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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双十协定”，即《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录要点》，只是名副其实的会议记录。因为坚持了各自表述的原则，所以对双方都无甚约束。即便如此，其中双方一致同意部分，如总则和军队国家化问题等，明确规定了“坚决避免内战”及军队缩编规模，都没有变成现实。[333]国共显然都没有遵守签字条约义务的打算。用毛泽东的话说，“不过是废纸”。[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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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时局之所以瞬息万变，完全是因为国共美苏四方势力之间的不断位移。他们中的任何一方都根据变化了的时事而不断转变自己的政策，都体现出了打破现有秩序体系的愿望，其中以实力最弱的中共最为突出。苏美在战后矛盾的加剧，使得东北问题更加复杂。苏联打算恢复沙俄时代在东北有关特权的行为，招致了美国大举登陆华北的回应，双方开始分别援助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因此，美苏最早的冷战冲突在1945年的最后四个月以国共内战的形式表现出来。美苏不可能在彼此失和的时候而使国共达成联合。1945年12月，当蒋中正再次派出蒋经国作为特使访问莫斯科时，斯大林借蒋经国之口明白告诫其父：“我再三声明，也是我最大的一个要求：你们决不能让美国有一个兵到中国来，只要美国有一个兵到中国来，东北问题就很难解决了”。[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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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对中共并不重视，斯大林希望延安乖乖地向法共学习，做和平的反对派。10月底，孙平走的时候，把军医阿洛夫和其他情报组的成员都带走了，只留下了一个电台。后来苏联仅派回了阿洛夫和内科医生米尔尼柯夫以及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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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无意与蒋中正妥协。在返回延安后，他说：“我们清楚地表示要和平。但他们不能这样讲。这些话，大后方听得进去，要和之心厉害得很……我们是路线清楚而调子很低，并没有马上推翻一党专政”。毛泽东看到了蒋取消新闻检查的民主改革，视其为“从未有之弱”。因而在其发给全党的指示中说：“暂时许多局部的大规模的军事冲突仍不可避免……解放区军队一枪一弹均必须保持，我党在东北地区一切照既定计划执行”。[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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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历史》明确写道：对八路军、新四军挺进东北的行动，只要不影响苏联在《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中所承担的义务，苏联红军也给予非公开的支持，并向他们移交部分缴获的日军武器。同时，苏联红军还多次阻止国民党军队经海路登陆大陆、葫芦岛和营口。苏联红军采取的这些措施，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争取时间先机进入东北，起了积极的作用。[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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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毛泽东许可下，周恩来还是回到重庆继续作中共和平大使。就在返渝前夕表达对美友好的同时，周恩来向党内高层剖析了自己1946年的工作意图：“我对美国态度是力求在某种程度上中立它，不挑衅，但根据毛主席四种区别（政府与人民、错的与对的、反动分子与进步分子、今天与明天），对其错误政策必给以适当批评……”目的全在于“使其知难而退”。[339]（强调为周恩来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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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棋局中的国共关系 [1] 《斯大林和罗斯福谈话记录》（1945年2月4日），沈志华总主编《苏联历史档案汇编》第18卷，第3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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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See Stimson and Bundy，On Active Service in Peace and War，p.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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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Michael Lindsay，The Unknown War，p.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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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阎宝航致周恩来函》（1962年3月4日），中央档案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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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据1944年底苏联驻渝助理武官安德列耶夫少校告诉戴维斯，苏军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能战胜关东军。See memo of conversation between Davies and Andrejev，17 November 1944，FRUS，1944，vol.6，p.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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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Minutes，Roosevelt and Stalin meeting，8 February 1945，Bohlen Collection，FRUS，1945，The Conferences at Malta and Yalta，pp.768-7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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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斯大林与罗斯福谈话记录》（1945年2月8日），沈志华总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8卷，第4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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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Memo of conversations by Harriman，10 February 1945，FRUS，1945，The Conferences at Malta and Yalta，pp.894-8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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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Agreement，Roosevelt，Stalin and Churchill，11 February 1945，FRUS，1945，The Conferences at Malta and Yalta，p.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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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迈斯基致莫洛托夫报告》（1944年1月11日），沈志华总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6卷，第698、70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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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Феликс Чуев Сто сорок бесед с Молотовым：Из дневника Ф. Чуева. （Москва：ТЕРРА，1991.） С.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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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贝利亚致斯大林函》（1945年2月23日），沈志华总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6卷，第649-6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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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Memo of conversations by Harriman，10 February 1945，FRUS，1945，The Conferences at Malta and Yalta，p.8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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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魏道明致蒋中正电》（1945年3月12日），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3编第2卷，第542-5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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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李璜：《学钝室回忆录》第2卷，第60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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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今後採ルべキ戰爭指導ノ基本大綱（御前會議）、1945年6月8日、最高戰爭指導會議構成員會議、1945年8月9日、日本参謀本部編『敗戦の記録』、東京、原書房、1967、267、28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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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今井武夫、『支那事変の回想』、東京、みすず書房、1964、21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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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Telegram，Kennan to Harriman，23 April 1945，quoted in US Relations with China，p.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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