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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战场的形势恶化是国民政府与美国政府关系恶化的先兆。这种从一开始就极不对等的脆弱的“同盟”关系,一直依靠着罗斯福的政治许诺和华盛顿的强大身段来维系,美国口惠而实不至,往往激起中国人的民族主义反响,而国民政府的腐败无能又加深了美国人本能的歧视。毫无疑问,国民政府没能发挥美国人所普遍希望发挥的作用。随着史迪威事件的发展,不单是美国军方,甚至国务院、白宫乃至普通民众对国民政府的观感都一落千丈,官方对蒋中正本人的猜忌也一度加深。随着史迪威的被召回,中国战场的价值也被无限降低,罗斯福即将以出卖蒋中正的方式去迎合斯大林的胃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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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中外学者认为当时中共非常希望获得美国的政治承认,其次才是武器援助。[318]这既抬高了中共的外交目标,也高抬了美国在其心目中的地位。其实恰恰相反,中共领导对承认本身并不看重,首先限于意识形态的藩篱,他们不可以也不可能视“美帝国主义”为友(当然,“美国友人”是严格归于美国人民的范畴),或者说,仅按照苏联政策以及抗日的共同需要而视之为“盟”,这在中文里的含义是有很大区别的。就在延安与史迪威加强联系的9月22日,毛泽东同孙平整整谈了两个小时,旨在澄清“美国人不可能解决中国任何问题,更别提整个远东问题。这就意味着莫斯科在最关键的时刻还得不可避免地介入进来”。[319]周恩来最初提出美国观察组构想的时候,就明确要求由“美国陆军军官”组成;毛泽东则于年底表态:中共愿意充分合作的条件为美军登陆计划够大并且提供武器装备。[320]就在毛、周为美援呼告的时候,延安的干部们却表达了真实的看法:“美国人不会为中国人达成一项公正的协议而感兴趣的。对于共产党人来说,他们是敌人,只不过暂时与之结盟罢了。”[321]理解了这一点对于解释1944-1950年中美关系的波动和各种猜测极为重要,那就是中共为什么无法实现与赫尔利、马歇尔以至司徒雷登(Leighton Stuart)合作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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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蒋外交最困难的时候,中共继续利用国际形势予以打击,并开始酝酿自己的政权。史迪威被撤换,好像在中共领导层并没有产生较大的反应。[322]不过,他们开始更为频繁地询问美国对于国共的政策究竟如何,并且明确表示欢迎美国对国民党采取强硬立场,一再将中国与南斯拉夫做类比,把蒋中正比作保皇派米哈伊洛维奇,暗示毛泽东即是铁托。[323]毛泽东希望从美国军方直接得到武器装备的援助,并使中共像南斯拉夫党那样,自己组织政权和拥有强大的军队。圣诞节那天,毛泽东向全党发出了一个具有分水岭意义的指示,明确宣布:“最近八个月,中国政治形势起了一个大变化。国共力量对比,已由过去多年的国强共弱,达到现在的国共几乎平衡,并正在走向共强国弱的地位……战争愈持久,我们愈丰富,愈强盛,数年之后,我们将出现为中国最强有力的政治力量,由我们来决定中国命运。”[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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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棋局中的国共关系 [1] 米夫是王明在共产国际的导师、季米特洛夫的助手,1938年被斯大林清洗,死于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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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The Diary of Georgi Dimitrov,10 January 1944,pp.294-296.See also Vladimirov,China’s Special Area,pp.169-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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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The Diary of Georgi Dimitrov,25 and 29 February 1944,pp.299,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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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中国公安部档案馆编《在蒋介石身边八年——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日记》(简称《唐纵日记》),1944年1月13日,群众出版社,1991,第40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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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王云五主编《民国胡上将宗南年谱》,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0,第1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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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人民出版社,1993,第493-4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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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任弼时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第4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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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中共中央书记处致董必武电》(1944年1月9日),中央档案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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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Vladimirov,China’s Special Area,p.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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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聂菊荪、吴大羽主编《董必武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第19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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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The Diary of Georgi Dimitrov,1 April 1944,pp.311-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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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Vladimirov’s papers,29 March 1944,in Vladimirov,China’s Special Area,p.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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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Stilwell diaries,17-24 April,4 Oct.and 5 Dec.1938,Joseph Warren Stilwell Papers,Boxes 38,41,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Davies,China Hand,p.27;Freda Utley,The China Story (Chicago:Henry Regnery Company,1951),pp.105-107;王炳南:《中美会谈九年回顾》,世界知识出版社,1985,第34页。中共党史学界关于史迪威与中共在1943年以前从未有过任何接触的说法是有违事实的,例如杨奎松《中间地带的革命》,山西人民出版社,2010,第4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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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Israel Epstein,Woman in World History:Life and Times of Soong Ching Ling (Beijing:Foreign Languages Press,2004),p.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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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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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John K.Fairbank,Chinabound:A Fifty-year Memoir (New York:Harper & Row Publishers,1982),p.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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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程远行:《一位老外交家的足迹:我所知道的王炳南》,人民出版社,1998,第1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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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有关刘斐系“共谍”的回忆录甚多,但他加入过共产党的证据不足,可以确定的是中共通过地下党员杨东莼向他发出指示。见程思远、屈武于刘女沉刚、婿王序平《刘斐将军传略》(湖北人民出版社,1987)卷首序文。参见魏大铭、黄惟峰《魏大铭自述:前军统局传奇人物》,香港,蓝月出版社,2012,第17页;蒋匀田《中国近代史转折点》,香港,友联出版社,1976,第83页;周宏涛、汪士淳《蒋公与我:见证中华民国关键变局》,台北,天下远见出版公司,2003,第102页;熊丸、陈三井、李郁青《熊丸先生访问记录》,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8,第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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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参见乔冠华《口述自传》,载萧关鸿等编《那随风飘去的岁月:乔冠华·章含之》,学林出版社,1997,第166-170页;王明湘等《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重庆出版社,1995,第194页;程远行《我所知道的王炳南》,第166-1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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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Harvey Klehr and Ronald Radosh,The Amerasia Spy Case:Prelude to McCarthyism (Chapel Hill: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96),p.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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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魏大铭自述》,第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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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Davies,China Hand,p.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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