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6770731 在李宗黄看来，种种迹象表明中共与龙云、卢汉一派的势力相勾结，正欲酝酿针对他个人的大规模暴动。过去反共的经验告诉他，要先下手为强。对于学潮，蒋中正早有令在先：“政府即视为妨害对敌作战、阻挠抗战胜利之祸国行为，必当予以断然严厉之处置，决不稍有姑息”。[252]李宗黄对此清楚了解。从11月28日开始，国民党军、党、团干部和共产党学生宣传员之间多次发生暴力冲突。尤其是11月30日下午，军政部第二军官总队学员（即待业军人）周海泉等奉命在南屏街美国新闻处门口枪击联大学生何泽庆右臂，经由惠滇医院取出子弹。[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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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70733 12月1日大规模流血冲突终于发生。根据各种资料的描述，虽然对于某些细节还不清楚，但事情发生的可能情形大致如下。上午8时，李宗黄将卢汉迎入五华山省府，举行交接仪式。9时，李来到省党部，以主任委员身份，亲自动员党团骨干：“过去我在昆明办党，学生们也闹事，打到门口来，当时，我手下的干事宁伯晋他们就是不怕，他们也打了出去。现在，他们又向我们进攻了，这是大家效忠党国的时机，我们要以宣传对宣传，以流血对流血，进行还击”。讲话后，李叫他们不带证章、暗藏武器、准备出发。[254]10时，有军政部第二军官总队三个中队穿着制服的学员300余人，携木棍、锄头等物，列队来到凤翥街附近的联大新舍北区门口。学生由于事先获得消息，已用黑板、桌子等物堵门，并准备了石块，隔墙扔向门外。两边遂成互掷局面。军官学员强夺路旁面店板凳及摊贩的扁担作武器，领队以口哨指挥猛攻校门，并成功地砸出几个大洞，有四五名学员持木棍趁势钻入，攻击学生，被后者群起用石块击出，其中一名叫崔俊杰的（胸标述字第1025号）被捉。两面复隔墙以石块对打，有学生缘梯与墙外言和未遂。11时20分左右，墙外学员王斌持手榴弹，拉火欲投，被适时赶来的联大教授高崇熙上前阻止，领队遂将手榴弹夺去丢在南区校舍以外；南菁中学出纳、兼职教师于再（拥有国共双重党籍）本来此理发，已遭板凳殴打，不幸又被弹片重伤头部。午后12时许，三青支团秘书周绅、国民党部登记科长杨灿率领便服干事约30人，闯入龙翔街联大师范学院，破坏校舍，并向食堂前院西北角扔手榴弹一颗，未伤人；但当他们进入食堂后，学生躲在食堂与隔壁昆华工业职业学校相通的两扇窗户的窗台后面，向入侵者投掷石块，国民党党团干事们被迫退出，有四五个学生持木棍、石块紧追其后，忽然，又有两颗手榴弹在门内爆炸，联大文科二年级生潘琰（国民党员，后亦被宣布为共产党员）胸部受伤，复被人以利器猛刺腹部；师专学生李鲁连、昆工学生张华昌（注册姓名荀极中）被弹片重伤头部；联大文科三年级生缪祥烈重伤左腿。伤员被抬至云大医院等处救治，途中李鲁连殒命，于、潘、张三人当晚不治，缪君截肢。当日亦遭暴徒袭击的，还有云大门口、联大附中、联大工学院办公室及宿舍等处，另10人重伤住院、轻伤者14人。国民党军官学员及党团干事方面伤者人数未详。整个过程军队和警察都未出面制止。[255]事后，联大国民党团负责人姚从吾教授感慨道：“捣乱者希望的惨案，他们竟代人家造成了！”[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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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70735 命案既已发生，而国民政府随后的处置方式却又蠢笨至极。卢汉只能大呼不幸，关麟征自认倒霉，随即向蒋报告。地方当局更严密防止消息外泄。蒋中正坚持了他对待学潮一贯强硬的立场。12月2日晚，蒋经侍从室获悉事态扩大，于次日晨下令关麟征枪毙投弹凶手。[257]4日，昆明最高军政当局未按司法程序，由卢汉、李宗黄、关麟征等组成临时军事法庭来审判“一二·一”案疑犯，谁知漏洞百出，匪夷所思。最后的审判结果是：军官总队全部9名被告无一获罪，另推出陈奇达、刘友治、陈云楼3人顶罪，陈奇达更供出手榴弹系日前刚刚认识的一个自称姜凯者让他投向师院的。且不论你信不信，反正法庭是信了，而且在不问姜凯“籍贯、年龄、住址”及“相貌身长”的情况下，就匆忙于一周后拉了两名人犯去黄土坡枪毙结案，陈云楼送渝继续军法审判，对于“姜凯”二字则一直通缉下去。[258]尽管这个结果，蒋中正也不满意，屡令卢汉公布姜凯指使详情，但最终也无可奈何。蒋本人对李宗黄、邱清泉的责任非常清楚，他在日记中写道：“虽为共匪所主持与煽惑，而我党干部军政当局之无智识、无能力竟造成惨案，徒供反动派之口实”。[259]他囿于人情面子，难以展开对案件调查处理，而一味追求学潮的尽快平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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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70737 有人命殁，中共云南省委正好以苦主身份大做文章。人称“傅大炮”的北大代校长傅斯年在给妻子的信中写道：“此等惨案，有政治作用者，岂有不充分利用之理？四个棺材，一条腿，真奇货可居。全昆明市闹得不亦乐乎”。[260]首先是停灵。出于明显的政治目的，四位死者的遗体被陆续抬至联大图书馆内。从12月2日入殓至次年3月14日入土，尸体（除潘琰一人火化外）一直停放棺内，且布置了灵堂，开始中国式“哀悼政治”。据估计最开始的一个半月参加祭吊人数达到15万（约当时昆明半数人口）。其次是广播。在情感或者主义的驱使下，昆明知识阶层以极短的时间，制造出大量较为通俗的政治及文艺宣传品，包括壁报、漫画、歌谣、话剧、挽联、挽诗、文告、书刊等，这些宣传的主旨在于“从昆明血案联系到反动派全国性的内战政策；从四烈士牺牲联系到要求民主自由”。为了扩大影响，从2日开始，中共进一步动员人力，每天组织1000-2250名学生分赴全市各处，选取人烟稠密的地方，“先行唱歌，待市民集中后，再行讲演。然后又唱歌，又演讲，如是继续下去”。唱的什么歌呢？有人记得这么两句：“民主是哪样？民主是哪样？民主是一杆枪”。[261]中共地下印刷厂开足马力，使得学联主要刊物《罢委会通讯》的发行量超过了昆明当时任何一份报刊，出版物之多，仅《“一二·一”惨案实录》截至15日就印发了逾50万份。再次是结果。2-6日，昆明大中学教师共298人签名宣布罢教直至学生复课。蒋中正迫于压力，将自请处分的关麟征于10日停职。通过宣传，学生在运动初期博得了社会广泛同情。至14日，共收到各界捐款近3000万法币，几乎都用来弥补巨额的运动开销。国统区的重庆、上海、成都、遵义等地也举行了小范围的声援活动。[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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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70739 随着时间的推移，平息学潮变得越来越必要。首先从运动的大本营联大渐渐涌现出不同意见。4日上午9时至下午3时，联大教授82人开会6小时，“精彩紧张，可谓空前”，已经暴露出教师群体的分化。其间，以闻一多为首的左派教授坚持继续罢教，而以周炳琳（字枚荪）为首的多数教授主张逐渐复课，最终付诸表决，结果19∶61，否决罢教，改为停课7日，校方“迅速设法劝导学生复课”。[263]其次来自国民政府方面的压力越来越大。蒋中正命教育部正副朱部长（朱家骅、朱经农）妥善处理学潮，复令卢汉“如不能解决，即应解散其学校，另将学生集训”。[264]在蒋看来，“自由主义误国害学之罪甚于共匪，为不可宥也”。[265]7日，他亲自发表通告，含蓄地责备学生不辨是非而为人利用，“课业中辍”而“自误误国”，视其为“国家之羞”，务必“导学生于正轨”，“切不可任令罢课风潮再有迁延”。[266]另外，蒋特派青年军编练总监霍揆彰中将暂代昆明警备司令，暗示要对罢课学生用狠。两位在外的联大常委傅斯年（4日）和梅贻琦（12日）相继赶回昆明，在前中研院代院长朱家骅的指挥下，迅速形成了主导复课的核心力量。12日，傅斯年分电朱、蒋两位领导，提出“若星期一仍不复课，地方人士必大起反感，教授或不少辞职，如此，学生将尽失同情与立场。再不复课，自不妨考虑其他办法”。[267]14日，傅主持联大常委会议，决定下周一（17日）起照常上课；卢汉照此报告蒋中正，但已做该日复课无望准备，电请决定“最后之处置”。[268]15日，侍从室唐纵电告正在北平视察的蒋中正，建议政府不能解散学校，但可开除拒不上课的学生。[269]朱家骅也替校长和学生们求情：“希望在执行最后处置办法之前，能有数日缓冲期间”。[270]次日，蒋表示同意。但昆明方面尚不知悉，连闻一多也再度动摇。他找到联大中共代表袁永熙，请示道：“你们下一步打算怎么办？罢课不要拖得太久，过去我们在教授会上说话，多数人都支持，现在会上我们成少数派了。教授们从学校利益考虑，都希望早些复课”。[271]17日限期已到，昆明阴雨，复课仍旧未遂；傅斯年转变方法，“加压力于学生”，约梅贻琦辞职，其他教授相劝，商定如20日学生不复课，即总辞职。[272]傅闻两人更争吵起来。19日，教授会向学生发布忠告：“如坚持罢课，则前途演变恐有不忍言者”。[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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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70741 学生和民众也发生分化。据中共云南省委的统计，12月9日成为运动盛衰的分水岭：“联大新校舍（即校本部）参加罢联工作的学生，约为学生总数的三分之一强，十二月十日以来逐渐下降到四分之一左右，一部分工作人员已从工作中退出，一部分在职工作人员有疲倦的感觉。不少中间派同学对运动逐渐冷淡，坐茶馆聊天，瞧电影消遣，成为他们的主要生活。”“中间派已有厌倦情绪”。[274]20-24日，有一二成学生陆续复课，但学生会“加以阻拦”，并“采取行动，剥夺同学应得权利”。[275]其间，普通民众对血案的意见也发生分歧，昆明国民党中统9日前后的一份情报显示：“老百姓有骂学生乱闹行死者，有骂第五军官士兵仗势杀人者”。[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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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70743 整个学潮是由延安中共中央发起、昆明中共云南省工委执行、延安最终了结的。中共重庆（南方）局最晚在12月3日已得知惨案的发生，并居中发挥了信息传导作用。[277]12月上中旬，昆明原本派王汉斌、程法伋带着“惩凶”和“无限期罢课”的意见，去重庆汇报工作。南方局按照刘少奇的口头指示，立即命令“必须复课”，并要他们买机票赶回；为保险起见，还动用了其他渠道即时通知了昆明方面。12月20日左右，郑伯克收到南方局来信，接着罢委会不再坚持李宗黄必须立时撤职的复课条件。25日，中共云南省委正式向罢委会下达了停灵复课的决定。[278]26日，罢委会宣布次日复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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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70745 共产党接着引导青年学生将政治宣传转入乡村。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是中共长期有效的群众动员方式，毛泽东早在抗日初期就号召“中国的知识青年们和学生青年们，一定要到工农群众中去，把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工农大众，动员起来，组织起来”。[279]中共中央尤其是周恩来一直重视国统区青年学生假期下乡的组织，亲自起草各项指示，“主要是播散反蒋斗争种子，学习与群众接近，而不是一下子就希望开花结果”，而这种动员是双重的，起到“向群众作宣传，锻炼自己”的效果。[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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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70747 马歇尔即将访华也对中共的政策产生了影响。血案发生后，美国在中共的攻击次序上，很自然地降到了次要地位，宣传方式上也更为含蓄，貌似不经意地提及。例如，12月4日昆明罢委会发表的一篇由10句话组成的檄文中，只有半句兼及美国，谓执政当局有“友邦的军队和物资的支助”。[281]12月9日，周恩来借延安纪念“一二·九”运动10周年的机会，突然公开表达了对美国久违的善意。“中华民族渴望独立的精神，不仅是中国几千年来民族的传统”，他接着话锋一转，“而且是从世界上先进的国家——美国的独立战争中学来的，希望美国政府以平等友好的精神来看待我们，才能有很好的中美合作”。[282]同日，周致电重庆董必武、王若飞：“赫尔利政策失败，马歇尔来华在方法上有改变可能”；并赶在马歇尔赴华前一天的16日抵渝，表示了积极合作的态度。[283]重庆南方局也随即否认反美，并撰文驳斥中央社，称“他们把昆明学生反对内战运动歪曲为‘反美’（见《中央日报》5日，《和平日报》1日），欲以离间中美人民之间的友情”。[284]是故18日，刚刚调任昆明的美国领事石博思向国务院汇报说：“总领事馆还没有观察到学生中有反美情绪的迹象……学生们对早先提出过的美军撤离中国的要求已经几乎不再提及”。27日罢委会复课宣言的“对国府当局要求”中，也抹去了“美国政府应立即撤退驻华美军”一条。[285]这本是学潮最根本最主要的诉求之一，直至12月6日的《告全国同胞书》中还明确列出。罢委会在解释自己妥协原因时，也包括了“国际局势转变”一点，即“美国改变对华政策，强调中国必须和平民主，不再支持中国反动派进行内战……因此这几天随着马歇尔□□来华，国内大规模的内战多少是抑止了，延安代表飞渝，国共两党都表示愿意停止内战，政治协商会议召开在即”。[286]其中□□两字，现已辨识不清，但可以想见，应该是有关头衔的敬称。我们从另一封1946年初以昆明学生联合会名义致“美利坚合众国特派驻华特使马歇尔元帅阁下”函的起首几句，可以体会到当时中共对于美国政府既恨且慎的矛盾心情：“贵国大总统杜鲁门以大政治家的远见，于十二月十六日明白宣布了对华的外交政策，清除了前大使赫尔利所给予中国人民的忧虑。阁下恰于敝国国共内战烽火连天之时，荣膺新命，远涉重洋，光临敝国，我们在此，表示热忱的迎迓与崇高的敬意”。[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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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70749 大棋局中的国共关系 [:1706769288]

1706770750 华北还是东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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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70752 面对中共突如其来的攻势，仍沉浸在胜战喜悦中的美军显得有些不知所措。华盛顿觉得，不应在二战后还为中国人的纷争（civil strife）去损失美国的人力和声誉，然而，在“冷战”继起的情况下，中国又有着鸡肋般的战略价值。11月1日，作战部询问国务院：“考虑到盟军在日本的权力，我们是否设想过接受对远东大陆事务的某种必然性参与？从军事观点看，这决定必须设计何种军事步骤去抑制东方无法接受的侵略。例如，远东尤其有关满洲、内蒙、华北和朝鲜发生利益冲突时，就美国将坚守的至低限度发表一个确切声明，会极有价值”。[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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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70754 与此同时，心系美军战后归国“魔毯（Magic Carpet）行动”的陆军参谋总长马歇尔，询问魏德迈华北海军陆战队员可以撤离的最早日期。[289]魏德迈的回答是11月15日。同理，他回绝了蒋中正突然提出将原赴青岛的第八军和赴台湾的第六十二军改运至塘沽的请求，因为这样将增加后勤困难并推迟他的遣返计划。[290]11月6日，作战部、国务院和海军部协商对华政策，基本由活跃的作战部次长麦克洛伊（John J. McCloy）发言，他指出：“根本上需要决定的是我们应在多大程度上支持蒋统一国家的努力”，而“我们已经为这一政策做出相当的投资”。然而，在苏联动向不明的情况下，美国的政策就变得格外谨慎而举棋不定。“如果俄国决定给予中共有力支持的话”，麦克洛伊说，“那我们就真的麻烦了”。国务卿贝尔纳斯主张帮助国民党运送军队，但仅限于此。而刚刚接替史汀生就任作战部长一职的柏特森（Robert P.Paterson）倾向于采纳一线将军魏德迈的意见。[291]三天后，魏德迈又拒绝了蒋中正利用美军运兵至东北纵深的要求。[292]14日，魏德迈正告马歇尔在现有政策下不应再继续帮助国民党向北运兵，因为那势必激化与中共的冲突。“目前的计划是基于没有共产党军队的情况下，由平津向北推进并控制满洲的关键地区”，魏德迈慨叹道：“美方的形势评估表明中国中央政府完全没有与共产党作战而占领满洲的准备”。他尚且乐观地认为已经运至平津秦一线的第十三、五十二（秦皇岛-山海关）、九十二（北平）、九十四（天津）四个军足敷战略控制华北及遣返日人之用，现有美海军陆战队员可以撤回，而不应被中共作为挑拨、煽动和宣传的素材。他向蒋中正建议说：“中国应立即决策，在进入满洲之前，巩固长城以南、长江以北的地区及其陆上交通线”。[293]当美海军第七舰队司令巴贝（Dan Barbey）中将私自告诉蒋可以运兵时，魏德迈声色俱厉地说，假使委员长想让巴贝中将做其参谋长，他可以让贤。[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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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70756 魏德迈当时建议的是，华北第一。在随后给蒋的备忘录中，他明确了国民党军当前的任务：“吾人须稳定长城以南至越南边界整个中国的政治、经济及军事”。这未尝不是雅尔塔遗留下来的美国在华势力范围。接着，他详细地分析中国各个区域现状的差异及美苏不同的政策，指出：“应当集中力量控制华北，并迅速实施政治及行政改革……委员长及其中国参谋人员并未充分考虑国民政府军队在满洲中心的补给和安全保障措施。基于上述事实再加上缺乏足够的兵力和运输设备，我建议委员长，做任何占领满洲打算之前，应当致力于恢复华北并巩固他在那里的军事政治地位”。[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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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70758 魏德迈最后以蒋中正参谋长的身份谨慎建言：“倘吾人能得到美国援助，应尽速选五个精锐的军开入长城以南之华北，或亦可利用葫芦岛以一个军开入东北，吾人保证对此等军队之弹药及装备，当源源接济”。[296]此时，魏德迈试图纠正故总统罗斯福出让东北的政策，第一次提出了将东北交由联合国代管的建议，旨在阻止苏联在那里的单边行为。可惜被好面子的蒋中正直接驳回。[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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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70760 11月11日，蒋召集高级将领研究东北问题，“自觉愤激异甚，有失体态”。[298]12日，蒋经国电告其父：“装备完整之八路军二千人，今日开入长春市内。离长二十华里大屯坼飞机场方面，集中八路军二千人……即我空运部队能到长春，亦定将立即与八路军作武装冲突。公权［张嘉璈］先生认为东北问题，已至作最后决定之时”。[299]当日，蒋中正派张群向熊式辉通气，将撤回东北行营。11月15日，他正式改变半月前国民党军队速入东北的“第一要务”，决定先用5个军的兵力肃清华北，对苏绥靖，“东北问题暂时搁置，留待将来解决”。他另有亲笔信给儿子，指示东北行营撤退，静观其变，如尚有转圜希望，则可对苏表达不欲启衅、地方民选甚至经济合作之意。[300]东北行营宣布由长春移至日前克复的山海关。16日，蒋中正在重庆做搁置东北问题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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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70762 我决定将东北行营移驻山海关，而以原来准备开入东北的五个军，加入华北方面，首先来肃清华北方面的土匪，先安关内，再图关外。这种由近及远的政策，我想一定不会错误的。否则，如果我们舍近而图远，不先除腹心之患，以求华北之安定，而孤军深入东北，则东北名存而实亡，同时华北方面土匪的力量，必将一天天的膨胀，清剿的时间就更须延长了。[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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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70764 实为美国人不支持。而今国民党军队对美军的依赖程度经由魏德迈的主持之后达到了空前的地步。换装美械的国民党军第十三、五十二军，主要靠美国供给军火。这两个军在11月3日刚从香港运抵秦皇岛，然而，“登陆之后，在秦皇岛附近等待弹药及运输工具补充……当初换美械时，只领到训练用弹药三个月份”，“美军承诺作战时弹药另行分发。在贵阳训练时已将训练用弹药用去三分之二。历经反攻丹竹机场及梧州等战役，弹药一直未获补充”。[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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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70766 熟料，蒋介石的这一试探性举动却换来了斯大林的让步。为了挽回外交上的面子，苏军在11月17日向国民政府宣布从长春撤退，并当然否认对中共的援助，借口中共的出现是由于苏军撤出后国民党军队没能及时填补空白。碰巧19、20日，毛泽东频电东北局：“请友方尽可能拖延国民党军队进入满洲的时间……对我们有利，因为一个月内我们已出发的部队和干部即可全部赶到满洲”。[303]因此，苏联建议，如果国民政府希望其推迟撤军时间，则可延期一至两个月，即由原定之 12月 3日延至 1月 3日或 2月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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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70768 与此同时，莫斯科在战后第三次改变了对中共的政策，强硬要求中共撤出沈阳、长春、哈尔滨等大城市和铁路线。北满的陈云来电汇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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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70770 苏令我军退出哈城东北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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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70772 甲、今夜廿一时此间苏方转告我们，关于长春苏军的命令，国民党军队将到。哈尔滨命令我军于廿二日全部退出哈城，并告诉他们退到何处。声明无价钱可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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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70774 乙、我已接收尚未运走之二万四千支枪及机枪炮仍要收回（看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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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70776 丙、我问他们红军是否决于十二月三日撤退，他们说未定，且说可能已撤回苏联者将重来东北。[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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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70778 这在中共决策层引起了不小的冲击，毛泽东要陈云一探究竟。陈求见驻哈的远东红旗第一军军事委员斯莫林科夫少将，却吃了闭门羹，转由卫戍司令卡扎科夫（Карчаков）中将接待。这位任过使馆武官的将军刚开始还比较客气，当获悉中共不愿撤军时，态度变得强硬，说：“这个地方的政权是我们苏联红军的。你们退也得退，不退也得退。这是我们上级的命令”。[305]而沈阳方面，科夫通表现得更为强硬，彭真说苏军表示“必要时不惜武力将我驱散”，伍修权则回忆卡夫通甚至甩下一句“如果你们不走，我就用坦克来赶你们走”。[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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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70780 当延安获悉该政策来自最高层时，考虑到莫斯科对中共发展的决定性作用，最终还是决定接受。陈云充分报告了苏联政策的两面性，即“一方面，把沈阳、长春、哈尔滨三大城市及长春铁路干线交给国民党；另一方面，援助我党在满洲力量的发展”，并且肯定“苏联力量的存在，对我在满洲的工作方针，显然起着决定的作用”，“以实力为后盾，拒绝美国力量直接渗入满洲”。他在给东北局并中央的电文中承认“独占满洲，这种可能性现在是没有的”，因此主张中共有计划地撤出三个大城市及铁路干线，争取时间发展有生力量。[307]毛泽东自此就患了“病”，“全身发抖，手脚痉挛，冷汗不止，不能成眠”，师哲随即电请莫斯科派医生来延救治；经两位苏联医生细致检查过后，确认毛只是“精神过于紧张”。于是，他顺势借休养退居幕后，但要求就近搬至王家坪的桃林，随时关注事态发展。[308]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复电东北局，无奈地说“彼方既如此决定，我们只有服从”，承认“企图独占东北特别是独占东北一切大城市，已经是肯定的不可能”。中共领导人甚至担心“即使在苏军撤退后，我们消灭进入东北之蒋军，占领东北大城市，美军还有可能进入东北”。也就是说，中共已开始考虑与美国为敌的状况。对于莫斯科的反悔与强硬态度，毛泽东虽极不情愿，但心里明白，他需要时间，需要“和平”，需要苏联的支持。[309]中共东北局机关匆忙迁往本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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