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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8日，蒋中正最宠信的大将胡宗南飞来南京，蒋命他3月10日闪击延安（后因美军观察组尚未撤离而推迟三日），来反对美苏英法四外长开会干涉中国事务。[32]然而就在这一天，台湾爆发了旨在反抗中国国民党统治的大规模暴力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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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时，台湾光复后的短暂喜悦早已被国民政府的腐败统治一扫而空。台湾经过日本50年经营，在水电、文教等方面都具有超越大陆的明显优势。但是日本在台湾的经营不及东北，尤其战争的最后数月，岛上的工业、电力和港口设施都遭美中战机轰炸，农业也因台风侵袭和肥料缺乏而减产。好在工矿潜力巨大，日治时期原有发电量32万瓦，现已恢复至20万瓦。[33]与中国共产党初占东北时所表现出来的亲民政策相比，国民党以统治大陆的一套习惯搬去台湾，不但驻军纪律废弛，“士兵欺台百姓之不良情事发生”，而且政府官员“行为不检、能力薄弱或贪污渎职，尤以经建及公营事业更不乏借权渔利之不良现象”，为台人所痛恨不齿。[34]新台币以1∶1收兑旧的台银券，虽不与法币正式汇兑，也发生了贬值。米价较一年前上涨了400多倍而又供应短缺，造成岛内中产阶级的利益受到损害，致使台湾人与大陆人的矛盾日益尖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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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7日晚6时许，台北专卖分局叶德耕等武装查缉员警6人在延平路三段口“天马茶房”没收40岁寡妇林江迈所贩卷烟50余条及所携现金；在众人围观之际，林头部被手枪柄或锥形器砸伤，当即群情激愤成围殴之势，查缉员傅学通开枪误中近者陈文溪致死。翌日上午，事态恶化，台北民众冲击了派出所和专卖分局等政府机构，殴毙职员2人，伤4人；下午2时许，市民复欲冲入行政长官公署，被枪扫射，当场死伤数人。陈仪起初并不重视，谓“这种事件如在大陆，民众司空见惯，不感痛痒”，并归结为闽南人性急。[35]3月1日下午3时许，铁路管理委员会前又发生了军警扫射民众事件，死者至少24人以上。[36]原已尖锐的矛盾更加激化，遂爆发大规模暴力冲突。台北等市秩序瘫痪。陈仪根据蒋介石“不得宽纵”的旨意，以台湾省警备总司令名义宣布戒严，外省人又进行了报复，流血事件随即遍布全台，并一直持续到3月中旬。[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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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发挥了重要作用。自两年前延安派来徐征、艾璐生等建立台湾省工作委员会后，王万得、谢雪红等开始被组织起来，至少有70多名共产党人在地下活动。廖承志曾于事后发表声明，表示中共对事件的领导地位。早在事件发生三个月前的1946年11月29日，中共台省工委会借反对国民政府标售日产而张贴标语，散发传单，发生两周前的1947年2月10日，受王万得等共产党影响的社团台湾政治建设协会，召集1200余人假台北国际戏院举行演说会，极力攻击国民政府，事件发生四天前的2月23日，该社团再次于台北敲锣打鼓，发放传单，反对政府标售日产。27日当晚至少有两名中共党员周青、吴克泰在现场“敲锣鼓动”。28日上午，中共台省工委会积极分子、台大学生吴裕德又“敲锣打鼓”沿街宣传。事发后，中共更迅速发展成一股力量，在台北以徐征、林樑材、林日高、王万得、潘钦信、苏新等为主力，台中以谢雪红、杨克煌为中心，鼓动民众反对政府，劫夺军火，实行“武斗”。3月4日，中共地下党李中志宣布“光是靠处理委员会的文斗还不够，学生必须另外组织起来，搞起武装起义……武器没有问题，军火部已经搞定了”。台湾各校学生在共产党组织下编成学生军，攻打景尾（景美）军火库。[38]中共通过王添灯更控制了文斗的领导机构“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王于3月8日提出《处理大纲》32条要求，即是以台工委所拟《目前具体纲领》为依据制定的，其中第一条就是国民党军缴械。[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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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外交官的反应则进一步反映出国务院对国民党的厌恶。3月3日，台湾政治建设协会代表吕伯雄、林宗贤、林传克、骆水源、李万居到美国驻台北领事馆送信，以寻求国际支持。彼时陈仪派有代表在领事馆正好撞见。[40]副领事葛超智（George H.Kerr）借此向上司递交了一份一个半月前由141个“台湾青年同盟”成员签名代表807人给马歇尔的陈情书。该书主要表达了请求美国赞助台湾托管的愿望，称“改组台湾省政府的最迅速方法，端赖联合国接管台湾，切断与中国之政治经济连带关系若许年”。[41]葛超智早就对国民政府深恶痛绝，他对上述同盟的组织者黄纪男进行了“台独启蒙”，并最终产生了这份似乎代表台湾民意的陈情书。[42]3月5日，他的上司布雷克（Ralph J.Blake）向大使馆征引此书结论时加上了“以至福摩萨独立”字样，要求国务院紧急干预，将台湾置于美国主导的联合国管制下，否则岛上就很可能会爆发另一场内战。布雷克还主动强调说“美国［在台］声望很高”。[43]但与葛超智相比，布雷克较为克制，他旋即联系陈仪将避难的26人迁出领事馆。7日，陈仪也电告蒋介石“此次事件有美国人参与。反动分子时与美领事馆往来，美领使已发表种种无理由的反对政府言论”。[44]17日，葛超智被召回南京。这位副领事的大胆举动虽然失败了，但是他的报告和见解将继续在国务院发挥作用。[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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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中正于3月5日派出军队镇压。9日，整编第二十一师刘雨卿部从上海抵达基隆，之后军队和警察对台湾人实行了报复性的虐杀。陈仪于10日知晓发生“好几起士兵凌辱及殴打台湾人事件”，曾下令制止，但收效不大。13日，蒋又亲自下令“严禁军政人员施行报复，否则以抗命论罪”。[46]然而，本旨在防止政府秋后算账而组织“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之民间骨干皆以“叛乱首要”之罪被秘密处死或通缉。其中，廖进平等人的罪行竟然是“向美国驻台领事馆提出‘将此次台湾二二八事件真象向国内及全世界报导，并请予主持公道’之辱国要求”。[47]台大教授、留美博士林茂生仅因英文好而以莫须有的罪名被匆匆处决。[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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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其时仍旧不承认中国存在“共产党”问题。东部时间3月12日，杜鲁门在国会山面对参众两院的议员发表了后来被称为“杜鲁门主义”（Truman Doctrine）的欧洲中心主义演说。演说的主旨是要求国会批准对希腊和土耳其共4亿美金的经济援助及派遣军事人员，以抵御“最近极权制政权的压迫”。他在演说中没有点明苏联，也没有提及中国，却处处可以看到它们的影子。杜鲁门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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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政府的核心今天正被几千名由共产党领导的武装人员的恐怖行动所威胁，他们主要在北部边境一带推翻了政府的统治……希腊要成为一个自助、自尊的民主政体就必须获得援助。美国必须提供这种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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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凡政府都不是完美的。然而，民主政体有一个主要的优点，就在于它的缺点通过民主程序可以一览无余，能够指出并加以改正。希腊政府也是不完美的。但它代表了去年经由选举成立之希腊议会百分之八十五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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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生活方式是基于多数人的意志，其特征为自由的组织、代议制政府、自由选举、保证个人自由、言论信仰自由和反对政治压迫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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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一种生活方式是基于少数人强加给多数人的意志。它依赖恐怖和压迫、舆论管制及对个人自由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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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权制政权的种子由沮丧和欲望来浇灌。它们在贫穷和冲突的土壤里滋长。当一个民族获得更好生活的希望破灭的时候，它们则如日中天……[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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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就是那个极权制政权，而中国显然是杜鲁门心里的那个不能自助、丧失自尊的反例。他心里知道适用于近代希腊的道理，同样也适用于近代中国。他也知道国民政府也于1946年刚刚通过了充满“民主”原则的新宪法，但现在这个腐败顽固的政府已被美国外交战略的实际制定者马歇尔将军抛到了脑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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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中正闻讯甚至还曾对于杜鲁门有过期待。他在日记中写道：“美总统提出经济援助希、土法案，以图消弥共产灾祸。此举于我国与世界前途，殆将发生良好影响乎”。[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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殊不知美国国会既然同意援助南欧，那么在世界其他地区必然要收敛。这是财政紧缩的年代，战争时期的挥霍对于五角大楼来说已是昨日旧梦。“国会说我们的预算要进一步削减”，心存退意的陆军参谋总长艾森豪威尔将军也不无痛苦地在日记里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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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陆军］现在要求62亿，［无法辨认］原估为143亿元。上帝知道这项安全事务竟要花费如此巨数，而我是支持国会省钱打算的。但如果再逼我，我只能问他们该“怎样”做。我们差不多绞尽脑汁了。占领军（尽可能最小规模）、后备军、输油管、空军业已降至我所认为必要值的3/5，仅合理的研究、开发以及情报经费。再削减一点，占领就将失败，那么到时候，自己小心吧。[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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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苏联的情况就大不同了。斯大林非常幸运地不必为自己的军费预算无法通过部长会议的审核而烦恼。他的远东贸易部门从1946年5月就开始向中共提供大量武器、弹药和其他物资。据日俘奥平氏回忆，他连续近14个月每周至少一次将由中苏边境绥芬河方向运来的大约30节车皮的军火卸至东满的牡丹江站，其中除了日式武器弹药和美式卡车以外，还有不少中型坦克和卡车是苏联自己生产的；相当数量的粮食再从牡丹江运往苏联。[52]林彪在东北与莫斯科建立了直接的通讯联系。双方还签订了以物易物的贸易协定，内容包括苏联向北满提供武器弹药、医疗器械、交通运输、通信器材、布匹、棉花、棉絮、制服、油料、药品、外汇等，而北满则以谷物和黄豆让利50%在当壁等地易货。[53]尽管1946年水患造成春粮歉收，中共军民开始节衣缩食，小灶改中灶、中灶改大灶，发扬延安精神，以保证粮食出口。[54]林彪从1946年12月至1947年1月，大约获得了苏联价值15100万卢布（以苏联1947币制改革前1∶0.06折算，约合906万美金）的武器、设备和材料。[55]初夏时节，苏军又将东北各地缴获而存放在中苏边境满洲里的大批日军武器，给了中共方面。根据东北局军工部部长何长工的回忆，他和苏军代表卡瓦洛夫签立援助武器协定，“这批武器数量不小……有各种枪炮，还有坦克，我们用几列火车拉了几天才拉完，解决我们不小的问题”。[56]这就为中共在北满和东满站稳脚跟奠定了基础。时任高岗政治秘书的李锐事后感慨：“苏联对我们的帮助还是很大的，否则我们怎么可能到东北一下子就站住了呢？”[57]尽管中共下级士兵与苏方铁路人员之间时有口角和暴力冲突，苏联驻哈领事也不止一次向林彪提出过交涉，但均被双方高层以“共同事业”为重而将其掩盖下去。[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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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杜鲁门在国会声援希腊的3月13日，也就在美军观察组撤出延安的第二日，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胡宗南以15万人的先头部队进攻延安，主力34个旅（23万人）进攻陕甘宁边区。而这一消息早在10天前又让熊向晖知晓，并立即报至延安。事实上，毛泽东知道的甚至比胡的军、师、旅长们还要早，可以带领中共中央机关顺利撤离。[59]胡宗南总部内高级通讯主管亦是中共地下情报人员。[60]当时陕甘宁边区只有三五八、新四、警备一、教导各旅约两万人兵力，而且每枪不到10发子弹，只能抵抗5天，若无情报，结局可想而知。彭德怀于是挂帅，将主阵地设在南泥湾，命令士兵尽可能拖延胡一周之久，好让毛泽东有充分的时间做撤离准备。[61]准备什么呢？首先，毛泽东亲自将与莫斯科联络的文件全部烧毁，随后还特意安排苏军代表与中共领导分开撤离，以防被人发现“洋人参与中国的内战，传到世界各国去影响不好”。[62]3月18日，毛泽东离开王家坪，进驻延川永坪以南事先安排好的刘家渠。为了突出他的“悠然”，毛泽东命彭德怀派人把上下窑洞特地又打扫了一遍，“家具也摆好了”，恭候胡宗南。[63]3月19日，胡宗南终于由南泥湾进至延安，正好7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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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德怀利用胡急于求成的心理，以丘壑地利优势频频设伏。3月25日，他派饵军诱敌深入延安至榆林公路的咽喉处青化砭，待胡部第一军二十七师三十一旅的一个团进入包围圈后，东西两面山林中埋伏的约6个旅（包括月初从晋西火速赶回的原南下三五九旅主力）一齐开火。[64]战斗持续约一个半小时。第三十一旅约2900人阵亡，正副旅长、参谋被俘。彭德怀一雪月初西华池伤亡1200人的前耻，补充了近30万发子弹及两三千士兵，大解燃眉之急。[65]4月14日，彭德怀再于瓦窑堡西南的羊马河一带伏击了胡宗南部第一三五旅4700人，激战6个小时，俘该旅代旅长、参谋及政治部主任。[66]为了缓解战时部队粮食短缺的问题，彭德怀又于5月2日以饵军诱敌北上，随后用4个旅的兵力偷袭了胡宗南的补给基地蟠龙镇。战斗于深夜11时打响。由于自身武器落后，没有东北和华东野战军那么多的火炮，因此西北野战军只能依靠夜战、近战和爆破手段来攻坚。战斗一直持续到5月4日24时，共计两昼夜，全歼守军第一六七旅旅部、1个团及陕北民军1个总队约6000人，俘正副旅长、参谋及政治部主任，缴获“军服四万余套，面粉一万多袋，山炮六门，骡马千匹，子弹炮弹一百万余发”。[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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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战期间，毛泽东一直努力与莫斯科保持联系。但出于自身安全起见，中共限制了大功率电台的使用，许多原先由大台发送的电报亦改用小电台。[68]国民党军统曾在陕西清涧设立了中型测向台，但很快就因中共情报人员、西安绥靖公署电讯班主任戴中溶的原因而告失效。[69]6月，斯大林听到国民党的宣传，以为中共在陕北受到毁灭性打击，曾指示派专机接毛泽东等到苏联避难。[70]这是苏联首次同意毛去莫斯科。6月15日，斯大林指示军事情报员阿洛夫转告毛泽东：“我们认为最好取道哈尔滨［前来］。如果需要，我们将派去飞机”。[71]毛泽东也指示晋绥军区“即日动工修理岚县飞机场”。[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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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更加强了对军队的意识形态教育。针对部队中流行的“打了蒋介石，还有美国”的悲观思潮，有影响力的将领亲自训话：“即使本部消耗了，对全局说还是胜利的”，而且“今天和蒋介石打便是和美国打，蒋是美走狗，打败蒋介石便是打败美国。根据各方条件，美国还没本事敢冒这个险来直接参战，即使万一来，还不是榴弹炮、飞机，换些美国人，实际他不如蒋介石，更不如日本……美国的原子弹只能吓唬神经衰弱的人”。[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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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就在这个时候，主持美国对华政策的马歇尔国务卿仍对蒋中正毫无谅解。他对国民政府驻美大使顾维钧仍旧表示：“不明了何以各种军事改革尚未见诸实施。国军在前方作战仍多临时强征训练不足、食不饱之无知农民，而共军每四人中必有训练成熟之一人，曾受主义之教训、了解作战之目的、奋发其同伍”。在他看来，国民党的错误全在于未听其劝告：“现我前方战线太阔，后方交通与供应线太长，我用重兵克复延安，得不偿失，以致战事拖延、消耗资源，造成我今日之困难……嘱钧毋须电［南］京报告，末谓彼仍欲予我各种协助，只候适当时机……”[74]实际上抛弃了中国的马歇尔将满腔热忱全部投向欧洲。6月5日，他在哈佛大学纪念小教堂非常低调地发表美国复兴西欧经济的宏大援助计划。这说明华盛顿已经打开了战后孤立主义的枷锁，它还会眷顾中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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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天后，当参谋长联席会议要求政府同样遏制苏联在华扩张时，国务院表示反对。军方开始反省1946年由范宣德拟定的“限制对华任何军事援助”原则，认为这既与美国在欧亚大陆其他地区的政策相违背，又不符合稳定中国的意愿，而且势必导致战事胶着或者“国民政府的最终崩溃”。[75]但范宣德毫不示弱，表示“远东司对此的答复一直是而且现在仍然是‘不’”。他甚至拿出一个月前由这些参谋长们转来的另一份孤立主义色彩相当浓厚的研究报告（JCS1769/1）作为依据，该报告指出美国对外援助须遵循国家安全紧要原则，而“中国在此类受援国家名单中处于非常靠后的位置”。范宣德继而得出结论：“考虑到中国人自身行政低效……远东司认为一个被苏联主宰的中国并不构成迫切的危险，并不足以让我们站在国民政府一边介入中国内战”。[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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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对于高度依赖美械的国民党来说，军火禁运的打击是巨大的。1947年3月21日，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向国务院报告国民党军“弹药供应将达临界点。最可靠情报显示美国训练装备之部队以目前的消耗速度，将在约三个月内用尽库存”。[77]5月26日，马歇尔撤销了历时近一年的对华军火禁运令。[78]然而实际上，禁运并未随之消除。6月21日，蒋中正令拨美金531.2万元急购炸药4100吨及0.50子弹640万发。[79]6月25日，中国驻美大使顾维钧受蒋委托，向国务院转达了迫切需要飞机和子弹的愿望。[80]而美陆军在华顾问团团长卢卡斯（John P.Lucas）少将也在此时，向华盛顿告急“中国空军因缺乏零件和维护，正迅速瘫痪。储备的美国军火接近枯竭”。[81]马歇尔仍旧犹豫不决，甚至要求作战部把刚刚批准放行的1946年8月以来扣押之“中正式”步枪子弹及剩余物资项下的少量运输机也推迟数月交货，仅表示同意国民政府向美私人制造商购买武器。[82]而艾奇逊曾明白告诉过他“［国民政府］所需军火的制造商几乎完全在赶美国政府的合同”。[83]这对于急需军火的国民党来说，不是掣肘又是什么呢？连周恩来当时在靖边小河村召开的中共中央扩大会议上做内部报告时都承认：“美国对蒋介石的援助并不慷慨，蒋政府向美国私人购买军火也有许多困难，美军事实上是在撤退”。[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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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华盛顿搁置中国问题的时候，7月1日，苏军情报员阿洛夫收到莫斯科的新指示：“鉴于即将进行的军事行动以及毛泽东离开可能会给战事造成不利影响，我们认为暂时推迟毛泽东行程为宜”。[85]然而与华盛顿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莫斯科虽说取消了这次会面，却加大了对中共的援助力度。斯大林进一步允许大连的一大批苏占军工企业交中共经营，组建为“大连建新公司”军火生产线。在此后的三年中，大连共生产75毫米口径钢质后膛炮弹53.58万发、引信82.8万枚、无烟火药453吨、迫击炮1430门和苏式冲锋枪563支等等武器装备，全部供给华东、东北中共军队。[86]7月14日，克里姆林宫又命令紧急从苏联国内供货计划中又调拨出400辆吉斯（3HC-5）汽车、60台电动机、2000台整流器、3200部电话机、50公里电缆、10000千米棉布以及电台、收发报机、药品、医疗设备等，于11月前转口给东北；21日，又预定在1948年继续出口3000辆货车、1443台电动机、1500吨航空燃油、23800吨汽油等。[87]就连在南京的美国大使司徒雷登都注意到“［中共］他们似乎有相对良好的军火、金钱和其他必要物资的供应，自信有继续战斗两三年的能力，并估计到时能控制长江以北地区”。[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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