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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天后，12月27日，当包瑞德再次（也是最后一次）飞抵延安的时候，他带来了来自美国军方的新口讯：如果有（尽管按照麦格鲁的训令，他强调了这仅是一个初步的构想）一个师的美国伞兵部队在德国投降以后空降到山东共产党控制区内的海岸，中共能否在美国正式补给到达以前，提供除军火之外的日常给养？这次毛泽东、周恩来的表现并不像包瑞德所期待得那样欢呼雀跃，他们似有疑虑地询问该美军师（可能多达2.8万人）的行动会否事先通知中共方面，在得到包瑞德比较含糊的答复后，他们依旧表示了合作的态度。[304]中央军委内部提议与美军合作的前提条件是获得21个旅的装备，[305]并要求魏德迈事先交出这些武器和弹药。[306]他们甚至于几天后，交给观察组的执行组长、战略情报局官员克劳姆莱（Ray Cromley）少校一封信件，让军方（避开大使）转交白宫，称愿意访问美国。[307]朱德还向战略情报局要求2000万美元的贷款，用于“对伪军的争取和破坏工作”。[308]中共对美外交随之达到了巅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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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问题在于国共党争并没有因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而消失，相反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愈演愈烈。美国自从参加了太平洋战争，也就具备了干涉中国政治的理由。这种干涉在战争结束前的1944年，变得尤为急迫：一方面，中国尤其是国民政府几乎独力抵抗日本长达七年（甚至更久），国将不国，一旦崩溃就会增大美国反攻的阻力，必然增加美军人员的伤亡；另一方面，日本必然战败，无论国民政府能否支撑到那一天，一个内战的中国既不符合美国长期对华政策，也不符合美国战后对远东的设计。1944年，对美国来说，是干涉权力独享的一年：欧洲列强无暇也无力东顾，包括苏联在内——在这一年里，莫斯科与东京的中立条约在法律上依然有效，而斯大林与毛泽东在组织上已经没有隶属关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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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美国政府正式介入国共内争，就如美国人所期待的那样，对中国事务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然而其影响之深远却是始料未及的。诚如谢伟思后来在给魏德迈的备忘录中所承认：“无论我们愿不愿意，我们的存在本身已经构成了影响中国内政的一股力量。”[309]美国官方人员不可避免地影响了中国国内政治形势的发展：他们不但便利了中共与外界进行情报交换，更使得共产党人产生一种错觉，仿佛自己已与国民党处于平起平坐的地位，实际上鼓励了他们拒绝与国民党合作的态度。[310]用周恩来的话说，美国人介入，使得国共关系成为“举世关心的一件大事”，使过去不平等的地位变得平等。[311]毛泽东则在当年9月22日的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上，即表示“中共威信在大后方之高，是全国、全世界注意的问题，现在要解决中国问题，必须估计到我们”，并大胆宣称国共是“两个平等的东西，不是一大一小”，甚至指出中国政治的重心有逐渐转移的趋势。[312]1945年春天，他更明确宣布“外国人压［力］”促使了中共在国内地位的提升：“赫尔利来延安，美军观察组驻延安，这个影响很大，国民党特务机关也受到影响。爱金生、高桂滋这些人都说天下是我们的，文化界签名谢冰心、顾颉刚都参加了。这个报告中我们没有说这样的话，但有这股神气，我们要准备迎接胜利”。[313]（强调为引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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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人看来，在驻华大使高思认为最能体现美国人思想的谢伟思看来，中国应该像美英一样实现民主的政党轮替。在美苏结盟的大背景下，包括谢伟思在内的绝大多数美国驻华外交、军事官员，尤其是自由主义左派，对意识形态的冲突并没有天然的不安，反而对国民党的独裁统治深恶痛绝，倾向于以民主妥协的方式来解决中国的政治问题。[314]而此时中国共产党所塑造出来的种种形象，适时地满足了他们的心理和价值需求，使他们觉得那些有利于共产党的报告，既是符合中国利益，也是符合美国利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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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为重要的是，在美国的决策者看来，中国的共产党只是中国的，而并非共产党。这一观点是经过卡尔逊、史沫特莱、斯诺、史迪威、居里、拉铁摩尔、戴维斯、范宣德、谢伟思、费正清等人的反复灌输，最终变成了罗斯福的观点，变成了美国政府的观点，也就反过来变成了马歇尔、史迪威、赫尔利等企图联合国共的任务。罗斯福相信只要莫斯科不再援助中共，这些装备简陋而又士气高昂的农民战士就极有可能接过美国递出的橄榄枝，服从美国指挥来打击华北和华东的日军，成为政府军的有效助手。美国政府从一开始就相信斯大林关于中共并非真正共产党人的言辞，而否认延安与莫斯科之间的联系。他们不相信国民党。这种深刻的不信任背后，有事实也有偏见。罗斯福绥靖斯大林，但可以得罪蒋介石。国务院上下提及中共时大抵加上“所谓”的前缀或者引号，他们推测这个所谓的共产党仅是在组织形式上模仿苏共，但在政治要求上却更为缓和；驻渝使馆宁愿相信东京和延安的宣传，而不信任重庆的任何言辞，国务院更进一步得出结论：国共不和完全是“重庆的过错”。[315]副总统曾代表总统明确表态，美国要求介入国共谈判，但拒绝斡旋中苏关系。罗斯福本人亦暗示美国斡旋中苏的前提就是国民党对共产党让步。[316]但这恰恰是与蒋中正同意美国干涉的初衷相悖。此种“共产党有国界”或者“中共非共”的逻辑亦为美国未来的总统杜鲁门和他的国务卿们所继承。白宫自负地认为美国人能够促使蒋中正低头，并要让国共两派中国人统一于联合政府之下。因此，罗斯福在年初就向国民党方面亲自施压，迫使蒋中正最终允许美国向延安派驻军事观察组，以建立与中共初步的直接联系。作战部长史汀生在日记里写道：“如果我们不能摆脱（get rid of）蒋介石，我们就不能与目前中国唯一的生力军取得接触，即共产党人”。[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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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战场的形势恶化是国民政府与美国政府关系恶化的先兆。这种从一开始就极不对等的脆弱的“同盟”关系，一直依靠着罗斯福的政治许诺和华盛顿的强大身段来维系，美国口惠而实不至，往往激起中国人的民族主义反响，而国民政府的腐败无能又加深了美国人本能的歧视。毫无疑问，国民政府没能发挥美国人所普遍希望发挥的作用。随着史迪威事件的发展，不单是美国军方，甚至国务院、白宫乃至普通民众对国民政府的观感都一落千丈，官方对蒋中正本人的猜忌也一度加深。随着史迪威的被召回，中国战场的价值也被无限降低，罗斯福即将以出卖蒋中正的方式去迎合斯大林的胃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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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中外学者认为当时中共非常希望获得美国的政治承认，其次才是武器援助。[318]这既抬高了中共的外交目标，也高抬了美国在其心目中的地位。其实恰恰相反，中共领导对承认本身并不看重，首先限于意识形态的藩篱，他们不可以也不可能视“美帝国主义”为友（当然，“美国友人”是严格归于美国人民的范畴），或者说，仅按照苏联政策以及抗日的共同需要而视之为“盟”，这在中文里的含义是有很大区别的。就在延安与史迪威加强联系的9月22日，毛泽东同孙平整整谈了两个小时，旨在澄清“美国人不可能解决中国任何问题，更别提整个远东问题。这就意味着莫斯科在最关键的时刻还得不可避免地介入进来”。[319]周恩来最初提出美国观察组构想的时候，就明确要求由“美国陆军军官”组成；毛泽东则于年底表态：中共愿意充分合作的条件为美军登陆计划够大并且提供武器装备。[320]就在毛、周为美援呼告的时候，延安的干部们却表达了真实的看法：“美国人不会为中国人达成一项公正的协议而感兴趣的。对于共产党人来说，他们是敌人，只不过暂时与之结盟罢了。”[321]理解了这一点对于解释1944-1950年中美关系的波动和各种猜测极为重要，那就是中共为什么无法实现与赫尔利、马歇尔以至司徒雷登（Leighton Stuart）合作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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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蒋外交最困难的时候，中共继续利用国际形势予以打击，并开始酝酿自己的政权。史迪威被撤换，好像在中共领导层并没有产生较大的反应。[322]不过，他们开始更为频繁地询问美国对于国共的政策究竟如何，并且明确表示欢迎美国对国民党采取强硬立场，一再将中国与南斯拉夫做类比，把蒋中正比作保皇派米哈伊洛维奇，暗示毛泽东即是铁托。[323]毛泽东希望从美国军方直接得到武器装备的援助，并使中共像南斯拉夫党那样，自己组织政权和拥有强大的军队。圣诞节那天，毛泽东向全党发出了一个具有分水岭意义的指示，明确宣布：“最近八个月，中国政治形势起了一个大变化。国共力量对比，已由过去多年的国强共弱，达到现在的国共几乎平衡，并正在走向共强国弱的地位……战争愈持久，我们愈丰富，愈强盛，数年之后，我们将出现为中国最强有力的政治力量，由我们来决定中国命运。”[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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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棋局中的国共关系 [1] 米夫是王明在共产国际的导师、季米特洛夫的助手，1938年被斯大林清洗，死于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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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The Diary of Georgi Dimitrov，10 January 1944，pp.294-296.See also Vladimirov，China’s Special Area，pp.169-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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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The Diary of Georgi Dimitrov，25 and 29 February 1944，pp.299，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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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中国公安部档案馆编《在蒋介石身边八年——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日记》（简称《唐纵日记》），1944年1月13日，群众出版社，1991，第40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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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王云五主编《民国胡上将宗南年谱》，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0，第1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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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人民出版社，1993，第493-4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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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任弼时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第4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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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中共中央书记处致董必武电》（1944年1月9日），中央档案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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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Vladimirov，China’s Special Area，p.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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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聂菊荪、吴大羽主编《董必武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第19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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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The Diary of Georgi Dimitrov，1 April 1944，pp.311-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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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Vladimirov’s papers，29 March 1944，in Vladimirov，China’s Special Area，p.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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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Stilwell diaries，17-24 April，4 Oct.and 5 Dec.1938，Joseph Warren Stilwell Papers，Boxes 38，41，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Davies，China Hand，p.27；Freda Utley，The China Story （Chicago：Henry Regnery Company，1951），pp.105-107；王炳南：《中美会谈九年回顾》，世界知识出版社，1985，第34页。中共党史学界关于史迪威与中共在1943年以前从未有过任何接触的说法是有违事实的，例如杨奎松《中间地带的革命》，山西人民出版社，2010，第4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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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Israel Epstein，Woman in World History：Life and Times of Soong Ching Ling （Beijing：Foreign Languages Press，2004），p.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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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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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John K.Fairbank，Chinabound：A Fifty-year Memoir （New York：Harper & Row Publishers，1982），p.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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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程远行：《一位老外交家的足迹：我所知道的王炳南》，人民出版社，1998，第1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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