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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德迈最后表示：“我知道我所讲的许多意见不合于中国的传统。但我细心地研究了孔子的哲学，我深信所有这些意见与孔子所讲述的品行的要义完全一致。我对大部分中国人民的贤明的判断和合礼的言行怀有信心。我诚恳地希望诸位能以我适才批评的同样精神来接受我的评论。”[127]据说，就连蒋中正的义弟戴季陶，听完之后，竟至泣下。别人问他，魏德迈说了什么坏话让你难受成这样。戴回答说：“问题就在于他说的完全不是坏话而是纯粹的事实。吾从政国民党26年，从未感到如此之羞辱”。[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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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蒋却不以为然，反以为忤。他此后半个月都耿耿于怀，几乎天天都在日记中雪耻：“实为外人公开侮蔑我政府之最难忍辱者”；“我政府决不能再向美国求借外债，即使吾人饿死，亦不可再向人乞怜”；“依赖则成为奴隶，成为附庸矣”。[129]蒋中正并不是那种可以虚心纳谏的人。他自我辩解说魏德迈是受了“共党及其外围分子宣传之影响”；[130]或者是马歇尔为报复史迪威事件而“以其国内责备马不援华，恐其侮华政策失败，乃特派亲华之魏来华视察后，令魏作反华之丑态，以掩其罪行”。[131]蒋对美国的怨恨随之达到顶峰：“［美国］企图毁灭我本人，以达其统制中国之目的，其加我之诬陷，更甚于共匪与已往之日俄，是乃万料不及者……其恣睢灭裂犹如此也。”[132]但就国民党军腐败问题而言，熊式辉也曾于1943年私下里对蒋说：“军风纪之败坏，类皆由于官兵生活之受压迫，食不能饱”。蒋当时就有些不高兴：“师团长好者，士兵痛苦较少，并非食不能饱”。[133]但是说到熊式辉，在魏德迈使华的过程中，蒋任命陈诚取代熊为东北行辕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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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魏德迈上述的善意批评还算中肯有效的话，那么，他的成果很快被接下来严重的技术性错误一笔勾销。8月24日飞南朝鲜之前，这位美国总统特使不理其媒体关系顾问的劝告，执意公开发表了一个措辞严厉的离华声明。声明直指“身居要职之无能及腐败官员（不特在国民政府机构中，在省及市机构中尤甚）”及“大部［分］官员行为不检，声名狼藉，贪污或无能，或贪污与无能两者兼而有之”。[134]尽管声明和演讲内容本身俱是事实，但却体现出美国人自始至终对自己切实干预中国事务的举动全无深思熟虑的觉悟。对于这种低级的外交失误，连魏德迈本人事后也承认：“不但未能促进我心中的事业，我却为共产党对国民党的恶毒攻击火上浇油。不但未能达成建设性的愿望，我却协助动摇了委员长的地位并且无意间诋毁其执政能力”。[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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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魏德迈的报告及时换来了美国中断一年之久的援华物资，那还另当别论，可惜并未如此，反而在舆论上助长了国内阻止援华的声浪。原先为数不少的美国记者评论已对国民政府“政治军事经济颇多不利表示失望”，使得“多有疑我［国民党］因军事不利，故为危言耸听，欲牵美陷入漩涡，不无转引、反感”。[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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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9日，魏德迈在访南朝鲜后返回华盛顿，向杜鲁门提交了厚厚的报告书。这本较为公正的报告书在总论的第五段即对美国1945年以来的对华政策提出了含蓄的批评：“美国在雅尔塔会议中同意俄国重入满洲，其后又对国民政府停止援助，间接便利了苏联在远东的计划”。[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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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德迈迅即建议将东北战事乃至整个中国局势由中国政府提议而置于联合国监管的制度以内，否则“满洲将被卷入苏联的范围之内，并且或将永久脱离中国”，而美国的“任何援助必归无效”。随后，报告对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各方面做了评估，明确指出恶性通货膨胀是中国政府面临的核心问题，内战而引起的军费开支对于收支严重失衡的国民政府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迫使其依靠滥印纸币来暂时弥补预算的亏空，但只能造成物价上涨的恶性循环，并推测政府的外汇资产只能维持到1949年初。在军事上，“国民党必须保卫许多重要区域，其中包括交通联络线。显而易见，大量国民党军队从事这种防守任务不能移动，而共军的战术则使其军队有几乎完全的行动自由”，这种状况造成了中共军队在东北、山东和河北等地的主导性地位。但与此同时，他也明确做出预警：“美国对国民政府扩大军事援助可能引起苏联公开或暗地里对中共给予类似的援助——后一途径似更有可能。正如1935年的西班牙，可能产生又一个意识形态冲突的战场。该地区的此类发展，将如同欧洲和中东一样，可能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魏德迈不无同情地写道：“对国民政府努力改革所得成效的批评应有所缓和，须考虑到八年抗战带给中国的艰难困苦以及反抗共产主义的负担和它为盟国事业所做出的牺牲”。因此，对中国政府尤其是弹药和汽车零部件的迫切要求要立即予以协助，同时扩大美军顾问团的任务范围，但避免以任何方式卷入与中共的实际战斗当中。总结来说，国民政府在经济、军事、政治上所面临的危机都非常严重，这主要是由于国民党的不作为和苏联的积极作为而造成的；鉴于中国重要的战略价值，美国政府应提供及时有效的援助，但这种援助又必须是有限的，必须以国民政府的切实改革为依据。[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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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朝鲜半岛，魏德迈报告书指出它与中国一样，“政治、经济和心理上的问题互相交织，全都复杂而且日益难于解决”。由于苏联抵制履行1945年12月由三国外长达成的莫斯科协定，美苏联合委员会陷于僵局。斯大林的企图已经昭然若揭，即“确保在朝鲜［建立］一个共产党主导的政府”，并且，“苏联极有可能会撤退其占领军，并因此诱使我们也行撤退，因此，北朝鲜人民军构成对南韩的潜在军事威胁。一旦苏联确信北朝鲜傀儡政府及为其组建之武装，在没有苏联军队实际参与的情况下，足够强大并且经过充分灌输以至能够依赖来实施苏联目标的时候，上述情况，就很可能发生。”[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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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报告如果当时能引起美国高层的重视，历史可能就不会如后来发展的那样。遗憾的是，国务卿马歇尔在未读之前，即已建议杜鲁门将报告列为最高机密而禁止任何人泄露；[140]读过报告之后，则表示“此一［国际托管］建议，当时若予公布，是对中国主权的侵犯，意指国民政府无力统治其领土，极大地伤害了中国人的感情”。[141]马歇尔曾要求魏德迈删除有关建议，然而对于魏德迈来说，这简直就是他报告的核心部分，因而拒绝。国务卿遂一直将报告列为“最高机密”，直至1949年白皮书的发表才予公开。魏德迈本人的反应自然是不满与无奈，他表示“事实上所有的意见都曾事先与蒋介石委员长在极其友好的气氛中商讨过。因此今天［仍］确信发表我的报告不会给我的政府或者中国、韩国人造成难堪。如果我是错的，那么随后在1949年的白皮书中公布我的报告则为严重的外交失误”。[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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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指出的是，正如马歇尔所预计的，蒋中正不可能同意将东北乃至全中国交付国际托管的建议。他曾因与胡适午餐时听闻魏德迈有关中国交由美国托管的建议，而“不禁心寒胆惊”，谓“美国陆军之狂妄荒唐竟至于此耶”。[143]1947年1月6日下午，马歇尔在离华前夕，曾与蒋随意提及美国参议员最近提出“由一个美英苏三国做出努力来为中国的事务提供稳定性影响的方案”。据马歇尔的报告，当时委员长的反应非常激烈，随即发表了带有抗议性质的长篇大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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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尔塔会议就满洲问题——铁路、大连和旅顺口——做出决定而没有提到中国政府的消息传来令人大感震惊，这是中国人民根本无法谅解的。我［蒋］本人由于了解到当时的某些情况而接受了这项决定，但是仍然感到这一行动和美国政府的传统立场不相吻合，这样的决议在中国将长时期地激起深刻的不满。而且，1945年12月莫斯科外长会议就中国问题所采取的行动是对中华民族尊严和主权的侵犯。在宣布这一行动的后一日苏联大使曾拜会我并对我说，虽然苏联政府默认了所采取的行动，但认为此乃不智之举，而这样的行动是由美国政府建议的。请转告总统，在任何情况下，只要我还是中国政府的首脑，就不会接受涉及苏联政府或英国政府插手中国内政的行动。如果一定要采取这样的行动并强加于中国，我将辞去政府主席的职务，因为这对中国政府和人民都是不能容忍的，而且是一种侮辱。[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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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蒋对魏德迈一行的观感，他不太可能理性考虑魏氏建议的实质。蒋的民族主义情怀既不喜将中国与朝鲜相提并论，也反感魏德迈临行前所有的批评言论。他在日记中写道：“魏德迈使团所加于我国者为骄横，为侮辱……对我民族之贱视，几乎以我为其殖民地犹不如也，不堪再忍矣”。[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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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马歇尔所谓尊重中国主权的借口也过于牵强，正如蒋中正在两人最后一次见面时所抱怨的那样，马歇尔、罗斯福、杜鲁门在决策的时候似乎很少会将中国的主权问题作为优先考虑的因素，否则也就不会有雅尔塔密约，苏联对中国东北的占领就不会那么理直气壮，甚至斯大林还会按照外交人民委员会的建议不出兵东北。那么，美国也不会就中国东北问题与苏联发生如此激烈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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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魏德迈报告有侵犯中国主权之嫌，但其中诸如保证国民党军迫切需要的弹药供应以及提供经济援助等技术性建议，亦被同时搁置，而未及时付诸实施。不独是魏德迈，连司徒雷登也曾报告过中国弹药严重缺乏的问题。[146]究其原因，到底还是马歇尔的内心深处有着对于国民党难以磨灭的抵触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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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悉，10月初，调任广东省政府主席的宋子文来到香港拜会反蒋领袖李济深，据宋透露，“担任广东省省长并不是蒋介石的主意，而是美国政府的授意。美国政府对蒋很不满意，想让宋子文、孙科、张群等取代蒋介石，领导政府与共产党进行和谈”，希望李参与，并说服老部下陈诚、张发奎、余汉谋、薛岳等和桂系共同反蒋。[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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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土地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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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传统上是农耕社会。土地是稀缺的社会资源，成为特权或有钱阶层最为青睐的投资对象。贫困是农村亦是中国基本的社会问题。近代“大革命”风生水起，中国国民党在孙文时期就以“耕者有其田”作为平均地权的宣传口号，赋予政府以征收土地税和收买私有土地的双轨权力，旨在自上而下地限制土地垄断和调配土地使用。这种口号的实现取决于国民政府对抗地方割据势力的结果。闽西龙岩县自1941年根据这一原则实施土改，将共产党分的田连同私有荒地一起收回，按照原土地使用者、本乡务农满3年者、本县务农满3年者这一次序，以户（4口）为单位分配（超过4口的农户按每人应得面积予以调整），同时以债券和现款补偿原地主，成效显著：至1947年龙岩全县共放领土地262458市亩，扶植自耕农32242户，“全县农民均系自耕农，地主一词已很不容易听到”。[148]但龙岩相对整个中国来说毕竟九牛之一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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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被美苏目之为“农业改革者”或“农民党”，就是因为它号召以暴力手段自下而上地变更中国农村原有的土地所有制度，但自江西苏维埃共和国失败之后，就一度中止了大规模土地革命运动，在其根据地内依靠富农（如“吴满有方向”），较为温和地推行减租减息的改良政策，即国民党早已宣布但一直未实行的“二五减租”。[149]周恩来说“共产党的土地政策与政府的土地法区别无几”。但当美国表示协助国共协商解决土地问题时，中共答以复杂费时而明确拒绝。[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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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二五减租”就是田赋减少1/4。国民党曾于北伐后的1928年在华东浙江省率先试行，但因地方政府支持大地主武力反对，该政策很快夭折。[151]后来抗战中在湖北推行过一段时间，但亦半途而废。1946年8月，国民党再次酝酿土改，以谷物而非纸币向大地主征购土地，宋子文曾有意透露给美国新任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希望能够获得华盛顿的援助。[152]陈仪在台湾亦实行粮食统购统销，对违反者予以严惩。[153]1946年12月，国民政府正式推出“二五减租”办法，仍旧由于地主方面的阻力和行政院的不作为，土地改革政策始终暂缓实施。以苏北萧县为例，地主还乡后，与官员相勾结，对“中央各种收揽民心安定社会秩序之法令相率阳奉阴违”，“不特不奉行二五减租办法，除强迫佃农对半分租外并追算历年未对半分租之旧账”，“佃农无钱无势，虽不服亦不敢诉讼。若长此以往，实无异驱民为匪”。[154]1947年3月21日，国防最高委员会第223次常务会议又通过决议，仍恢复30年代《土地法》实行的“三七五限租”，即“各地耕地佃农应缴之地租，暂依照正产物总额千分之三百七十五计算”，并以行政院训令方式发布。台湾在两年后就是依据该令，实施了土改，成绩斐然，为台湾的繁荣奠定了基础。[155]4月17日，张群继宋子文任行政院长。蒋中正专设地政部来加大土改力度。按照1946年美国政府派遣的农业专家团建议，国民党打算继续《土地法》规定的丈量、登记、估价程序，并通过政府投放农业贷款，改进业佃关系。[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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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虽有良好的土地改革政策，但缺乏贯彻政策的动力和意志。土地产权是国民政府保护的对象之一。然而，内战方炽，国民政府即便心有余力也不足。农业史学家万国鼎慨叹道：“改革的阻碍往往直接来自政府本身，甚至在某省参议会中，反对二五减租的主力，竟全是国民党党员”。[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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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也于1945年底在新占领区开展了一两个月的“清算复仇运动”，而后推行强制地主退还地租和抵押土地的政策。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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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大部分土地要上推两年减租，地主必须把前两年每年的地租退还1/4。第二，大地主必须把其地租收入的50%用来交土地税，尽管农民的最高税率只相当于他收成的7%，每个家庭还有一亩地（1/6英亩）完全免税。不愿退租或纳税的地主可以出售土地。第三，地主必须把多余的土地卖给新政权，可以用发行债券的方法偿付地价。[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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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2月8日，中共中央在一份通告中表明，土地公债不算产权买卖，如果要让“地主无法保留多余土地，且可使农民避免某些理由不充分的清算，使自己得到的土地更有合法的保证”，就必须“与诉苦清算配合起来，不把它看作一种单纯的买卖关系”。实际上，在政权压力下，“许多地主宁愿献地，写献约，而不愿得公债卖地，写卖约。因地主感觉如写了卖约，以后再无借口收回土地”。[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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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土改成了中共军事胜利的重要原因，是兵源和后勤的主要保证。共产党的经济学并不复杂，就是给农民“以看得见的物质利益”。[160]虽然农业技术和工具并未改变，但中共通过重新分配与土地有关的产权，将占多数的农村人口纳入自己的政治经济系统，而最初运营的成本则相对较低——主要为武器支出，已由苏联供给。据粟裕回忆：“胶东莱阳县赤山区，一千名民兵集体参军，编为一个营，加入了主力，成为当时闻名胶东的‘赤山营’。淄川县当时只有四十余万人。土改复查后，一次扩大一个团，两千余人补进了主力。”山东一省仅1946年就有29.5万余农民加入中共武装，1947、1948两年还将有这么多人应征入伍。山东农民还被运往东北作战，1946年大约有11.6万人，“由海运去的有八万人，由山海关去的只有三万六千人，都由苏联以获得的日械，予以装备”。[161]相比较，国统区1947年1-8月才征新兵508307人，每人尚须政府财政拨出6万元法币的征集安家费用。[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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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47年2月开始，中共逐渐对土地所有者由“改”转“革”，开始阶级斗争升级。因张莘夫事件而被调往北满的吴亮平此时主要负责东安（今黑龙江省密山）地区的土改。他的经验是“开穷人会，要认真摸好底，选准村里的经营性地主与大富农，发动贫苦农民与他们算清剥削账，培养苦大仇深的农民积极分子和他们撕破脸皮，开斗争会，公审枪毙。这样群众就会自觉地按着土地革命的发展规律”。[163]这种依靠农村贫民的“土革”，发动起来的“勇敢分子”自然什么类型都有，各地状况非常复杂，“一些狗腿子，甚至于地痞流氓成了积极分子，占了优势，而真正的贫雇农、下中农，没有得到什么好的东西……天下都一样，一开始的时候，是痞子运动，一般好一点的老百姓都不敢讲话”。[164]据李锐回忆，“土改由凯丰负责，左得很，侵犯中农利益，杀人、死人很多。我还记得在会上黄克诚批评凯丰：同江西时期一样左，只是因为支援前线，战争胜利关系，严重错误被掩盖了”。[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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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7日开始，刘少奇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主持107人参加的中共全国土地会议，指大多数地方土改“均不彻底，当须进行激烈斗争，才能解决问题”，提出的口号是“中农不动”、“平分土地”。[166]由此，康生的“村村点火、家家冒烟”、“分浮财”、“挖地财”、“搬石头”等“极左”行为，都作为会议的正面经验加以传达，“其后果就可想而知了”。[167]中国农村“患贫”的问题不但无法解决，反而直接转变为“仇富”，更进一步向富裕农民下手。在共产党农村土改中，普遍实行“定成分”和“三查三整”。据时任作战参谋的张清化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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