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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1日，国民党单方面停火。11月15日，国民大会在延期三天之后在张家口正式开幕。青年党及无党派人士于当日晚补交了代表名单，而中共和民盟拒绝参加。第二天，周恩来找马歇尔辞行，表明美国调处彻底失败。几天后周返回延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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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歇尔认为中共是被意识形态的宣传所欺骗。然而，毛泽东的湖南同学、时任南京陆军医学院血清研究所所长的李振翩明确告诫过马歇尔，延安的力量是增强了而非减弱。他说：“共产党现在拖延的原因可能是五个月后，他们或许会更有胜算。在过去的几个月内，他们已经消灭了国军总数的1/5。从国军手里缴获的美式武器已足够其装备18个师。他们甚至相信只要战争继续，就能缴获更多。”李更猜测苏联会在延安丢掉张家口之后对其施压，逼其求和。马歇尔于是对中共为何宁可失地也不愿和谈备感迷惑。李接着指出：“共产党认为尽管他们丧失城市但却没有丧失力量。他们觉得政府并没有足够的部队，去防守所有这些地方。共军必击其虚”。后来李又说“共产党觉得政府的经济崩溃势在必然，因此他们拖延愈久形势就愈有利”，[240]可谓一针见血。在11月11日，北平军调处叶剑英在与苏联总领事列多夫斯基的一次谈话中，也透露了延安的真实打算。对于国民党的第三次停战令，叶评价说中共军队不会停火，对外理由是周恩来没有签字，其实“在这个时期，共产党对停战不感兴趣，因为战局发展对中共有利，对国民党不利”。[241]从军需的角度出发，马歇尔的观点并没有错，即中共难以承受丢掉这些富裕城市所造成的损失。可是他或许忘记了，国共双方都在与时间赛跑，而政府方面的负担显然比挑战方要重得多。[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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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现在关心的是在东北站稳脚跟。这里粮食产量丰裕，煤矿水利现成，发电能力和铁路密度是关内的三倍，工业水平更达四倍以上，完全可作战争基地。因此，为“执行中央巩固东北根据地的方针”和解决东北局的内部分歧，叶剑英随后由北平乘坐美军飞机赴哈尔滨，返程时还带回了“东北向中央提供的一大批黄金”。据伍修权回忆，“由于黄金数量较多，他［叶剑英］让有关同志缝制了两件特别的棉背心，将金条一一絮在背心夹层里”。[243]不久，华东局书记饶漱石也乘美机去了趟哈尔滨，以协调中共两大战区之间的联系。[244]马歇尔随后不得不率先关闭了哈尔滨的军调部组织，因为他刚刚意识到“我们每周一次的班机仅为共产党人提供了一条往来哈尔滨的空中通道”。[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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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强调的是，这种交通线并不限于华北与哈尔滨之间。美国人为了表示公正，直到中国内战进行一年半以后，仍然为数量众多的中共“代表”提供军用飞机作为交通工具。当年8月，就连叶剑英的翻译黄华也曾以请示周恩来为名，用美军飞机运金至沪，作为南方局的活动经费，一次就重达6.3公斤（101个两盎司金锭）。[246]除此之外，中共还借此传递情报、发放报纸，甚至与国统区的游击队建立联系，带去电台和密码。[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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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1日，中共核心领导毛、刘、周在枣园开会，毛泽东总结了一年来国共关系情况，说道：“战后的世界变成美国反动派与世界人民的对立，在中国也反映这种对立，因此中国的斗争与世界有密切的联系。中国人民中间以及我们党内都有打不打的问题，但这个问题现在是解决了，剩下的问题便是胜不胜”。[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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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苏还是反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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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空回溯到年初1月16日晚9时半的东北。一列小火车从抚顺开往沈阳方向，恰好行至一半，在一个叫李石寨的小车站停了下来。车上坐的正是47岁的国民政府经济部接收工矿特派员张莘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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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莘夫本就是吉林人，北大文学系出身，后考取公费留学美国密歇根矿业学院（今密歇根理工大学）改习矿冶，抗战时期曾主持国民政府钨矿开采。此行原系奉张嘉璈之命，按照中苏条约前去接收抚顺煤矿。该区此时处于中共控制之中。张莘夫一行自然碰钉，后被苏军勒令离开，他只得折返。正当他认为已脱险境之时，车门忽然打开，涌入几个喘着粗气的武装兵士，把张和数名随行人员的棉衣剥去，强拉下车，捆绑之后带至距离该站五百米外的南山坡，用刺刀捅死，以雪掩埋。张至死并未求饶。据报，随员中有高呼“中国人的良心”而亡者。[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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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事经逃回路警报告后，东北行营副参谋长董彦平中将即以发生在红军控制范围内向苏军司令部参谋长特罗增科中将交涉。苏方最终的答复是惨案系“匪”所为，除张莘夫一人的遗骸尚存外，其余尸首俱于行凶处焚毁，苏军概不负责。[250]其实，张莘夫事件与苏军不无关系。据时任中共辽宁第三地委书记吴亮平回忆：“国民党派张莘夫等人……到了半路，［地方上］来了电话，说是苏联红军军官要搞［张］他们……当时苏联红军部队驻抚顺，实行军管，红军的事，我们无权管……苏联红军指挥我们部队，说他们是坏人，把他们几个人杀了”。[251]另有当事人辽东军区保安第八旅二十三团三营七连连长莫广成于半年后被俘时供称：“那天保安旅副司令刘子义抵站……刘即对驻站排长陈桂东说，接收抚顺煤矿火车即将开回……及车到站陈桂东受刘子义之命将车中人员逮捕，待我由营部回来，张莘夫等八人已经被绑，脱去大衣只穿便衣，刘与郭就命令我把张等押到野外去杀死”。[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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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接着2月12日，苏美英三国正式公布了一年前签订的雅尔塔密约内容。经媒体报道后，舆论哗然。张莘夫事件也被曝光。陪都东北同乡于16日聚会，邀请莫德惠报告东北情况，接着率先游行请愿。东北问题遂成舆论热点。在此情况下，青年学生很清晰地分为反苏和亲苏两派。天津《大公报》后来还登载了傅斯年、王云五、储安平等20位先生温和的抗议书，而批评的锋芒所及包括罗斯福、丘吉尔和国民政府，更直指苏联“最失道义最不荣誉”的“帝国主义”行为。[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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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民众高涨的反苏情绪，患得患失的蒋中正再度听从王世杰的建议，选择隐忍，而没能很好利用。[254]他甚至觉得有朝一日莫斯科还会良心发现。[255]于是，20日，蒋指示国民党内部对于学生可能发起的反苏游行“设法劝阻”，劝阻不了则“善为引导，避免正面攻击苏联”，说什么“中苏友好条约，为安定远东，使我得有建国机会之基本措施，我方决定忠实履行其义务，苏方亦当同样履行，我只可就两国共同利益上加以劝告，不可抨击，所有行动标的，应以条约为依据”。同时国民党中央要求各种团体发表的宣传口号，不可超出下列范围：“（甲）忠实履行中苏友好条约，奠定东北永久和平。（乙）苏联依照条约协助国军收复东北，睦邻邦交。（丙）共产党军队退出东北。（丁）共产党立即交出军队。（戊）军令统一政令统一。”[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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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中正的顾虑，无外有三。第一，张莘夫事件完全是苏联对国民党不同意所谓东北“中苏经济合作”的报复。他害怕如若更加刺激斯大林，莫斯科拒不履行条约怎么办？苏军霸占东北、新疆甚至内蒙怎么办？变本加厉援助中共怎么办？第二，反苏势必涉及中苏友好条约的签订，这与自己脱不了干系。他担心一旦事态失控，老百姓由质疑条约合法性转向质疑政府的合法性怎么办？自己不是同意外蒙独立了吗，中共趁机上位怎么办？第三，问题的症结还在美国。鉴于美苏之间冲突加剧，他要防止一旦中国局势动荡，华盛顿会不会趁机甩手不管、袖手旁观呢？会不会趁机推翻自己，转而支持中共，牺牲自己去绥靖苏联呢，抑或直接与莫斯科达成分治中国的协议呢？随着年纪和责任的增加，总裁也变成了失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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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内亲苏恐苏势力远比想象的要强大得多。太子派孙科自不用提，说什么“以前满洲经济为日人垄断，今分若干与苏联，何尝不可？”蒋经国曾要政府立即划清与民众反苏之间的界限。[257]单就政学新贵就足以影响局面。举例来说，负对苏交涉首责的外交官们几乎都不赞成反苏。除了前面提到的中苏条约签字人、外长王世杰以外，驻苏大使傅秉常“亦同此意”，理由是斯大林“认为十年至二十年内，英、美绝不会与苏联作战，故英、美之干涉亦将无效”，换句话说美国人靠不住，只能对苏服软。[258]而亲美的宣传部长吴国桢同样是这个想法，游行当天当美国记者在其办公室见到他的时候，吴几欲哭泣。[259]就连亲历东北经济谈判的张嘉璈都责怪蒋没能挽回对苏友谊。实则当时中苏经济谈判亦无进展，大游行之前两天张自己还在日记里写道：“最重要者，在于中共在东北势力之膨胀。在此一月中，中共武力已立基础。即使与苏联交涉能致协议，各大都市以外之接收，非用武力不可”。[260]正因为此，国民党放任苏联公开混淆视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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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如何，总裁毕竟是总裁。依据蒋指示精神，负责党务的陈立夫立即开会商量部署。明确“劝止学生游行”，至多游行也只以学生为限，而其他社会团体禁止参与。在宣传上，“凡足以妨碍中苏邦交，或有刺激性之宣言、口号及标语等，中央社概不发表”。这次国民党中央如临大敌，规定各部门首长于游行当日上午8时半齐集中央党部待命，由重庆卫戍总司令负责治安，如有捣乱分子“发生冲突时，应由宪警立即逮捕之”，甚至点明了“保护化龙桥及民生路新华日报社与曾家岩共党代表团办事处”。陈立夫则一再强调“以免发生意外”，对于张莘夫追悼会也令“稍延期举行”。[261]社会部部长谷正纲后来也亲自跟随游行队伍监督。[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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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1日，中央大学教授会和助教会按照国民党中央指示发表了有关东北问题号召学生克制的四个文件，不想反而更加激发了学生的爱国热情。完全有理由相信，国民党基层对中央指示并没有切实贯彻，甚至暗中鼓动反苏反共。这样，学生不可能放弃游行。如王世杰观察，“本党同志之反对政治协商会议者，亦颇思利用群众此种心理以打击中共并推翻党派之妥协”。[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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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共产党方面情况则有不同。据当时中共地下党员、成都华西大学学生贾唯英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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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我同寝室的一位同学，同我私人感情很好，政治上也倾向我们，参加过一些民主活动。反苏游行前，她却热心地为游行队伍绘制反苏的东北地图。我问她：张莘夫事件你相信是真的吗？她反问：不是真的，为什么没有人出来说是假的？一句话倒是把我问住了。我又问：谁最先帮助我们抗战，不是苏联吗？要不是苏联出兵东北，日本会这样快就投降吗？她激愤地回答：不管那些，那是过去的事情；今天谁侵略我们，我们就要反对！我说：所谓侵略究竟是不是事实，你想过没有？她说：报上登了那么多事实，你没有看见吗？我说：看见了，可都是造谣。她说：你怎么能证明都是造谣？反对苏联侵占我国主权的同学这么多，他们都是没有脑子的？——谈不下去了，不欢而散。[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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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中央大学的学生自治会由中共掌控，系科代表会曾两次否决反苏游行，其代表被民族主义燃烧的青年学子直接罢免，由沙坪坝赴市区游行的提案遂告通过。在这种情形下，新民主主义青年社作为中共南方局直接领导的外围组织，原本做了不参加游行的决定，但在南方局青年组向王若飞报告时，亦被否决：“这是多数同学的爱国行动，进步同学都不去，以后怎么在群众中活动呢？我看进步同学也要去，特别是平时活动多的人要去，以免陷于孤立境地，成为被攻击的目标”。中大新青社由于及时得到新指示而参加了游行，复旦新青社就很幸运没能赶上。周恩来也发表声明，说学生是纯洁的，“对爱国，求民族独立，我们坚决赞成和拥护，但不能引到排外，因为今天要国际合作”。即便中大新青社参加了游行，其负责人事后还是做了“主观脱离中间同学”的检讨，时任中共中央青委书记的冯文彬还教导说：“中国学生有爱国主义的光荣传统，我们无论何时何地都必须高举爱国主义旗帜……”[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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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2日晨6时，重庆沙磁区以中央大学为首的26所大中学校学生约两万人在沙坪坝小龙坎集合，然后赴市区游行，这就是影响深远的“二二二”大游行。游行有着强烈的反苏性质。学生们自绘了巨幅漫画，画着一条大蛇，头是斯大林，身子盘在东北地图上，标题为“赤色帝国主义侵略东北”。还有“苏联=德国+日本”“斯大林=希特勒+裕仁天皇”的标语，甚至在斯大林画像旁边打出“死在林”的招牌，[266]或一刀刺斯大林画者。[267]学生们沿途散发《告全国同胞书》《对苏联抗议书》等文告，呼喊的口号除了国民党中央规定的苏联切实实行条约外，还包括“苏军必须立即撤出东北”“打倒新帝国主义”“我们不能再蒙受九一八的耻辱”等。[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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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午时分，当队伍经过民生路新华日报社时，还是发生了意外。领头的主席团已经过去约20分钟，后面的人数已相对稀少。有人高呼口号要“中共拿出良心”来，并试图在门口张贴标语被拒。这时候，突然发生混乱，数人冲上楼去，捣毁了报社营业部，砸烂门窗家具，殴打在场中共人员及维护秩序的警察，至少有4人受伤、6人被捕。而游行队伍经林森路民盟民主报营业部时，亦发生类似情节，唯无甚损失。[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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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晚9时半，周恩来即对媒体表达抗议，并将是次打砸事件与不久前的较场口、沧白堂事件联系起来，将矛头直指陈立夫。然而陈当日还以密电明令“严防异党份子于游行时运用苦肉计，制造血案与纠纷……如有阴谋捣乱制造事端，人犯应即当场逮捕，以明责任”，同时“严防学生于运动后继续罢课荒废学业”。[270]陈立夫还是受到了他蒋三叔的痛斥。[271]随后，上海、南京、太原、北平亦发生了学生游行，但在重庆政府的克制下并未引发学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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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重庆表示克制，延安还是很快利用蒋中正的顾虑而在宣传上找出了应对之道。当问及苏联企图重新攫取列宁宣布放弃的沙俄特权时，中共官方回答是“应拨开现象发现本质。雅尔塔协定的本质是为中苏条约铺路。没有雅尔塔就没有条约。没有条约可能就没有胜利。不要空谈什么‘沙俄特权’，那是毫无意义的”。他们随后极其巧妙地将批评的矛头引向蒋，顺便还捎上华盛顿：“蒋介石在开罗的时候就知道罗斯福将在雅尔塔讨论东北问题，但他后来却表示吃惊，是不诚实的……而我们与条约无关。我们并没有参与协商……我们主张所有外国军队撤出中国”。[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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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对于美国，中共已不满足于这种附带式攻击，自年初就已经在基层部队中广泛开展反美动员。4月21日，四平之战期间，延安广播说美国飞机袭击东北“人民武装力量和当地居民”，并称击落的一架国民党飞机上有美国军官，随后由于马歇尔的抗议而又进行了更正。[273]自6月份开始，莫斯科与延安之间唱和默契。6月1日，苏联报纸刊文首次直接攻击美国对华政策，说苏军已然撤离中国的时候，“美军仍旧滞留，并且正积极参与反动派所发动的内战”。[274]6月23日，美国国会讨论援华问题引起了毛泽东的强烈不满，他一改1945年来对美不痛不痒的方针，明确要求各地党组织“动员各种群众团体与民主党派举行示威大会……要求纠正美国政府的对华反动政策，要求撤回驻华美军，要求否决贝［尔］纳斯六月十四日法案”，规定根据当地条件采取游行、请愿等形式，为限制打击面，还特别强调“不要反对杜鲁门、马歇尔与美国调处中国内战”。[275]7月7日，中共发表长篇的抗日九周年宣言，公开将美国与日本对等起来。[276]尽管中共中央在前一天的内部指示中仍有“注意拉拢美国一切人员”、“对各地美军，仍应避免冲突”等字句，但已对基层缺乏约束力。[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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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接着，当地方部队被反美宣传广泛鼓舞以后，爆发安平流血事件也就不足为怪了。7月29日正午，中共冀东驻香河五十三团五连同路过的通县大队约400人伏击了美国车队。由于事先获得情报，他们临时在廊坊安平镇附近的一段平津公路上堆置无轮牛车两辆阻断交通，并以公路旁的玉米地、树丛和土墙为掩体设伏，猎物是3小时前由天津启程、即将途经这里去北平的国际救济总署车队（卡车7辆）满载的救济物品及护送之美海军陆战巡逻队的军火。当12时开路的吉普车到达路障附近，巡逻队长考文（Douglas A. Cowin）中尉下车查看的时候，被飞至的手榴弹当场炸死，中共部队同时以步枪、机关枪扫除了美军前卫的武装。车队的后卫进行了还击，巡逻队携带的迫击炮有效地压制了中共军队暴露的火力点。交火断断续续坚持了4个小时左右，停火后中共军队在开枪打伤了一名上前的陆战队员后迅速撤出现场；美军随即抢救伤员，然后驶离出事地点。当陆战队援兵赶到的时候，现场仅遗中国士兵尸体两具，遂修理损坏汽车并携美国官兵尸体离去。此次交火，美军死3人伤12人（4重8轻），中共军队据报死6人伤18人。事件发生后，双方都向各自上级进行了汇报。但冀东部队称有国美军140余人来解放区扫荡抢粮，并率先射击，他们被迫自卫，缴获尚多，后敌增援300人且有飞机汽车助战始撤出安平，“在战斗中才发觉有美军”。由于各执一词，军调部指派第25小组调查事实真相，但由于矛盾重重，根本无法工作。在马歇尔的干预下，才于半个月后开始调查。其实，在调查正式开始之前，周恩来已经知道了中共基层部队谎报军情：他于8月10日了解到美军并未向安平进攻，安平也并非解放区，冀东部队承认了设伏经过，但仍咬定系美方先开枪，毛泽东也对此重视，指示“一定要肯定美军打第一枪的事实”；15日，冀东军区承认了是自己先开枪。[278]12-15日，周恩来一直称“事件发生以后，7月29日，我方始终不能与我地方部队直接联系”，并试图分化国美两方，说美国人不同于国民党，“不可能一群美国人同时歪曲事实”，但却“可能感情用事”。[279]他“否认事件受命于共产党总部，也不承认试图在美国引起舆论从而导致陆战队人员从该地撤出。但他非常明确地表示中国共产党坚决反对美国给国民党军队的援助”。[280]对于延安宣传与周恩来友善之间的差异，马歇尔也没有深究。[281]最终，事件的处理只能不了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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