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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运动是直接针对美国人的，而非仅限军人。由于美军事先下达了回避的命令，因此未发生肢体冲突事件。据美国驻平总领馆报告，队伍游行到军调处执行部时，“挥舞着拳头，美国人被称为狗、兽，诸如此类，骂了一些难以启齿的脏话，并用粉笔写在墙面路边——全是要美国人离开中国。奇怪的是，辱骂针对的是陆军和执行部，而游行队伍却未经过海军陆战队总部和军营所在的使馆区。”[293]据《文汇报》刊发通讯，“学生们对着一切美国人和小孩大叫滚出去，连外国记者在内”。[294]当时有美国《纽约先驱论坛报》记者马汀要求采访，遭到学生的反对，“经他极力解释，说他要把中国人民的抗议行动据实向美国人民作报道”，才勉强获得同意。[295]从口号的设计、路线的选择来看，整个游行的关注点显然已是美军撤出中国的政治诉求，而非沈崇案本身。驻平总领事迈耶斯（Myrl S.Myers）叹道：“无论皮尔逊和普利查德是获罪判刑还是无罪释放，学生们都将得以证明他们反美示威的合理性并继续煽动”。[296]这种普遍反美的直接后果是燕京大学的五六个美军子女很快被勒令停课。[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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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的最后一天，延安直接指示将反美的烈焰由平津烧向其他城市。它明确要求“各大城市（平、津、京、沪、渝、昆、港、蓉、杭等）及海外华侨中发动游行示威，并坚持下去……一面依据情况联系到美军全部撤离中国，反对美国干涉内政，出卖军火，进行借款，助长内战，及废除中美商约，抵制美货等口号”。中共成功地借一桩种族间强奸案，“达到暴露国民党之媚外卖国及其国大制宪全系欺骗之目的”。[298]在未来的一个月中，全国包括东北的沈、长、哈、齐等大中城市“学生不断罢课、游行示威，参加的人数达五十万”。[299]在未来的一年半中，全国爆发学潮至少109次，计有506天（则10天中9天有罢课），每次都与中共的“一切号召和要求完全是密切呼应，若合符节”。[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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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发动的反美运动加速了美军的撤离，也为美国政府拒绝军事援助国民政府提供了借口。[301]马歇尔、范宣德、艾奇逊反复表示美国对“中国当局”的任何援助都会引起中国人民的反美情绪。[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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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美与反苏的问题，在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中引起争论。刚刚出席完国大的北大校长胡适30日在西苑下飞机一路上看着学生写的标语进城，旋即发表讲话：“学生应当愤慨，可以开会游行，但是不可以罢课，因为今年的开课本来就晚，再一罢课学业太荒废了”；“这是一个法律问题，不是一个政治问题”。[303]燕大中英文学出身、担纲重庆《客观》周刊主笔的吴世昌撰文否认此系法律问题：“今此事由于美军在非战时留驻中国，才能发生。美军留华，至多只能说是政府的政策，试问根据中国或美国那［哪］一条法律，美军可以驻华？……因此我们也反对一部分苏军之延不撤出旅顺大连”。他豪迈地各打五十大板道：“我们认为这次学生运动，和去年［1946］反对苏军在东北延不撤退，同样正确”。[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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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北大的青年教师季羡林后来回忆说：“我可以讲两件我亲眼看到的小事。解放前夕，北平学生经常举行示威游行，比如‘沈崇事件’、反饥饿反迫害等等，背后都有中共地下党在指挥发动，这一点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的”。[305]毛泽东更明确指示：“不要畏惧学生运动中少数领导分子的暴露，这是今后斗争中不可避免的……同时又要准备二批三批的新的领袖来补缺”。为了争取社会下层支持，中共在阴历年假中“组织学生下乡宣传”。[306]一个月后，周恩来在延安政治局会议上报告说：“反美斗争，去年还不会料到有这样大的发展，因为许多人原来对美国有幻想。现在，学生运动和小贩运动都直接地是反美运动。群众中，从贫民、工农到民族资产阶级都不满美国的压迫。斗争还要继续发展下去”。[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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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是美国正式弃华的开始。由于杜鲁门总统对这位“现存最伟大的美国人”的信任和依赖，美国对华政策变成了马歇尔一言堂。杜鲁门只会时不时说一些奉承话，诸如爱卿可“火中取栗”，“完全依赖你对一切中国事务的判断”之类。[308]范宣德则在一旁吹捧说“马帅只要在华一天就能发挥积极的调处影响”。[309]而国务卿贝尔纳斯倒乐得放手不管他并不熟悉也不感兴趣的中国问题。可惜马歇尔怀着对蒋中正的不满，去执行总统的命令——建立压蒋和共的联合政府，难免失败。马歇尔在华的时候，不得不痛苦地在政策和现实的矛盾中挣扎，他所依靠的仅是对蒋介石单方面施压的能力，不但无法达成使命，反而使中国政治状况进一步恶化。最终马歇尔愤恨离华，并全面中止了美国对国民政府的援助，前后实际一年之久。1947年伊始，马歇尔将就任国务卿，再次把美国外交的重点面向欧洲。为了掩饰对华政策的失败，马歇尔和杜鲁门咬定“联合政府”的旧梦而毫不松口，于是出现了在中国要拉拢共产党而在南欧排斥共产党的离奇现象。实际上这只是对国民政府乃至中国的始乱终弃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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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马歇尔来华之后，华盛顿对国民政府的援助大大缩水，不如战时。在军事方面，从日本投降签字至马歇尔抵华后的2月底，美国号称总值约6亿美元的租借援助其实“绝大部分用于运输花费”，而且，“从那以后，款项减少，并以完成已有协议为限，后来其中多数都暂停了”。由于延安的反对，8月份中美虽然签署了订售战时军用剩余物资的合同，但是“飞机、所有未失效的作战物资和中国境外的固定设备均不在此列，因此，该协定不致使任何武器流为内战之用”。就经济方面，3月间马歇尔回美仅筹措了6笔用于购买原棉、修理船只和铁路器材的小额紧急政府贷款（共计6680万美元），不过是杯水车薪。虽然他还在进出口银行账下划出一笔用于援建国民政府和私人企业项目的5亿美元贷款，但实际上囿于中国的内战状态而“未予拨出”。[310]用国务院远东司司长范宣德的话说，美国“既要管中国的问题又不要插手中国内战”。[311]这样，唯一可能的做法就是袖手旁观，等待“尘埃落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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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除外的原则实际上成为中国内战规模持续升级的根源。罗斯福战时对苏秘密外交，造成东北问题日趋复杂的恶果，在1946年充分显现出来。在苏联的支持下，东北的共产党接壤辽阔，易得接济，国民党仅持（北）平奉（天）线及一两小港，供应困难。[312]终其一年，重庆和华盛顿忌讳苏联而对东北多有隐忍，延安和莫斯科则放手经营东北。蒋中正在马歇尔的威胁下，没有乘胜追击林彪，成了他的终身憾事。[313]更有甚者，国民党虽在表面上取得了东北的主权，但只占领大城市和铁路线，而又难以利用当地的工农业资源，使得城市与日占时期能够经常取得粮食、燃料的地区隔绝开来，毋宁说“日益变成国民政府的一个主要的经济负担”。[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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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国共对于战场胜负的“结算”方式不同，蒋中正1946年尚自认为，中共已不构成威胁，实则国民党统治已发生根本动摇。他对马歇尔说：目前的局势已不同于同中共军队作战的初期，因为现在有了可以自由调遣军队的道路。因此，他有信心能在8到10个月的时间内消灭中共军队。[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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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经验的角度来说，马歇尔在调处过程中肯定无法做到不偏不倚。延安有效地利用了国强共弱的表象，再加上周恩来的灵活，使得马歇尔对于共产党尽量容忍，而对于国民党则表现得无可忍受。苏、中共产党方面可以只做不说，而国民党和美国方面则是树大招风。马歇尔可能是怀着与史迪威类似的嫌怨心情返回美国的。但与史迪威不同的是，马歇尔已经清楚知道中共并不是一支美国可以依靠的力量，他在临行前与行政院副院长翁文灏的一次谈话中说，他希望中国的爱国自由主义者们能形成制约国民党的政治力量，“除非有一个令人尊敬的反对党存在，否则中国就不能让世界相信是建立了民主政府”。[316]11月，在国共两党与马歇尔相互抛弃的时候，后者开始转向小党代表。他鼓励张君劢、罗隆基等自由派人士联合中国的爱国者，形成真正的“第三势力”。马歇尔评价说：“现在小党人士听任自己陷入四分五裂，无力影响政局，既不能防止政府动用武力，也不能防范共产党瘫痪经济。在这可悲的局势中，中国人民单独承受着这场悲剧的全部重负”。[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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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他们在对待尤其是苏美驻军在华刑事案件的问题上，都刻意回避了己方盟国的责任，而积极指责对方为本民族的叛徒，以博取政治资本。在民族主义居于垄断地位的20世纪中国，无论反苏或者反美，似乎都能找到合理的土壤，只不过宣传的手段和效果有着巨大的差异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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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5日，蒋中正从灵修读物《荒漠甘泉》当日的诗文中得到了慰藉，说的正是忍耐。新约使徒行传中保罗有云：“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艰难”，作者考门夫人（Lettie B.Cowman）由是引发出“照样，一个破碎的心，才会得到神的喜悦”。读到这里，他不禁感慨：“我的心实在是破碎了，必能得到神的喜悦乎？”[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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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棋局中的国共关系 [1] 张嘉璈日记，1946年元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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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钟子云：《从延安到哈尔滨》，李树泉主编《中国共产党口述史料丛书》第4卷，第195-19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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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张嘉璈日记，1946年1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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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Ледовский А.М. СССР и Сталин в судьбах Китая. С.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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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周恩来年谱（1898-1949）》，第6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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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中共重庆代表团致中央电》（1946年1月3日），中央档案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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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周恩来年谱（1898-1949）》，第6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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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周恩来年谱（1898-1949）》，第6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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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1946年1月7日），转引自陈晖《马歇尔使华与苏联对华政策》，《历史研究》2008年第6期，第1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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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4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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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中共中央致重庆代表团电》（1946年1月8日），中央档案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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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中共中央致重庆代表团电》（1946年1月9日），中央档案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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