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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战场的形势恶化是国民政府与美国政府关系恶化的先兆。这种从一开始就极不对等的脆弱的“同盟”关系，一直依靠着罗斯福的政治许诺和华盛顿的强大身段来维系，美国口惠而实不至，往往激起中国人的民族主义反响，而国民政府的腐败无能又加深了美国人本能的歧视。毫无疑问，国民政府没能发挥美国人所普遍希望发挥的作用。随着史迪威事件的发展，不单是美国军方，甚至国务院、白宫乃至普通民众对国民政府的观感都一落千丈，官方对蒋中正本人的猜忌也一度加深。随着史迪威的被召回，中国战场的价值也被无限降低，罗斯福即将以出卖蒋中正的方式去迎合斯大林的胃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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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中外学者认为当时中共非常希望获得美国的政治承认，其次才是武器援助。[318]这既抬高了中共的外交目标，也高抬了美国在其心目中的地位。其实恰恰相反，中共领导对承认本身并不看重，首先限于意识形态的藩篱，他们不可以也不可能视“美帝国主义”为友（当然，“美国友人”是严格归于美国人民的范畴），或者说，仅按照苏联政策以及抗日的共同需要而视之为“盟”，这在中文里的含义是有很大区别的。就在延安与史迪威加强联系的9月22日，毛泽东同孙平整整谈了两个小时，旨在澄清“美国人不可能解决中国任何问题，更别提整个远东问题。这就意味着莫斯科在最关键的时刻还得不可避免地介入进来”。[319]周恩来最初提出美国观察组构想的时候，就明确要求由“美国陆军军官”组成；毛泽东则于年底表态：中共愿意充分合作的条件为美军登陆计划够大并且提供武器装备。[320]就在毛、周为美援呼告的时候，延安的干部们却表达了真实的看法：“美国人不会为中国人达成一项公正的协议而感兴趣的。对于共产党人来说，他们是敌人，只不过暂时与之结盟罢了。”[321]理解了这一点对于解释1944-1950年中美关系的波动和各种猜测极为重要，那就是中共为什么无法实现与赫尔利、马歇尔以至司徒雷登（Leighton Stuart）合作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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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蒋外交最困难的时候，中共继续利用国际形势予以打击，并开始酝酿自己的政权。史迪威被撤换，好像在中共领导层并没有产生较大的反应。[322]不过，他们开始更为频繁地询问美国对于国共的政策究竟如何，并且明确表示欢迎美国对国民党采取强硬立场，一再将中国与南斯拉夫做类比，把蒋中正比作保皇派米哈伊洛维奇，暗示毛泽东即是铁托。[323]毛泽东希望从美国军方直接得到武器装备的援助，并使中共像南斯拉夫党那样，自己组织政权和拥有强大的军队。圣诞节那天，毛泽东向全党发出了一个具有分水岭意义的指示，明确宣布：“最近八个月，中国政治形势起了一个大变化。国共力量对比，已由过去多年的国强共弱，达到现在的国共几乎平衡，并正在走向共强国弱的地位……战争愈持久，我们愈丰富，愈强盛，数年之后，我们将出现为中国最强有力的政治力量，由我们来决定中国命运。”[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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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棋局中的国共关系 [1] 米夫是王明在共产国际的导师、季米特洛夫的助手，1938年被斯大林清洗，死于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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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The Diary of Georgi Dimitrov，10 January 1944，pp.294-296.See also Vladimirov，China’s Special Area，pp.169-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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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The Diary of Georgi Dimitrov，25 and 29 February 1944，pp.299，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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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中国公安部档案馆编《在蒋介石身边八年——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日记》（简称《唐纵日记》），1944年1月13日，群众出版社，1991，第40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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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王云五主编《民国胡上将宗南年谱》，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0，第1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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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人民出版社，1993，第493-4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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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任弼时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第4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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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中共中央书记处致董必武电》（1944年1月9日），中央档案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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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Vladimirov，China’s Special Area，p.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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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聂菊荪、吴大羽主编《董必武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第19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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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The Diary of Georgi Dimitrov，1 April 1944，pp.311-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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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Vladimirov’s papers，29 March 1944，in Vladimirov，China’s Special Area，p.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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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Stilwell diaries，17-24 April，4 Oct.and 5 Dec.1938，Joseph Warren Stilwell Papers，Boxes 38，41，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Davies，China Hand，p.27；Freda Utley，The China Story （Chicago：Henry Regnery Company，1951），pp.105-107；王炳南：《中美会谈九年回顾》，世界知识出版社，1985，第34页。中共党史学界关于史迪威与中共在1943年以前从未有过任何接触的说法是有违事实的，例如杨奎松《中间地带的革命》，山西人民出版社，2010，第4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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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Israel Epstein，Woman in World History：Life and Times of Soong Ching Ling （Beijing：Foreign Languages Press，2004），p.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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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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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John K.Fairbank，Chinabound：A Fifty-year Memoir （New York：Harper & Row Publishers，1982），p.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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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程远行：《一位老外交家的足迹：我所知道的王炳南》，人民出版社，1998，第1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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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有关刘斐系“共谍”的回忆录甚多，但他加入过共产党的证据不足，可以确定的是中共通过地下党员杨东莼向他发出指示。见程思远、屈武于刘女沉刚、婿王序平《刘斐将军传略》（湖北人民出版社，1987）卷首序文。参见魏大铭、黄惟峰《魏大铭自述：前军统局传奇人物》，香港，蓝月出版社，2012，第17页；蒋匀田《中国近代史转折点》，香港，友联出版社，1976，第83页；周宏涛、汪士淳《蒋公与我：见证中华民国关键变局》，台北，天下远见出版公司，2003，第102页；熊丸、陈三井、李郁青《熊丸先生访问记录》，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8，第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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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参见乔冠华《口述自传》，载萧关鸿等编《那随风飘去的岁月：乔冠华·章含之》，学林出版社，1997，第166-170页；王明湘等《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重庆出版社，1995，第194页；程远行《我所知道的王炳南》，第166-1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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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Harvey Klehr and Ronald Radosh，The Amerasia Spy Case：Prelude to McCarthyism （Chapel Hill：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96），p.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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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魏大铭自述》，第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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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Davies，China Hand，p.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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