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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是美国正式弃华的开始。由于杜鲁门总统对这位“现存最伟大的美国人”的信任和依赖，美国对华政策变成了马歇尔一言堂。杜鲁门只会时不时说一些奉承话，诸如爱卿可“火中取栗”，“完全依赖你对一切中国事务的判断”之类。[308]范宣德则在一旁吹捧说“马帅只要在华一天就能发挥积极的调处影响”。[309]而国务卿贝尔纳斯倒乐得放手不管他并不熟悉也不感兴趣的中国问题。可惜马歇尔怀着对蒋中正的不满，去执行总统的命令——建立压蒋和共的联合政府，难免失败。马歇尔在华的时候，不得不痛苦地在政策和现实的矛盾中挣扎，他所依靠的仅是对蒋介石单方面施压的能力，不但无法达成使命，反而使中国政治状况进一步恶化。最终马歇尔愤恨离华，并全面中止了美国对国民政府的援助，前后实际一年之久。1947年伊始，马歇尔将就任国务卿，再次把美国外交的重点面向欧洲。为了掩饰对华政策的失败，马歇尔和杜鲁门咬定“联合政府”的旧梦而毫不松口，于是出现了在中国要拉拢共产党而在南欧排斥共产党的离奇现象。实际上这只是对国民政府乃至中国的始乱终弃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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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马歇尔来华之后，华盛顿对国民政府的援助大大缩水，不如战时。在军事方面，从日本投降签字至马歇尔抵华后的2月底，美国号称总值约6亿美元的租借援助其实“绝大部分用于运输花费”，而且，“从那以后，款项减少，并以完成已有协议为限，后来其中多数都暂停了”。由于延安的反对，8月份中美虽然签署了订售战时军用剩余物资的合同，但是“飞机、所有未失效的作战物资和中国境外的固定设备均不在此列，因此，该协定不致使任何武器流为内战之用”。就经济方面，3月间马歇尔回美仅筹措了6笔用于购买原棉、修理船只和铁路器材的小额紧急政府贷款（共计6680万美元），不过是杯水车薪。虽然他还在进出口银行账下划出一笔用于援建国民政府和私人企业项目的5亿美元贷款，但实际上囿于中国的内战状态而“未予拨出”。[310]用国务院远东司司长范宣德的话说，美国“既要管中国的问题又不要插手中国内战”。[311]这样，唯一可能的做法就是袖手旁观，等待“尘埃落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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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除外的原则实际上成为中国内战规模持续升级的根源。罗斯福战时对苏秘密外交，造成东北问题日趋复杂的恶果，在1946年充分显现出来。在苏联的支持下，东北的共产党接壤辽阔，易得接济，国民党仅持（北）平奉（天）线及一两小港，供应困难。[312]终其一年，重庆和华盛顿忌讳苏联而对东北多有隐忍，延安和莫斯科则放手经营东北。蒋中正在马歇尔的威胁下，没有乘胜追击林彪，成了他的终身憾事。[313]更有甚者，国民党虽在表面上取得了东北的主权，但只占领大城市和铁路线，而又难以利用当地的工农业资源，使得城市与日占时期能够经常取得粮食、燃料的地区隔绝开来，毋宁说“日益变成国民政府的一个主要的经济负担”。[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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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国共对于战场胜负的“结算”方式不同，蒋中正1946年尚自认为，中共已不构成威胁，实则国民党统治已发生根本动摇。他对马歇尔说：目前的局势已不同于同中共军队作战的初期，因为现在有了可以自由调遣军队的道路。因此，他有信心能在8到10个月的时间内消灭中共军队。[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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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经验的角度来说，马歇尔在调处过程中肯定无法做到不偏不倚。延安有效地利用了国强共弱的表象，再加上周恩来的灵活，使得马歇尔对于共产党尽量容忍，而对于国民党则表现得无可忍受。苏、中共产党方面可以只做不说，而国民党和美国方面则是树大招风。马歇尔可能是怀着与史迪威类似的嫌怨心情返回美国的。但与史迪威不同的是，马歇尔已经清楚知道中共并不是一支美国可以依靠的力量，他在临行前与行政院副院长翁文灏的一次谈话中说，他希望中国的爱国自由主义者们能形成制约国民党的政治力量，“除非有一个令人尊敬的反对党存在，否则中国就不能让世界相信是建立了民主政府”。[316]11月，在国共两党与马歇尔相互抛弃的时候，后者开始转向小党代表。他鼓励张君劢、罗隆基等自由派人士联合中国的爱国者，形成真正的“第三势力”。马歇尔评价说：“现在小党人士听任自己陷入四分五裂，无力影响政局，既不能防止政府动用武力，也不能防范共产党瘫痪经济。在这可悲的局势中，中国人民单独承受着这场悲剧的全部重负”。[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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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他们在对待尤其是苏美驻军在华刑事案件的问题上，都刻意回避了己方盟国的责任，而积极指责对方为本民族的叛徒，以博取政治资本。在民族主义居于垄断地位的20世纪中国，无论反苏或者反美，似乎都能找到合理的土壤，只不过宣传的手段和效果有着巨大的差异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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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5日，蒋中正从灵修读物《荒漠甘泉》当日的诗文中得到了慰藉，说的正是忍耐。新约使徒行传中保罗有云：“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艰难”，作者考门夫人（Lettie B.Cowman）由是引发出“照样，一个破碎的心，才会得到神的喜悦”。读到这里，他不禁感慨：“我的心实在是破碎了，必能得到神的喜悦乎？”[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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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棋局中的国共关系 [1] 张嘉璈日记，1946年元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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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钟子云：《从延安到哈尔滨》，李树泉主编《中国共产党口述史料丛书》第4卷，第195-19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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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张嘉璈日记，1946年1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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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Ледовский А.М. СССР и Сталин в судьбах Китая. С.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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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周恩来年谱（1898-1949）》，第6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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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中共重庆代表团致中央电》（1946年1月3日），中央档案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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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周恩来年谱（1898-1949）》，第6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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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周恩来年谱（1898-1949）》，第6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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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1946年1月7日），转引自陈晖《马歇尔使华与苏联对华政策》，《历史研究》2008年第6期，第1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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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4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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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中共中央致重庆代表团电》（1946年1月8日），中央档案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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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中共中央致重庆代表团电》（1946年1月9日），中央档案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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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Запись беседы Н.Т. Федоренко с Го Можо，30 января 1946 г. В кн.：Ледовский А.М и т.д. （сост.）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XX Веке，том 5，книга 1. С.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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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彭真年谱》第1卷，第3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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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蒋中正日记，1946年1月9、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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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此“东北九省”指二战后在原关外三省范围内设立行政区划之辽宁、辽北、安东、吉林、松江、合江、黑龙江、嫩江、兴安九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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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中共中央致各局各区党委电》（1946年1月10日）、《中共中央及致东北局电》（1月11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6册，第19-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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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张嘉璈日记，1946年1月18日、2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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