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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人看来，在驻华大使高思认为最能体现美国人思想的谢伟思看来，中国应该像美英一样实现民主的政党轮替。在美苏结盟的大背景下，包括谢伟思在内的绝大多数美国驻华外交、军事官员，尤其是自由主义左派，对意识形态的冲突并没有天然的不安，反而对国民党的独裁统治深恶痛绝，倾向于以民主妥协的方式来解决中国的政治问题。[314]而此时中国共产党所塑造出来的种种形象，适时地满足了他们的心理和价值需求，使他们觉得那些有利于共产党的报告，既是符合中国利益，也是符合美国利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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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为重要的是，在美国的决策者看来，中国的共产党只是中国的，而并非共产党。这一观点是经过卡尔逊、史沫特莱、斯诺、史迪威、居里、拉铁摩尔、戴维斯、范宣德、谢伟思、费正清等人的反复灌输，最终变成了罗斯福的观点，变成了美国政府的观点，也就反过来变成了马歇尔、史迪威、赫尔利等企图联合国共的任务。罗斯福相信只要莫斯科不再援助中共，这些装备简陋而又士气高昂的农民战士就极有可能接过美国递出的橄榄枝，服从美国指挥来打击华北和华东的日军，成为政府军的有效助手。美国政府从一开始就相信斯大林关于中共并非真正共产党人的言辞，而否认延安与莫斯科之间的联系。他们不相信国民党。这种深刻的不信任背后，有事实也有偏见。罗斯福绥靖斯大林，但可以得罪蒋介石。国务院上下提及中共时大抵加上“所谓”的前缀或者引号，他们推测这个所谓的共产党仅是在组织形式上模仿苏共，但在政治要求上却更为缓和；驻渝使馆宁愿相信东京和延安的宣传，而不信任重庆的任何言辞，国务院更进一步得出结论：国共不和完全是“重庆的过错”。[315]副总统曾代表总统明确表态，美国要求介入国共谈判，但拒绝斡旋中苏关系。罗斯福本人亦暗示美国斡旋中苏的前提就是国民党对共产党让步。[316]但这恰恰是与蒋中正同意美国干涉的初衷相悖。此种“共产党有国界”或者“中共非共”的逻辑亦为美国未来的总统杜鲁门和他的国务卿们所继承。白宫自负地认为美国人能够促使蒋中正低头，并要让国共两派中国人统一于联合政府之下。因此，罗斯福在年初就向国民党方面亲自施压，迫使蒋中正最终允许美国向延安派驻军事观察组，以建立与中共初步的直接联系。作战部长史汀生在日记里写道：“如果我们不能摆脱（get rid of）蒋介石，我们就不能与目前中国唯一的生力军取得接触，即共产党人”。[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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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战场的形势恶化是国民政府与美国政府关系恶化的先兆。这种从一开始就极不对等的脆弱的“同盟”关系，一直依靠着罗斯福的政治许诺和华盛顿的强大身段来维系，美国口惠而实不至，往往激起中国人的民族主义反响，而国民政府的腐败无能又加深了美国人本能的歧视。毫无疑问，国民政府没能发挥美国人所普遍希望发挥的作用。随着史迪威事件的发展，不单是美国军方，甚至国务院、白宫乃至普通民众对国民政府的观感都一落千丈，官方对蒋中正本人的猜忌也一度加深。随着史迪威的被召回，中国战场的价值也被无限降低，罗斯福即将以出卖蒋中正的方式去迎合斯大林的胃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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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中外学者认为当时中共非常希望获得美国的政治承认，其次才是武器援助。[318]这既抬高了中共的外交目标，也高抬了美国在其心目中的地位。其实恰恰相反，中共领导对承认本身并不看重，首先限于意识形态的藩篱，他们不可以也不可能视“美帝国主义”为友（当然，“美国友人”是严格归于美国人民的范畴），或者说，仅按照苏联政策以及抗日的共同需要而视之为“盟”，这在中文里的含义是有很大区别的。就在延安与史迪威加强联系的9月22日，毛泽东同孙平整整谈了两个小时，旨在澄清“美国人不可能解决中国任何问题，更别提整个远东问题。这就意味着莫斯科在最关键的时刻还得不可避免地介入进来”。[319]周恩来最初提出美国观察组构想的时候，就明确要求由“美国陆军军官”组成；毛泽东则于年底表态：中共愿意充分合作的条件为美军登陆计划够大并且提供武器装备。[320]就在毛、周为美援呼告的时候，延安的干部们却表达了真实的看法：“美国人不会为中国人达成一项公正的协议而感兴趣的。对于共产党人来说，他们是敌人，只不过暂时与之结盟罢了。”[321]理解了这一点对于解释1944-1950年中美关系的波动和各种猜测极为重要，那就是中共为什么无法实现与赫尔利、马歇尔以至司徒雷登（Leighton Stuart）合作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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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蒋外交最困难的时候，中共继续利用国际形势予以打击，并开始酝酿自己的政权。史迪威被撤换，好像在中共领导层并没有产生较大的反应。[322]不过，他们开始更为频繁地询问美国对于国共的政策究竟如何，并且明确表示欢迎美国对国民党采取强硬立场，一再将中国与南斯拉夫做类比，把蒋中正比作保皇派米哈伊洛维奇，暗示毛泽东即是铁托。[323]毛泽东希望从美国军方直接得到武器装备的援助，并使中共像南斯拉夫党那样，自己组织政权和拥有强大的军队。圣诞节那天，毛泽东向全党发出了一个具有分水岭意义的指示，明确宣布：“最近八个月，中国政治形势起了一个大变化。国共力量对比，已由过去多年的国强共弱，达到现在的国共几乎平衡，并正在走向共强国弱的地位……战争愈持久，我们愈丰富，愈强盛，数年之后，我们将出现为中国最强有力的政治力量，由我们来决定中国命运。”[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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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棋局中的国共关系 [1] 米夫是王明在共产国际的导师、季米特洛夫的助手，1938年被斯大林清洗，死于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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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The Diary of Georgi Dimitrov，10 January 1944，pp.294-296.See also Vladimirov，China’s Special Area，pp.169-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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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The Diary of Georgi Dimitrov，25 and 29 February 1944，pp.299，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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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中国公安部档案馆编《在蒋介石身边八年——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日记》（简称《唐纵日记》），1944年1月13日，群众出版社，1991，第40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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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王云五主编《民国胡上将宗南年谱》，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0，第1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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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人民出版社，1993，第493-4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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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任弼时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第4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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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中共中央书记处致董必武电》（1944年1月9日），中央档案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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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Vladimirov，China’s Special Area，p.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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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聂菊荪、吴大羽主编《董必武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第19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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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The Diary of Georgi Dimitrov，1 April 1944，pp.311-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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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Vladimirov’s papers，29 March 1944，in Vladimirov，China’s Special Area，p.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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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Stilwell diaries，17-24 April，4 Oct.and 5 Dec.1938，Joseph Warren Stilwell Papers，Boxes 38，41，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Davies，China Hand，p.27；Freda Utley，The China Story （Chicago：Henry Regnery Company，1951），pp.105-107；王炳南：《中美会谈九年回顾》，世界知识出版社，1985，第34页。中共党史学界关于史迪威与中共在1943年以前从未有过任何接触的说法是有违事实的，例如杨奎松《中间地带的革命》，山西人民出版社，2010，第4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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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Israel Epstein，Woman in World History：Life and Times of Soong Ching Ling （Beijing：Foreign Languages Press，2004），p.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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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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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John K.Fairbank，Chinabound：A Fifty-year Memoir （New York：Harper & Row Publishers，1982），p.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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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程远行：《一位老外交家的足迹：我所知道的王炳南》，人民出版社，1998，第1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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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有关刘斐系“共谍”的回忆录甚多，但他加入过共产党的证据不足，可以确定的是中共通过地下党员杨东莼向他发出指示。见程思远、屈武于刘女沉刚、婿王序平《刘斐将军传略》（湖北人民出版社，1987）卷首序文。参见魏大铭、黄惟峰《魏大铭自述：前军统局传奇人物》，香港，蓝月出版社，2012，第17页；蒋匀田《中国近代史转折点》，香港，友联出版社，1976，第83页；周宏涛、汪士淳《蒋公与我：见证中华民国关键变局》，台北，天下远见出版公司，2003，第102页；熊丸、陈三井、李郁青《熊丸先生访问记录》，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8，第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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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参见乔冠华《口述自传》，载萧关鸿等编《那随风飘去的岁月：乔冠华·章含之》，学林出版社，1997，第166-170页；王明湘等《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重庆出版社，1995，第194页；程远行《我所知道的王炳南》，第166-1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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