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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7日，王炳南在南京召开记者招待会，表示中共渴望停火的夙愿，同时威胁说周恩来有可能退出和谈，并认为责任完全在国民党方面。更为重要的是，王代表周公开否认中共接受过任何苏联援助，甚至将来亦不可能。[209]但他私下里却承认与苏联大使时有来往，并声称苏联愿居中调停。[210]周本人随后也表示退出谈判，他的声明已然“冷战”化：“美国好战分子误导下的政策，即变中国为美国反苏的基地和美国商品及投资的市场是不切实际的”。[211]中共的外交政策此时已明显带有苏联影响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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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日，马歇尔在中共的压力下，向蒋发出了最后通牒：立即停战，否则彼自请杜鲁门总统召回，并终止美国之调处。两人关系“非常紧张”。[212]他要蒋明白“美国现在的调停者是意志坚决之辈”，不会再容忍“委员长继续他三个月以来的攻势”。[213]当蒋看到这一通牒时无奈地记下：“马歇尔固执成见，专以压力加之政府，而不明了共党蓄意破坏美国调处之阴谋”。[214]周恩来其时已接到延安“不必继续挽留司、马”的指示。[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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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蒋中正要的是张家口，与之相连系的是铁路和国大。占领此地具有很强的军事经济政治意义。在军事上看，张垣自古兵家必争，现在更是经由热察走廊勾连“关内共军与关外共军之陆路联络及关内共军之枪弹接济”的枢纽。[216]张家口通过铁路与北平相连，又是“屏翰神京”的北方门户。就经济而言，“喀拉干”（蒙古语名）本就是繁荣的贸易中心。桑干、潮白数条河流贯穿其间，土壤肥沃不说，盛产土豆、燕麦和皮衣。更何况它是（北）平（归）绥包（头）铁路干线上的重镇，山西的煤炭往往经此运出。从政治上讲，它是中共大区晋察冀的首府，是其在关内占据的最大城市。国民政府的统治自然具有极强的象征意义。迫使中共派代表出席在这里召开的国民大会，是蒋的一个炽烈愿望。问题的焦点就在张家口。蒋中正其实非常希望中共参加国民政府，但铁路又必须以武力来打通。蒋说，如果以武力取得铁路，共产党只能就范，又说“如果冲突停止了，就无法迫使共产党出席国民大会了”。[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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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中正做出了最后的妥协，于10月2日提出立即停战条件：（1）政府原同意国民政府委员名额内中共8名，民盟4名，共12名，中共则要求14名（共10、民盟4），兹折中为13名，即中共8名、民盟4名、无党派名额中的1名由中共提名，中共应即提出其国府委员及其国大代表名单；（2）切实实施整军方案，规定中共军队18个师之驻地，应限期入驻。[218]中共以条件中没有专门提及张家口而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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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民盟各派代表与周恩来关系十分微妙。[219]梁漱溟、莫德惠和黄炎培三人本提出一个缓和东北局势的折中方案，即将齐齐哈尔、北安、佳木斯交中共驻军，铁路沿线的41个县城（包括中共占据的20个）由国民政府只派警察与县长，当时是得到了民盟与青年党代表一致的赞同，纷纷签了字，由梁、莫并李璜三人送予周恩来、黄送孙科、罗隆基送马歇尔。谁知前三人一到梅园，周已得沈钧儒、张申府二人密报，“匆匆一阅之后，立刻哭了起来，向漱溟大声哭叫道：‘我们错交了你这一个朋友了啊！我们以为你是好人，你这种东北方案，岂不害死我周恩来！毛主席知道了，他要认为我在这里干的什么糊涂事，交些什么朋友！’言毕伏案哀鸣不已”。[220]后来周恩来也严厉责备黄炎培“不守信义，落井下石”，并说道：“我们是打出来的，［一旦战败了］我们可以去打游击，你们怎么办？”[221]民盟于是急忙将提议从孙科那里撤回。且不论该案可行与否，说到底不过是第三方表达意愿的一次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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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谈论国共互不信任的马歇尔将他对蒋的不信任也推向顶峰。周恩来一再告诫他：“蒋介石已准备大打，并竭力要把美国拖下水”。[222]马要防蒋绑架美国，尤其是借反苏绑架美国。[223]国务院远东司司长范宣德已为此准备好对策，即全面中止援华。[224]10月4日，蒋马再次发生冲突。蒋中正一定要在收复张家口之后，自动宣布停战；马歇尔表示反对，坚持说6月和谈蒋曾首肯他把张家口划归中共的提议。蒋中正复以国家元首和虔诚基督徒的名义表明自己的正直。[225]两人闹翻，马歇尔第一次要求白宫将其召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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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6日，事态貌似出现了一线转机。蒋中正听取政学系王世杰“不可逼马歇尔返美”的建议，召见马歇尔和司徒雷登，把张家口停战加入10月2日的两点条件中去，最后表示只要中共就此两点立即参与谈判，就愿意休战10天。[226]马歇尔立即电告华盛顿撤回前日致杜鲁门的召回请求，并兴高采烈地告知了中共方面。孰料曾要求停火的周恩来简单地加以拒绝，理由是10天太短，什么也做不了。马歇尔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因为在我看来共产党似乎明显希望停止张家口的战争。然而从这次的答复判断，我显然是错了”。[227]由于周恩来避居沪上，他的口讯是经驻宁代表董必武和王炳南转达的，因此马歇尔尚不甘心，立即赶往上海求证。这次美国人多了一个心眼，马歇尔要吉伦请周10月9日来寓所吃饭，并不透露其将出席的任何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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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马歇尔在上海顺利见到了周恩来。周起初称他收到马发出的有关停战的两个文件有出入，一个说是国共谈判将“考虑”（to consider）蒋之条件，而另一个却说旨在“实行”（to carry out）之。马歇尔回答说：“这两份文件都是我口授的，一份用了五分钟，另一份用了十分钟。周将军现在所谈论的是我的英文，而非蒋委员长的意图”。周恩来遂就问题的实质答复道：蒋的第一个条件即有关国府委员会席位的折中方案是违反政协决议的，中共无法取得40席中的1/3以上（即14席），没有否决权；而第二个条件即中共军队按整编协议进入驻地，但没有对国民党军做相应的规定，暗示国民党方面可自由移动；因此，“蒋委员长认为他的两项建议是他所能做出的最大让步，但依照共产党的观点，这不是让步，相反，这是难以接受的条件”。他继而提出共产党方面新的条件，即国民政府“必须是永久”放弃进攻张家口，将部队撤回原防，至于原防是哪里，则没有说明。周顺带又加上一点，“实施政协决议”。[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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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十节当天，第十二战区司令长官傅作义声东击西，经张北奇袭成功。国民党军占领张家口。次日国民党宣布11月12日召开国民大会，然而中共并未有如蒋中正预期的那样俯首称臣。张家口已成废都，52家工厂连同车站、电站和工人宿舍一起被毁。[229]晋察冀军区着手大力破坏平汉线安阳、石门（石家庄）和保定附近的铁路。国民党军则先后攻占各重要车站：平张线中间的怀来、津浦线的沭阳及胶济线的高密，并在平汉线上向邯郸推进。蒋中正显然有着经济打算，又占领了豫西北的焦作和鲁南的枣庄这两大采煤中心。延安于10月18日发表声明，要求恢复1月13日军队位置、停战协定及政协决议，“亦不肯无条件停战了”。[230]马歇尔已是无可奈何花落去：“美国调停人退居幕后，将此刻的主要责任交给中国人自己”。[231]国共双方抛弃了马歇尔，于南京孙科寓所直接会谈。[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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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中正被占领张家口取得的暂时军事优势所鼓舞，但他也认识到自己兵力瓶颈所在。在经济和外交的压力下，蒋已将国民党59个军整编为师的水平。[233]他匆匆召见周恩来之后赶赴台湾，庆祝该岛回归一周年，同时希望把驻扎在那里的第六十二、七十两个军北调。临行之前，蒋叮嘱王世杰与中共谈判方针，即国府委员可按政协会议改组，但行政院须于国大开会后始能改组。[234]台湾主席陈仪乐得减少省政府的财政负担，夸口台湾治安良好，蒋非常满意。[235]不想牛皮吹破了，三个月后那里就将发生大规模的暴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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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则说：“三个月以来，国民党区最广大阶层的人民……关于马歇尔调解是骗局，国民党是内战祸首这些真理，明白的人已日益增多。广大群众在对美国和国民党失望之余，转而寄希望于我党的胜利。这是极有利的国内政治形势”。[236]中共因此坚持国大改期、行政院须于国大召开前改组。国民政府则要求中共提出国大代表名单。双方根本不可能达成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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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中正在一些细节问题上过于固执。在马歇尔与张君劢、罗隆基11月初的一次讨论中，前者又想起了让共产党到政府做官的提案，希望以此为契机重拾国共两党之间的信任。马歇尔顺口说让周恩来当交通部长，这样中共破坏铁路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但叫张罗二人不要公开。[237]后来在民盟的一次记者会上，罗隆基还是把这次谈话的内容透露了出来：“政府主张先召开国大，而后改组政府。中共则相反。那时中共要求长交通、经济两部。政府却不同意……到现在我还不了解政府为什么要坚持先召开国大，后改组政府……当时我告诉马歇尔，中共要交通部，政府就给周恩来当交通部长。那末，政府不是整天责备中共破坏交通吗？周恩来当了交通部长，他们还能再破坏吗？”[238]尽管表述上有些出入，问题也没有那么简单，但点出了蒋中正缺乏魄力。况且，毛泽东早就说过“去几个人到重庆做官……我们绝不能干”。[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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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1日，国民党单方面停火。11月15日，国民大会在延期三天之后在张家口正式开幕。青年党及无党派人士于当日晚补交了代表名单，而中共和民盟拒绝参加。第二天，周恩来找马歇尔辞行，表明美国调处彻底失败。几天后周返回延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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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歇尔认为中共是被意识形态的宣传所欺骗。然而，毛泽东的湖南同学、时任南京陆军医学院血清研究所所长的李振翩明确告诫过马歇尔，延安的力量是增强了而非减弱。他说：“共产党现在拖延的原因可能是五个月后，他们或许会更有胜算。在过去的几个月内，他们已经消灭了国军总数的1/5。从国军手里缴获的美式武器已足够其装备18个师。他们甚至相信只要战争继续，就能缴获更多。”李更猜测苏联会在延安丢掉张家口之后对其施压，逼其求和。马歇尔于是对中共为何宁可失地也不愿和谈备感迷惑。李接着指出：“共产党认为尽管他们丧失城市但却没有丧失力量。他们觉得政府并没有足够的部队，去防守所有这些地方。共军必击其虚”。后来李又说“共产党觉得政府的经济崩溃势在必然，因此他们拖延愈久形势就愈有利”，[240]可谓一针见血。在11月11日，北平军调处叶剑英在与苏联总领事列多夫斯基的一次谈话中，也透露了延安的真实打算。对于国民党的第三次停战令，叶评价说中共军队不会停火，对外理由是周恩来没有签字，其实“在这个时期，共产党对停战不感兴趣，因为战局发展对中共有利，对国民党不利”。[241]从军需的角度出发，马歇尔的观点并没有错，即中共难以承受丢掉这些富裕城市所造成的损失。可是他或许忘记了，国共双方都在与时间赛跑，而政府方面的负担显然比挑战方要重得多。[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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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现在关心的是在东北站稳脚跟。这里粮食产量丰裕，煤矿水利现成，发电能力和铁路密度是关内的三倍，工业水平更达四倍以上，完全可作战争基地。因此，为“执行中央巩固东北根据地的方针”和解决东北局的内部分歧，叶剑英随后由北平乘坐美军飞机赴哈尔滨，返程时还带回了“东北向中央提供的一大批黄金”。据伍修权回忆，“由于黄金数量较多，他［叶剑英］让有关同志缝制了两件特别的棉背心，将金条一一絮在背心夹层里”。[243]不久，华东局书记饶漱石也乘美机去了趟哈尔滨，以协调中共两大战区之间的联系。[244]马歇尔随后不得不率先关闭了哈尔滨的军调部组织，因为他刚刚意识到“我们每周一次的班机仅为共产党人提供了一条往来哈尔滨的空中通道”。[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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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强调的是，这种交通线并不限于华北与哈尔滨之间。美国人为了表示公正，直到中国内战进行一年半以后，仍然为数量众多的中共“代表”提供军用飞机作为交通工具。当年8月，就连叶剑英的翻译黄华也曾以请示周恩来为名，用美军飞机运金至沪，作为南方局的活动经费，一次就重达6.3公斤（101个两盎司金锭）。[246]除此之外，中共还借此传递情报、发放报纸，甚至与国统区的游击队建立联系，带去电台和密码。[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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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1日，中共核心领导毛、刘、周在枣园开会，毛泽东总结了一年来国共关系情况，说道：“战后的世界变成美国反动派与世界人民的对立，在中国也反映这种对立，因此中国的斗争与世界有密切的联系。中国人民中间以及我们党内都有打不打的问题，但这个问题现在是解决了，剩下的问题便是胜不胜”。[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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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苏还是反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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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空回溯到年初1月16日晚9时半的东北。一列小火车从抚顺开往沈阳方向，恰好行至一半，在一个叫李石寨的小车站停了下来。车上坐的正是47岁的国民政府经济部接收工矿特派员张莘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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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莘夫本就是吉林人，北大文学系出身，后考取公费留学美国密歇根矿业学院（今密歇根理工大学）改习矿冶，抗战时期曾主持国民政府钨矿开采。此行原系奉张嘉璈之命，按照中苏条约前去接收抚顺煤矿。该区此时处于中共控制之中。张莘夫一行自然碰钉，后被苏军勒令离开，他只得折返。正当他认为已脱险境之时，车门忽然打开，涌入几个喘着粗气的武装兵士，把张和数名随行人员的棉衣剥去，强拉下车，捆绑之后带至距离该站五百米外的南山坡，用刺刀捅死，以雪掩埋。张至死并未求饶。据报，随员中有高呼“中国人的良心”而亡者。[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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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事经逃回路警报告后，东北行营副参谋长董彦平中将即以发生在红军控制范围内向苏军司令部参谋长特罗增科中将交涉。苏方最终的答复是惨案系“匪”所为，除张莘夫一人的遗骸尚存外，其余尸首俱于行凶处焚毁，苏军概不负责。[250]其实，张莘夫事件与苏军不无关系。据时任中共辽宁第三地委书记吴亮平回忆：“国民党派张莘夫等人……到了半路，［地方上］来了电话，说是苏联红军军官要搞［张］他们……当时苏联红军部队驻抚顺，实行军管，红军的事，我们无权管……苏联红军指挥我们部队，说他们是坏人，把他们几个人杀了”。[251]另有当事人辽东军区保安第八旅二十三团三营七连连长莫广成于半年后被俘时供称：“那天保安旅副司令刘子义抵站……刘即对驻站排长陈桂东说，接收抚顺煤矿火车即将开回……及车到站陈桂东受刘子义之命将车中人员逮捕，待我由营部回来，张莘夫等八人已经被绑，脱去大衣只穿便衣，刘与郭就命令我把张等押到野外去杀死”。[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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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接着2月12日，苏美英三国正式公布了一年前签订的雅尔塔密约内容。经媒体报道后，舆论哗然。张莘夫事件也被曝光。陪都东北同乡于16日聚会，邀请莫德惠报告东北情况，接着率先游行请愿。东北问题遂成舆论热点。在此情况下，青年学生很清晰地分为反苏和亲苏两派。天津《大公报》后来还登载了傅斯年、王云五、储安平等20位先生温和的抗议书，而批评的锋芒所及包括罗斯福、丘吉尔和国民政府，更直指苏联“最失道义最不荣誉”的“帝国主义”行为。[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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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民众高涨的反苏情绪，患得患失的蒋中正再度听从王世杰的建议，选择隐忍，而没能很好利用。[254]他甚至觉得有朝一日莫斯科还会良心发现。[255]于是，20日，蒋指示国民党内部对于学生可能发起的反苏游行“设法劝阻”，劝阻不了则“善为引导，避免正面攻击苏联”，说什么“中苏友好条约，为安定远东，使我得有建国机会之基本措施，我方决定忠实履行其义务，苏方亦当同样履行，我只可就两国共同利益上加以劝告，不可抨击，所有行动标的，应以条约为依据”。同时国民党中央要求各种团体发表的宣传口号，不可超出下列范围：“（甲）忠实履行中苏友好条约，奠定东北永久和平。（乙）苏联依照条约协助国军收复东北，睦邻邦交。（丙）共产党军队退出东北。（丁）共产党立即交出军队。（戊）军令统一政令统一。”[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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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中正的顾虑，无外有三。第一，张莘夫事件完全是苏联对国民党不同意所谓东北“中苏经济合作”的报复。他害怕如若更加刺激斯大林，莫斯科拒不履行条约怎么办？苏军霸占东北、新疆甚至内蒙怎么办？变本加厉援助中共怎么办？第二，反苏势必涉及中苏友好条约的签订，这与自己脱不了干系。他担心一旦事态失控，老百姓由质疑条约合法性转向质疑政府的合法性怎么办？自己不是同意外蒙独立了吗，中共趁机上位怎么办？第三，问题的症结还在美国。鉴于美苏之间冲突加剧，他要防止一旦中国局势动荡，华盛顿会不会趁机甩手不管、袖手旁观呢？会不会趁机推翻自己，转而支持中共，牺牲自己去绥靖苏联呢，抑或直接与莫斯科达成分治中国的协议呢？随着年纪和责任的增加，总裁也变成了失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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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内亲苏恐苏势力远比想象的要强大得多。太子派孙科自不用提，说什么“以前满洲经济为日人垄断，今分若干与苏联，何尝不可？”蒋经国曾要政府立即划清与民众反苏之间的界限。[257]单就政学新贵就足以影响局面。举例来说，负对苏交涉首责的外交官们几乎都不赞成反苏。除了前面提到的中苏条约签字人、外长王世杰以外，驻苏大使傅秉常“亦同此意”，理由是斯大林“认为十年至二十年内，英、美绝不会与苏联作战，故英、美之干涉亦将无效”，换句话说美国人靠不住，只能对苏服软。[258]而亲美的宣传部长吴国桢同样是这个想法，游行当天当美国记者在其办公室见到他的时候，吴几欲哭泣。[259]就连亲历东北经济谈判的张嘉璈都责怪蒋没能挽回对苏友谊。实则当时中苏经济谈判亦无进展，大游行之前两天张自己还在日记里写道：“最重要者，在于中共在东北势力之膨胀。在此一月中，中共武力已立基础。即使与苏联交涉能致协议，各大都市以外之接收，非用武力不可”。[260]正因为此，国民党放任苏联公开混淆视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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