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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满洲最自由，一切人只要不带武装不用八路共党番号即可自由进入满洲，乘火车不要买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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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党在各大城市甚活跃。各地应设法抽调大批干部到东北工作。[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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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势已经十分明朗。中共前期的试探性措施如今有了回报。于是，刘少奇把握毛泽东“争取东北”的方针，不是缩小而是扩大了增兵的力度，成立以彭真为骨干的东北局，再派山东四个师赴东北，不进大城市。与此同时，为了应付苏联人，采取一些形式上的撤退：“一、撤名义；二、撤小部分到乡下，主要部分留沈阳；三、从沈阳至营口、山海关，把撤退闹得轰轰烈烈。三种撤法都用”。[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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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朱德和伍修权（兼任翻译）在王家坪八路军总部与贝鲁罗索夫“正式谈话”。朱德根据刘少奇的决议表示，八路军可以撤退，但是“在热河、辽宁，一九三七年中日战争爆发时即有八路军活动，并创有根据地，请允许该地区八路军仍留原地”，贝鲁罗索夫起初不同意，但在伍修权的一再坚持下，双方最终还是达成协议，即苏军同意将锦州、热河两省完全交中共军队接管。[172]因为锦热原为“满洲国”省份，所以这是苏联对仅仅一个月前签订中苏条约的重大违背，而且必然是经过斯大林的授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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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少奇更连夜开会，抓住这个“千载一时之机”，将原定的南下战略正式转变为“向南防御、向北发展”，立即以中共中央名义电令南进部队改向东北，调去七大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22人强化领导，尤其林彪不去山东而转赴东北，华北、华中各中央局迅速抽调成建制的军事干部出关，具体为“华中二十个团，山东三十个团，冀察晋二十五个团，晋冀鲁豫二十五个团”，共百团干部，“从班长、副班长、排、连、营、团长及事务人员、政治工作人员均配齐”，“其他炮兵、工兵、骑兵，化学、教育等技术人员亦应配去”。刘另电令华中局张云逸、饶漱石“华中能去东北干部应速去”。[173]同时以大连、营口、安东（今丹东）为中转，由山东和东北局负责，把军人、干部以“东北的劳工或华北的难民”身份，迅速运入东北。[174]刘少奇大胆放弃长江以南经营多年的根据地，怀着“苏也可掩护我们”的心理，设想中共“控制热、察及冀东，在满洲沿海又配置数万兵力，即可阻止蒋军进入满洲，控制东北”；“现在问题就是快的问题，一刻千金……但只要搞到了冀东与满洲，劣势总比无势好”。[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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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6日，苏军用飞机将第一批中共东北局干部、将领，包括彭真、陈云、伍修权、曾克林等七人，从延安运至山海关。尽管当时苏军只是想让他们协调与中共地方部队的关系，但他们的目标毫无疑问是占领东北。[176]这些人随后抵达沈阳，并在城南张作霖大帅府建立了中共东北局机关，对外不挂牌，但经苏军告知莫斯科。[177]陈云、彭真以及两个月后到沈阳的张闻天、高岗都是七大公布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占了全体13名委员的近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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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日，晋绥军区贺龙方面也传来好消息，他们与苏军克尼德涅夫中将举行了会谈。苏军表示“所占领之地坚决要求八路军主力火速北开接受（包括蒙古东北）；武器答应将七九口径枪给我们，其他武器也可，在保守秘密条件下给我们一部，但不要叫蒋［中正］傅［作义］知道”，并要求立即汇报延安：中共开赴内蒙古后经常与北方保持联系，遇到蒋军进攻不得已时可靠近外蒙古边境，甚至退入外蒙古。[178]这显然是莫斯科的旨意。延安迅即派出吕正操部北上接防，并组织骆驼队，绕道大青山，前往库伦（后改名乌兰巴托）接收了大量军火。[179]由是，刘少奇经毛泽东首肯，制定了“背靠苏联、朝鲜、外蒙古、热河”的战略部署。[180]而几天前，9月9日，美军观察组再次用飞机将中共晋察冀统帅聂荣臻、萧克、刘澜涛、罗瑞卿、郑维山等由延安运抵晋东北的灵丘。[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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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中共的挺进相比，国民政府和军队迟迟不得进入东北。苏联驻华大使彼得洛夫通知重庆外交部，苏军主力将于10月中下旬开始撤退，拟于10-15日由马林诺夫斯基元帅与中国全权代表商讨撤军事宜。熊式辉这才准备赴长春会晤。[182]9月8日，蒋中正才得知一周前中共协同苏军占领了山海关。他向苏军表示抗议。苏联方面为表明不偏不倚，宣称东北城市中没有任何中国的作战部队。[183]曾克林的部队之后也象征性地迁往沈阳市外二三十公里处驻扎。[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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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在得到苏军武装中共的消息后，马上向苏联提出抗议。自8月底以来，莫斯科一连串单边行动触怒了美国军方，尤其是苏联在日本投降之后的急速进军更不可避免地引起了猜疑。而对于中国战区长官魏德迈来说，共产党拘禁甚至杀死美国军官的行动大大激怒了他。8月25日，战略情报局空投到山东的伯奇（John Birch）上尉被杀。[185]美国人对蒋中正的要求迅速回应。魏德迈立即着手将国民党军从西南运往华东和华北。马歇尔同意了蒋中正利用日军维持华北秩序的政策。9月30日，美国海军陆战队士兵在河北塘沽和山东港口登陆。在随后的一周内，约有5万名美军占领华北各主要港口以及大城市北平和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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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斯科猜疑更重，鉴于驻华北美军数量的激增，担心蒋会倚势“控制东北各省，控制旅顺和大连”。[186]这带来了共产党方面对东北政策的再次调整。10月初，科夫通以没有苏联签证为由，驱逐了沈阳的法国领事和美国情报人员。[187]苏军改变了先前对中共控制的谨慎态度，实行放手政策。据中共东北局报告，9月30日美军登陆前彭真等还抱怨苏联给予武器数量有限，“友方对我限制更严”。[188]10月3日，苏军“态度空前的好，接着即有人偷偷告我，上级有人来”，随后会见一神秘老人，“并有六七位将校作陪”，老人批评中共背靠苏联的现行部署“还没有脱离游击战争概念”，指示道：“你把南边，特别是山海关方向抓住（长春路是商办，谁若运兵须要交涉），北面自然是你们的。东三省人力财富主要在南边，又是门户，把这里掌握了，北面还有什么要紧”。这就是说支持中共控制全东北。接着，老人更指示彭真与“战利品的管理者”克拉夫钦科上将及其军事委员图马尼扬中将直接交涉，在保密的前提下，中共有何要求即可“问他们要”。彭真当即要到了“三万支步枪、一千挺机枪、十五门大炮”。10月4日，苏军进一步提出包括“所有吉林、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四平街、安东、沈阳、本溪”等地区，希望中共在月底前全部接防。[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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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其实是斯大林要求中共改变原先的防御性部署，增加山海关和沈阳兵力，以阻挡国民党军进入东北。彭真同意“将主力布置于南部，并请中央以林彪所部控制山海关一带”。[190]苏方开始将缴获的日本武器大规模供给中共军队，甚至表示如一时无力接收则可代为保留一个月。同样是10月4日，东北局再电延安，谓苏方“表示已下最后决心，大开前门，此间家务全部交我”，“总观全局，我们建议你下最大决心，立即从各区抽调卅万主力，于一个月内赶到，用尽一切方法，控制此间。这是决定全局的一环”。[191]两日前，刘少奇还告诫彭真“不是首先将主力部署在满洲门口，抵住蒋介石”。[192]两日后，刘少奇则回电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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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彼方既下决心，我应表示我方自有办法，但三十万虽不到，一个月可有十万到达冀东和东北，本月底可再抽三十五万到。国民党有将近五十万大军沿平绥、同蒲、平汉、津浦路向平津、东北前进，我冀鲁豫太行五台等区部队均能抽调必须阻止顽军北进，并消灭其一部，才能掩护我已出动之十万到达目的地，并进行工作，否则顽军大部队集结平津必隔断华中华北与东北热河联系，东北亦无法安全进行工作，干部已大批出动，二星期后即可陆续到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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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在平绥、同蒲、平汉、津浦四路我与蒋军大冲突即将开始，请与辰兄商量能否在张家口、绥远方面给我以必要的帮助，使我在这些大冲突中获得大胜利，对东北及全中国的局势均将起大影响，望能在此着之成功，在东北伪军伪警在我到达后必须解除武装或重新加以整编，大批调动与改造其干部才能掌握在我手里，望加注意和准备。[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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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军甚至允许将大连市的行政权力交予中共，沈阳、大连的市长、警察局长也都由中共充任。[194]共产党员、张学良的弟弟张学思调任中共辽宁省主席，原北方局干部朱其文副之。已返延安的毛泽东迅速准确领会了莫斯科的意图，在刘少奇10月19日给东北局的指示中又加上一句：“我党方针是集中主力于锦州、营口、沈阳之线，次要力量于庄河、安东之线，坚决拒止蒋军登陆及歼灭其一切可能的进攻，首先保卫辽宁、安东，然后掌握全东北，改变过去分散的方针”。[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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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明显，在这场东北争夺战中，中共是积极挑战的主力，苏共则是其幕后的依靠。[196]苏军占据时，中共所有工作都要征得他们负责军官的同意。[197]即便苏军撤走后，中共建立的政权组织也打算采用“中苏友好协会”的名称。[198]周恩来在返延报告时说：“远方朋友［苏联驻渝大使］曾为此向我们做过多次解释”，苏共的立场就是“在可能［与］条件许可情况之下”必然给它的中国同志以援助和支持，“只是这种援助必然是不公开的，这种支持必然是暗示式的”。[199]（着重号为周恩来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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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中共也利用美国迟到的“冷战”意图，谋求利益最大化。10月22日，延安又一次利用美军观察组的飞机将高岗、张闻天、刘英、李富春、王鹤寿、凯丰等11人由延安运至河北邯郸，他们于一个月后到达沈阳。[200]对于秦皇岛登陆的美军，中共采取“美军在形式上与我交好，我亦与之交好”的方针，“避免与美军武装冲突”，但同时明确“这是美顽之麻痹手段”，坚持彻底破坏铁路、电线的行动。这当然也符合苏联的利益，苏军曾指示东北局“美空军如来侦察不要射击”。[201]延安认定美军不会干涉。[202]但不久仍发生了美国商船“赫尔姆斯”（George R.Holmes）号事件。该船停泊秦皇岛，船长等五人登陆并驱车前往山海关，途中遭到中共驻守该地冀热辽军区第十七分区临时组建的十九旅四十六团袭击，但在确认身份后又很快停火，大副受轻伤住院，吉普车被扣。[203]秉承“与之交好”以及“不能给敌人以借口”的外交方针，中共该旅旅长同时也担任山海关卫戍司令的张鹤鸣亲自过问，并为这些美国人专门聘请了厨师，后予以释放。[204]事态未有进一步发展。[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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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国民党面对苏联，遭遇的却又是另一番景象。蒋介石坚持在大连登陆的要求，被苏联政府驳回，而且“态度甚凶横”。[206]10月12日，熊式辉携东北行营主要人员由北平飞赴长春，获报工业设备已被抢劫多半，“丰满大电厂发电机八部已取其六，抚顺炼钢炉已拆取二只，长春广播机件正在拆取。各机关家具、汽车，亦搬运一空”。哈尔滨以北铁道由1.435米标准轨换成苏联1.524米的宽轨，已成割据。种种迹象表示苏联在东北会做长期打算。10月13日，国民政府代表终于在日本关东军司令部旧址见到马林诺夫斯基，但他对所提登陆、运输、接管等问题大多推诿，或言须请示上峰，或言须两政府间协商，或言有种种困难。只不过苏军表示将于11月20日起由南满北撤，约11月30日撤出中国，另中方所提营口、葫芦岛两地登陆无问题，但国民党军应经由铁路运入东北。国民党早先派去秘密工作人员的活动因受苏军“严厉措置”威胁而取缔。空降的接收大员立时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据张嘉璈回忆，“厨子、卫队，均系苏军司令部所派。长春市长曹肇元及公安局长，均系苏军最近委派，自不易自由行动。亦不知如何与当地工商界及经济事业机关人员接触，如同身在异国”。不仅如此，最要命的是国民政府官员手中的法币禁止流通，又无法获得红军券，前中央、交通银行被勒令停业，可怜他们只能依靠别人孝敬来的满洲中央银行券200万元“聊解行营燃眉之急”。[207]也就在东北行营一筹莫展的13日，蒋中正密电胡宗南印发《剿匪手本》。[208]10月18日，他亲自召见苏联大使彼得洛夫，尽力挽回中苏关系。蒋再次表达了在大连登陆的要求，解释他之所以请美国帮助运兵是因为苏联驳回了国民政府向其借用舰艇的请求。他甚至向斯大林保证：不追击中国共产党人，并为他们保留一定的地盘，实行自治，设立自治机构和自治军队，只要中共承认国民党中央的崇高领导。[209]莫斯科对此未予理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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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将阻击国民党军队作为“目前中心一环”，中共与苏军开始联合行动。苏方不但于10月16日拒绝国民党军在日前允许的营口登陆，还要求中共派兵阻止。东北局请求苏联“运用外交力量并给以运输便利”，以使主力部队到达指定地点。苏方继而同意“设法将蒋军登陆时间迟滞十天左右”。利用这段时间，东北的中共军队大举消灭当地现存的国民党武装，“肃清顽方在东北之内应力量”，各地军队更兼程赶至，准备决战。莫斯科派来代表，与东北局“保持经常联系”，“态度愈积极，关系皆好”。在协助阻击国民党军、解除武装、接收政权方面，苏军上下“更积极些放手些”，不仅秘密给予武器物资，有十一二万步枪、约四千支机枪及众多弹药、通信器材等，后来把劫掠剩余的工厂都交中共支配，而且将承德至锦州及沈阳一线（除沈阳市外）的部分铁路运输也交由中共控制，除运兵外，还可将武器装备分散、消化。苏方还许诺在11月15日前协同中共军队打击国民党军。11月1日，刘少奇报告说，原先日军重兵把守的平绥、同蒲、津浦等各主要铁路干线均被中共军队占据或破坏，国民党军各部“均不得进，故去东北者除海运空运外别无他道”。[210]毛泽东明确指出：“拒止蒋军登陆、着陆及接收政权，此点如无苏军协助则不能成功”。[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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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4日，复又爆发《光复报》事件，斯大林对重庆敌意更甚，对延安的支持也随之升级。起因是刚刚设立于长春的国民党吉林省党部发行《光复报》，刊登消息说斯大林因健康关系不能问政，大权悉交莫洛托夫掌管。[212]这可触犯龙颜，间接导致莫洛托夫日后失势。苏军当日搜查了吉林省党部，将办事人员拘禁一夜；并切断了东北行营的电话线，将长春市长、警察局长之职交予中共掌握。重庆为避免再起争执，按照苏军要求停止了在东北的党务活动。蒋经国上书云：“想我父子二人，命定忍苦受难，深信祖先有灵，必能使［父亲］大人万事如意”。[213]然而，当国民党军试图按照苏军所允在葫芦岛和营口登陆时，却发现两地均已被中共重兵占领，无从上岸。苏方解释说，这些武装系由关内进入，并参加了抗日战斗，而自己为了撤退，无力也不便干涉中国内部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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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7日，当熊马再谈的时候，苏联在东北不合作的态度并未因重申撤兵日期而有丝毫减弱。对于熊式辉所提登陆、接管各问题，马林诺夫斯基改称：国民党军可于11月初在葫芦岛和营口两地登陆，亦可由陆路进达承德，至沈阳、哈尔滨等处，唯须苏军撤退之后，“不使两军相遇”；如仅空运少数宪兵，可在苏军撤退前四五日办理；苏方担保“交通线内不容有非正式军队，如有，必令缴械”（言下之意，其他地方可有中共军队），中方可派员接受中长路以外的铁路；满洲境内各工厂均为苏军战利品，且抚顺煤矿应归中长路经营等。[214]一方面，莫斯科惧于国际舆论，不得不撤军；另一方面，出于对美国在秦皇岛和天津登陆的不安，斯大林利用当前有利的占领形势，突破了中苏条约的各种承诺，企图加强对东北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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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则摆出决战架势，“竭尽全力，霸占全东北”，命令东北局对于“从任何方面进入东北之蒋军，须坚决全部消灭之”。[215]10月27日，毛泽东致电东北局：“至本月底，有三万军队、六千名干部到达东北，十一月将有六万军队、两万干部到东北。总计到年底，共有十二万军队、三万干部到东北”，并命令他们不可“松懈人心与看轻迅速作战的准备工作”，明确“十一、十二两个月是我们争夺东北及热河的成败关键”。[216]11月4日，在给晋冀鲁豫局的指示中，毛泽东更指出“可能迫使蒋军先在大沽、唐山、秦皇岛登陆，如此我可争取时间布置内线作战，决心保卫沈阳不让蒋军进占。一俟苏军撤退，我方即宣布东北人民自治”；至于中共兵力，“李运昌最先入东北之五千人，现已扩大至八万，分布南满各地为地方部队，惟战斗力弱。我正规军入满者至此刻止，计有五万左右，在路上半月内可到者约五万，共十万左右，为内线之主力”，加上紧急从各地抽调10.9万人，命12月中下旬到达热河、辽宁、冀东交界地区，以从外线夹击国民党军，并伺机入关。[217]毛泽东明确说：“没有更大的胜利，特别是东北的胜利，武装斗争是不易停止的。十一月至十二月中旬将是蒋与我武装争夺东北的另一次高峰，战场是在辽宁南部、锦州、热河、冀东地区。我必须集中可能的力量，争取这战略性质的决战胜利，奠定我巩固的大根据地”。[218]新四军三师主力黄克诚部3.5万人，用两只脚从苏北走到东北，历时59天，其中非战斗减员3000人。[219]正如延安设想的那样，国民政府被迫在华北秦皇岛登陆，再由陆路推进时，遭到了中共部队的猛烈阻击。[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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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年底的莫斯科外长会议召开，苏美之间基本上达成了两分中朝的默契。苏联虽然不喜美国在华北驻军，但只要华盛顿不干涉东北，亦可接受。12月23日，斯大林接见了贝尔纳斯国务卿。“为什么美国不愿意从华北撤走军队呢？”贝尔纳斯笨拙地答道，美国政府很想撤军，只不过现存义务和实际情况使得这一愿望难以实现。斯大林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说，如果美国想在华驻军，苏联政府并不反对，只希望事先告知；随后，又说如果中国人民认为蒋介石依靠外国军队的话，委员长将失去他的权势，因此他最好自食其力，而美国也最好不要动摇他在民众中的权威。至于遣返华北日人，斯大林笑道，25个苏联飞行员就能受降沈阳两个日本军团，5万国民党军足矣。[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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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共两党对于莫斯科会议态度迥异。蒋中正否定了其决议有关中国部分的合法性。而延安则表示赞同，接纳了苏美两分中国的现实，甚至已开始准备在华北与美国人做生意。它在稍晚发布的外交方针指示中说明：“苏联除开一般通商外是不会到山东及华中华北来投资经营任何事业的，美国资本要控制中国（解放区在内）今后的经济生活，其趋势已不可避免”，因此“应争取美国经过我们及山东工商业者的手来进行解放区的经济活动，我们即可从中获得利益”。[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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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第二战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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