1940-1943年毛泽东提出“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概念是一致的，该过渡性政府里并不包含蒋中正“大资产阶级”的代表。[160]考虑到延安刚刚经历过主要针对王明“投降主义”的整风运动，中共领导人中也只有毛泽东敢再度提出与蒋“联合”的说法。无论中共表示对美国式民主如何推崇，深受社会进化和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影响的他们，认定“国会制度，强调分权，主张民权自由、开放党禁和人民自治”，不过是“旧民主”罢了，只是争取中间党派和国统区民众的工具。[161]他们积极建立中共政权。用刘少奇的话说：“［日本］敌人正在进攻正面，我们可以利用时间”。[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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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毛泽东真正想到用“联合政府”这一号召来作宣传武器，却是受到了美国人的启发和鼓励。[163]最早在1941年2月14日，居里来华会见周恩来的时候，就告诉他国民政府应该进行改组。[164]1943年末，罗斯福会见蒋中正，第一次私下提出建立国共联合政府的意见，戴维斯随后就公开主张美国支持在华建立一个新的联合政府（new coalition）。[165]1944年初，盟邦的意见在重庆似乎已非秘密。国家社会党领袖张嘉森（字君劢）此时告知中共外围人士：“美国人对蒋介石很不满意，将来可能成立联合政府”。[166]中共紧接着向美国外交部门进行了求证。5月下旬，由救国会出面，秘密邀请美英外交官出席在成都的集会，就建立一个“真正的联合阵线政府”（united front Government）寻求其本国政府的支持，并要求表态；当时与会的美国使馆二秘潘菲尔德（James K. Penfield）由于未获指示而没有给予肯定答复，但随后向大使和国务院做了汇报。[167]7月4日，美国军方应史迪威的请求，代总统草拟了发给蒋中正的电稿，第一次明确提出将“包括共产党军队在内的所有盟军资源”置于史迪威的统率之下。[168]罗斯福全盘接受，将电稿未改一字，于6日签字后发往重庆。出于对宋氏兄妹深刻的不信任，电文由驻渝的美国高级军官菲利斯（Benjamin Ferris）准将亲自转交蒋中正，由谢伟思充当翻译。[169]同样是7月4日，也是在重庆，美国使馆也不甘寂寞，大使高思带着领事艾其森（George Atcheson）主动与立法院长孙科接触，提出了组成以蒋为首的联合军事委员会（joint coalition council）的建议，孙科对此表示出“明显的热情”。[170]要知道，孙科的英文秘书陈志昆正是周恩来派去的情报人员。[171]7月22日，谢伟思作为第一批军事观察组成员到达延安；7月27日，周恩来亲自向他试探，应“将所有抗日团体纳入政府”，似乎没有得到谢伟思的明确回应。[172]与此同时，高思-艾其森建议得到了华盛顿方面的支持和授权，使馆开始扩大活动规模。[173]8月16日，董必武和林伯渠向延安汇报：“在英美人士的心目中，对蒋的伟大是很勉强的。但对我党所领导的、日益增长的新民主主义的抗战力量，则正以惊异的目光密切注意发展……美国今天为着打日本，必须联共，并强迫国民党联共”。毛泽东在中央领导人中做了批转。[174]翌日，他即指示董、林，与民盟商量“各党派联合政府”的问题。[175]次日，董、林回电明确说“要争取美国的支持，请由延、渝同时进行”。[176]几天后，8月23日，谢伟思在第二次会见毛泽东时，两人持续相处长达八个小时；其间，在毛泽东的“诱导”式询问下，谢伟思暗示美国政府已经打算迫使重庆改组政府。[177]9月4日，毛泽东电令正在重庆谈判的林伯渠：“目前我党向国民党及国内外提出改组政府主张时机已经成熟……估计此种主张国民党目前绝难接受。但各小党派，地方实力派，国内外进步人士甚至盟邦政府中开明人士会加赞成”，因此，“是项主张作成提案，即使不得通过或改变性质地通过，我仍可向国内外宣传”。[178]接着他又获悉高思在重庆某社交场合表态“要改变中国现在政治局面，必须请中共参加政府”。[179]9月10日，谢伟思再次明确告知毛泽东：已收到华盛顿发来的一封重要电报，让美国大使馆推动改组重庆政府，这就意味着要对蒋施压。他进而宣称白宫认为在中国建立一个新的政府——一个联合政府（a coalition government）——将更为便利。[180]事实证明，谢伟思并非如其后来辩称的那样，是在10月23日由延安返回后才从高思那里获知联合政府提议的。[181]这就让毛泽东很早就摸清了美国政府的意图，也增强了与国民党讨价还价的能力。他代表中共中央向谢伟思明确表示赞同美国政府在中国组织联合政府的提议。毛泽东于是做出正式决定。9月15日上午，林伯渠再次根据毛泽东的电令，借向国民参政会报告国共谈判之机，在报告即将完毕的时候，以呼吁形式，第一次公开提出了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182]措辞与毛泽东4日电指示内容几乎一模一样。9月22日，毛泽东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上明确承认：“我们自己常常估计不足，思想上赶不及，总是认为天下还是蒋的，没有能够及时想到和提出改组政府的问题，在这方面，美国人反倒走在自己的前面去了。”[183]（强调为引者所加）这才是“联合政府”的真正由来。尽管谢伟思、高思这些职业外交官清楚地知道，“美国不干涉中国内政”是1922年以来长期的对华政策原则，[184]但事实上从1944年初开始，各种原则的界限都变得模糊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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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毛泽东的内在逻辑，他提出“联合政府”应该主要基于两点：一是战后苏联与美英的合作仍将继续，因此苏美都会希望国共合作继续；二是“蒋在抗战中有功劳，同时人民心理厌恶内战”，国共再战的观念在推销上有困难。[185]实际上，最主要的原因是中共当时还不具备正面迎击国民党的实力，即使国民党军在最近的豫湘战役中遭受重创。[186]即便国民政府有心改组，“联合政府”也只不过是权宜之计、“过渡形式”而已；等到实力强大了，中共必然还会进行革命，最终要实现社会主义乃至共产主义，这是已经明白宣告的。连戴维斯都承认，毛泽东具有夺取全国政权的明确目标。戴维斯在他最后几份关于延安的备忘录中写道：“如果他们得到美国援助，即使仅与蒋所获持平，他们就能很快建立对中国绝大部分哪怕不是全部地区的控制”。[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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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军观察组带来了延安与美国直接接触的契机和源源而来的军事情报。在观察组人员的鼓舞下，延安越来越觉得盟军大规模登陆中国即将到来。8月20日，毛泽东急令山东军区、新四军军部搜集有关青岛、烟台、连云港的日本海军情报，“以便供给盟军”；同日，又令太行、山东和华中各军区分别建设飞机场，供美军观察组使用；翌日，答复陈纳德派驻鄂东大悟山新四军五师的欧高士少校有关建立无线电网络和“美海陆军登陆时协同作战问题”，并复电新四军明确提出 “美军在中国登陆时间，据有些美国人估计已不在很远”，指示他们于苏浙沿海地区“认真布置”。[188]而当时美国确实正积极准备在中国的登陆事宜。5月8日，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电告史迪威、梅乐斯等，准备在中国沿海建立登陆基地。5月16日，梅乐斯要求国民政府提供中国东南“自厦门至上海沿海各港口各登陆口岸各岛屿及各突出地带”的详细资料，为准备“建立美舰队供应站之用”。[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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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中共在与重庆谈判时也底气十足，变得更为强硬。8月22日，毛泽东指示重庆谈判代表林伯渠、董必武等“应作如下措词：为了准备配合盟军反攻，敌后四十七万军队，不仅不能减少，而且应奖励它，装备它，增强它，政府首先应全部承认它的合法地位，承认其一部取消其大部的想法是违反抗战需要的，而且是办不到的……盟国援华物资一定要公平合理分配”。[190]9月22日，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研究成立“解放区委员会”问题，毛泽东宣布国共是“两个平等的东西，不是一大一小”。[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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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很快成了毛泽东的关注重点和决策依据。大多数中共干部对美国并无好感，即便如陈毅这样的留法派，在酒后还当着美国人的面表露出反美情绪。[192]但毛泽东视华盛顿出兵中国为可趁之机，就在提出联合政府的同时，也确定了“城市工作”和“向南发展”的战略方向，改变了一年前“浙东方面不宜去人”，“战后与国民党合作时，我们即须准备于战后开至黄河以北”的总方针。[193]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第二次会议上，毛泽东在解释自己起草的《中央关于城市工作的指示》时强调，要“看谁先进城”，要“争取做铁托”。刘少奇也说“先到为君，后到为臣……你要来打，就自卫回击”。此即为建立独立政权做好准备。中共逐渐开始包围中等城市。[194]如前所述，8月21日，中共中央明令新四军各部：“美军在中国登陆时间，据有些美国人估计已不在很远。因此请你们认真布置吴淞、宁波、杭州、南京间，特别是吴淞至宁波沿海及沪杭甬铁路沿线地区的工作，广泛地发展游击战争及准备大城市的武装起义。”[195]9月1日，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决定派王震等率三五九旅一部（包括至少4个连的干部）约5000人10月出发南下赴湘鄂赣创建根据地。[196]9月26日，中央军委又发了一个内部文件，极其乐观地要求各根据地做好准备，“在美国的帮助下，我八路军、新四军相当大的一部正规军与游击队，会抽出来接受新装备和训练”。[197]9月27日，中共中央又电华中局：“我军为了准备反攻，造成配合盟军的条件，对苏浙地区应有新的发展部署，特别是浙江的工作，应视为主要发展方向”，[198]后来，更提出了“破敌、收京、入沪”的口号。[199]积极扩充实力，成为抗战后期中共对蒋对日斗争遵循的重要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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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头痛的是，国民党对联合政府的提法进行了封杀。蒋中正更置之不理，在日记中写道：“参政会上，上午由共党代表林祖涵报告，下午由政府代表张文白报告。其结果是非曲直判明，自于政府有利也。”[200]后来蒋又向党内高级官员表示：“我受总理之命，以党建国，只能还政于民，决不能还于其他党派，决不能把政权让给别人。”[201]蒋召集在渝的第三方面政党代表与会，据青年党主席李璜透露，蒋表示只要和国民党合作就给小党以合法地位，共产党则不在此列，因为他们有割据的党军。美国使馆内一位还算清醒的二秘庄莱德（Everett F. Drumbright）就此事讥讽说，国民党也有党军，同样需要交予政府而免受党派影响。[202]高思大使曾报告赫尔国务卿说：“鉴于他［蒋中正］有限的相关经验和所受之训练，有理由相信他对无论是民主的特征还是其实践都没有任何实际概念。”[203]他们的评价一点也不为过。蒋早年受的是日本军国主义教育，深受德国纳粹影响，有着根深蒂固的党统（人治）观念，并没有理解权力制衡的设计，对美式民主的政党轮替也是嗤之以鼻，斥为美国人不懂中国情形、完全说不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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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蒋摊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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