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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调为引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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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短短的十几行字，是美国迫切希望苏联对日参战而囫囵吞下的恶果，其中不少模糊的概念给人留下了广阔的想象空间，对后世影响巨大。这是美国对俄国殖民主义的实际支持，诚如日后在越南支持法国的殖民统治一样。当国际国内形势变化了，华盛顿很快就会为这种草率的决定而感到后悔。早在德黑兰会议上，斯大林就曾宣布将远征日本，并暗示了其政治要求，罗斯福当时并不热情，他仍希望依赖中国。1944年初，苏联外交人民委员会内部对未来远东地区的构想其实也并不包括中国东北，他们甚至不希望苏联参加对日作战，而是消耗美英去击败日本，并与国民政府保持友好关系；苏联在远东的领土要求仅为日俄战争期间被日本割占的南萨哈林岛以及千岛群岛，从而获得太平洋出海口。[10]然而克里姆林宫的胃口要大得多，可能并非白宫永远都愿意满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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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尔塔让斯大林获得了梦寐以求的领土。据莫洛托夫回忆，斯大林用摁钉把一张新的苏联地图钉在墙上，志得意满地欣赏起来：“咱们来看看，我们得到了些什么……北方一切都好……波罗的海，自古以来就是俄罗斯的土地！……”接着，他指向了东方：“这里情况怎么样呢？千岛群岛现在已归我们，萨哈林岛完全属于我们的，你们看吧，这有多好！旅顺港是我们的，大连也是我们的，中东铁路也是我们的，中国、蒙古——这都没问题……”斯大林一边说着，一边用烟斗在中国一带画了一个圈。莫洛托夫本人说过这样一句话：“作为外交部长，我认为自己的任务是尽量扩大我们祖国的版图，看起来，这个任务我和斯大林完成得并不坏”。[11]斯大林对雅尔塔非常满意，以至嘉奖了会谈期间担任安保任务的军警1021人。[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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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可能的不良影响，这个秘密协定被推迟一年公布。国民政府知道协议内容是在一个月之后。罗斯福原本打算在接到斯大林的通知之后，指派某军官作为信使自华盛顿出发经莫斯科赴重庆，再由驻华大使赫尔利向蒋中正通报。[13]岂料3月12日，驻美大使魏道明拜谒罗斯福，直接询问雅尔塔会谈内容。罗斯福承认自己“避免正式提及此事”，但同时也转告了斯大林对远东的三点要求：“（一）维持外蒙古现状。（二）南满铁路所有权属中国，但业务管理宜有一种委托制度。（三）苏联希望在海参［崴］以南，获得一不冻军港如旅顺或其附近之港”。这实际上与三国签署的协定已有不少出入。然而接下来，罗斯福自己解释道：“（一）维持外蒙古现状，主权仍属中国，似无问题。（二）南满铁路要在主权属于中国，业务管理在增进效率”；所谓委托制度“大约由三方组织之，一为中国代表，一为苏联代表，一或为美国代表，均当为铁路专家”；（三）军港问题“完全为一新问题，而在前所谈大连办法之外”，他当时就告诉斯大林说这是“将来之问题，无须太急”，他可以和蒋商量，“中国态度向极合理想，当不难获得适当解决……闻宋部长将赴莫斯科，似不妨与之先谈……或以旅顺长期借与苏联，主权仍属中国”；又谓未与斯大林谈及中共问题。如果魏道明报告无误的话，那么罗斯福无疑在很多地方撒了谎，而且全都无关保密事宜。真正需要保密的是，当魏道明询问苏联是否参加远东对日作战时，罗斯福所给予的明确答复：“时机成熟，一定参加”，而且是在欧战后“即行参加，但坚持需要相当时间运送西方军力至远东，并巩固其海防”。[14]蒋中正直到此时才确信苏联将于欧战结束后对日作战。重庆政治人物也开始风闻雅尔塔有关苏联将由陆路进攻日本的决定。[15]然而事实表明，三巨头对中国人保密的歧视似乎也是多余的。日本御前会议6月才注意到苏联增加了远东军备，并推测“很可能对日使用武力”，鉴于北满作战的气候条件，指出“夏秋以降特别需要警惕”。但当苏联参战的消息传到东京的时候，外相东乡茂德仍在御前惊呼：“苏之宣战完全出乎预料”。[16]连在华的派遣军副总参谋长今井武夫也表示当时“无法知道雅尔塔会谈的秘密协定内容”。[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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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尔利是在2月回国述职的时候，被告知协定内容的，同时罗斯福指示他在未获斯大林信号之前，不得向蒋中正提及此事。4月12日，罗斯福因脑溢血在任上辞世，副总统杜鲁门按照宪法接替他成为第33位美国总统。由于缺乏外交经验，杜鲁门暂时维持着罗斯福的外交路线。当赫尔利4月15日再经莫斯科赴华时，斯大林授权这位美国驻华大使自由决定何时将协议告知蒋，及如何告知。哈里曼觉得应当尽可能拖延。赫尔利谨慎地答复斯大林，他将在合适的时候向克里姆林宫询问，得到允许之后再告诉蒋中正。斯大林则向赫尔利重申了“中共非共”和支持国民政府的态度。未来的“遏制战略”之父、苏联问题专家凯南（George F.Kennan）和哈里曼曾对此表示怀疑，并专门向国务院提出过书面警告，可惜没有获得重视。凯南明确写道：“我肯定莫斯科在此政策框架内尤其旨在：（1）在实质上重新获得沙俄先前在亚洲大陆攫取的所有外交和领土权利，即便没有名义；（2）主宰与苏联中亚边疆接壤的中国省份……（3）充分控制华北所有日占区，防止其他列强重复日本的侵略”。[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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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赫尔利返回重庆后，在蒋中正询及之时，他们就其内容进行了讨论。当时，罗斯福已然辞世，赫尔利希望继位的杜鲁门总统尽快授权他正式通知中国政府。[19]但杜鲁门仍命他保密。[20]直到6月15日。然而，孙科获悉相关消息后就立即通知了中共方面：苏联即将进入满洲对日作战。[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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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共六下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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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美苏在黑海合作密谋相左的是，共产党的意识形态渐渐成为中国政治关注的焦点问题。美国政府和军队原本企图在欧洲和远东都与共产党武装联手，打击德日轴心国的势力。1月13日，当在延安的美军战略情报局人员把伯德访问的消息发回重庆的时候，对国民政府来说，无异于晴空霹雳，宋子文立即要求赫尔利解释。赫尔利怒不可遏，直接向罗斯福投诉。[22]随后马歇尔十万火急地把魏德迈从前线召回，来见证属下麦格鲁和赫尔利发生的激烈口角。[23]强势的大使对自己职责的解释，终于成为一年内美国对华政策的纲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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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防止国民政府倒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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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保持蒋介石为民国总统及军队最高统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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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和谐委员长与美国指挥官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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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促进中国战争供需品的生产并防止经济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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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以打败日本为目的，统一中国所有的军事力量。[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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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德迈的资历和后台都不及前任史迪威，更不是赫尔利的对手，本就如履薄冰。早在魏赫共事之初，为了避免出现像史迪威与高思那样的尴尬关系，两人就曾结成政治同盟，即不向华盛顿报告对方辖下且有可能对其不利的事项。对于赫尔利的失约，魏德迈也只能咽下苦果。[25]他向马歇尔说明自己已与大使和好如初，请求此事不了了之。[26]包瑞德成了唯一的替罪羊，赫尔利要求华盛顿撤销对其晋升准将的任命。1月24日，魏德迈不得不召开中国战区秘密军事行动协调会议，在座的包括国民党军统的戴笠、钱大钧、郑介民，和美国战略情报局的多诺万、赫普勒（Heppner）、伯德，以及海军驻华小组的梅乐斯和美英其他情报组织负责人。魏德迈当着中国官员的面，要求今后美英任何秘密军事行动凡是需要增加人事或者物资的，都必须事先征得郑介民将军的同意，并“不得向任何个人，如某省省长或中国军阀及特殊政治团体，提供任何帮助或者物资支持”。[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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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对于美军军援的期望也随着包瑞德的继任者、观察组长德帕斯（Morris De Pass）上校的到来而破灭。他带来了赫尔利的建议信，信中明显支持蒋中正，暗示美援只能经由与国民政府的谈判桌。[28]毛泽东不得不在1月22日答复说：周恩来将再度赴渝谈判。延安的英语学校也随之关闭，中共开始报复性地延迟提供气象情报。[29]美国人不许中共公开报道对美军飞行员的成功援救，也加深了延安的反感。[30]周恩来随后首次拒绝了赫尔利有关由美国军官指挥中共军队的提议。毛泽东在电示中提出表扬，指斥“将中国军队尤其将我党军队隶属于外国，实为殖民地军队的恶毒政策，我们绝对不能同意”。[31]双方的友好关系走到了尽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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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春天，华盛顿就中国政治问题做出了一个重要决策。3月27日，魏德迈、赫尔利和梅乐斯列席参谋长联席会议以提供他们对中国问题的看法。据参谋总长李海上将回忆，他们的总论点是“对蒋的中央政府进行较小的援助即可平息中国的反对派”。[32]魏德迈在4月和5月又多次提到他对中共将来的军事能力并不看好；而赫尔利在整个上半年都在谈这个问题。[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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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毛泽东一直密切关注着苏联红军在欧洲的推进速度。即便是深深怀疑其对莫斯科忠诚的孙平亦表示：“毛无论做什么，他的整个政策总会考虑苏联的协助。在任何关键形势下，这一政策就意味着苏联不变的支持。在要渡过任何政治危机的时候，亦会考虑到苏联对延安有利的决定性干预”。[34]中共注意到随着欧洲战场形势的遽变，苏联在其周边扶植了一个又一个共产党政权，因而更加确信苏联不会不支持中国革命，遂重新拿起了暂时放下的意识形态工具。[35]3月31日，毛泽东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上推出了以联共党史（简明教程）为范本而编纂的中共党史，重申了意识形态的重要意义。毛泽东最后说：“对外国主要联合苏联，对美、英及其他反法西斯的各国以联合为主，但也有警戒的暗示”，强调国内形势的变化，只要军队发展到150万人，就是“以我们为中心”，而蒋介石则“无联合可能”。[36]林迈可观察说：“如果不是日本在数月之后就投降的话，中国就会出现两个政府对峙的局面”。[37]用毛泽东自己的话说：“蒋先生总以为天无二日，民无二主，我‘不信邪’，偏要出两个太阳给他看看！”[38]4月4日，毛泽东在谢伟思回国前要他带话：“一旦中国发生内战，希望美国对国共双方采取不插手政策”。[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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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5日，苏联正式宣布有效期仍有一年的《苏日中立条约》期满后不再续约，而对日作战部署在一个月前就已经开始。[40]毛泽东大喜，宣布召开一再延期的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4月23日，中共七大在“英特纳雄耐尔一定要实现”的国际歌声中召开，重申了未来十年亲苏的政策基调。755人与会，代表中共党员121万人，并有日共和韩共代表参加。[41]众多来延的中共高级干部，由毛泽东亲自教诲，统一对有关历史、政治问题的解释，不同“单位”的个人在非公众场合会面必须经一方单位审批同意并发给介绍信，夫妻也被分到不同部门，孩子交给托儿所。[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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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七大标志着以毛泽东的意识形态统一全党的完成，并全面向国民党夺权的开始。在这次大会上，毛主席所做的多个报告，都以“两个中国之命运”“两个战场”“两条路线”的对立方式，明确提出了要“尽可能迅速地”建立“人民政府”或是“中国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将国共斗争直接推向了国家政权争夺阶段。毛泽东提醒那些盲目的左派人士：“不要把国民党的影响和势力看轻了，现在国民党在群众中还是有影响的，要想去掉它，还需要多少年……我们的影响不来，他的影响不会走”。[43]因此，中共的夺权行动是全面的，即在军事、财政、民心各方面主动进击，一口一口吃掉国民党。延安宣布不再参加国民党于抗战期间创设的民意咨询机构——国民参政会。应该指出，它对执政党所提出的许多尖锐批评都是中肯的，例如国民政府的腐败、“大汉族主义”的民族歧视政策等。不容忽视的是，这些口号对国内外包括智识阶层在内的中下层民众具有广泛的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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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5月5日，国民党六大如期在重庆召开。这次全会的主题虽说是结束训政、实施宪政，但实质上也只不过确认了蒋中正的总裁地位。762人与会，其中中央委员148人、列席162人。蒋致开幕辞，他首先回顾了抗战历史，继而表明宪政决心：“早日实施宪政，归政于民，愈速愈好”；暗指中共“以民主先驱自居，真伪倒置，黑白不分”。[44]国民党素来以党化国，党章自然也比宪章重要。蒋特命CC系国民党元老李宗黄（字伯英）召集修改党章，新增一条即开宗明义：“本党组织原则为民主集权制”。[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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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7日，国民党六大根据党章第六章第二十六条规定选举总裁。说是选举，其实是推举。程序极富中国特色，由吴稚晖按照蒋亲自授意起立发言，大声讴歌蒋中正二十年来的德行，“擘划军政设施，辛劳备至”，并以其国民党元老身份断言“总理在遗墨中论及［蒋］总裁才能时，亦隐有以总裁为其继任人之意”，继而建议今总裁既然贤明正统，不如改此前党章中“代行总理职权”为“行使总理职权”，“尤较确定”。吴稚晖一锤定音，复有会场主席于右任当即宣布“蒋同志继承总理，出师北伐……神武天纵，领导全国……总裁复谦让为怀，请各同志重行选举，此虽为我国古代之揖让大道……推选蒋中正同志为本党总裁”。[46]此后的场面是可以想见的集权制模式：全体与会人员“一致起立通过，高呼口号，响彻云霄，然后继以热烈之掌声，以示庆祝拥护，掌声连亘达三分钟之久”。[47]这不过是走形式，此前总章审查组在讨论过程中，有人主张总裁不再选举，而“以蒋先生为总裁”句加入总章，孙科、邹鲁颇有异议，蒋遂改“代行”为“行使”了事。[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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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日，大会专门通过了由蒋提出的对于中共问题之决议案。该决议案明显带有政治放松之意，只不过指责“中共仍坚持其武装割据之局，不奉中央之军令政令”。但内部决议则对中共抨击激烈，谓“最近更变本加厉，提出联合政府口号，并阴谋制造其所谓‘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企图颠覆政府，危害国家。凡我同志均应提高警觉”。[49]蒋以素有的说教口吻称：“所愿中共党员，亦能懔于民国缔造原非易事，抗战胜利尤待争取，共体时艰，实践宿诺”，旨在表明国民党愿意谈判解决两党矛盾。[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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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执政者，蒋自然清楚宪政乃中国必由之路。他早在3月1日的宪政实施协进会致辞时就宣布1945年11月12日孙文八十冥寿即召开国民大会，制颁宪法，以实现宪政。私下里，他不无目的地对赫尔利坦白：“如果他作为独裁者死去，那么名字和对中国的贡献都会被遗忘，但如果他予国家以民主，予人民以自由，实施宪政，那么就会青史留名”。[51]可是因为认知有限，他像一个清末君主，不知道该如何改革，如何教化他的子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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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六大同时讨论对苏政策问题。虽然少数人担心苏联对东北的野心，但多数人明确表示赞成与苏联结盟，并主张政府与斯大林举行谈判。蒋最后裁决，中国应该请求苏联参战，同时政府将派代表团去莫斯科。他天真地认为，斯大林不至于将东北交到中共手里。他甚至表示，如果事情变成那样，“我们西方的朋友会来帮助我们”。[52]5月21日，六大闭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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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蒋中正不同的是，毛泽东已经公开敌视美国。在5月31日下午的中共七大总结报告中，他指出：中共与美国的关系将要完结，大骂的阶段恐怕快到了，美国不到山穷水尽，绝不会和我们合作。毛泽东并告诫与会者：“我们党的高级干部，应该特别注意研究美国的情况。中国可能变成美国的半殖民地，这是一个新的变化”。[53]6月11日，七大闭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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