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6772684
国民党以执政地位非常不智地把中共积极争取的民盟直接列为被“戡”的对象。政府采取了“孤立上层、打击下层”的压制政策，先后有温和派孙科、新闻局局长董显光发出予以取缔的呼声。黄炎培、罗隆基等民盟领导人四处奔走无效。事态发展的最高峰是民盟中央常委兼西北总支主任杜斌丞被陕西省戒严总司令部以“勾结共军、密谋暴动、贩卖烟毒”罪名处死。这时候，他们派骨干找美国大使调解与政府关系，司徒雷登对现在民盟甘做“尾巴”感到厌倦，“平时他同民盟不会讲英语的领导人谈话的时候，多半用中国话交谈。这次他完全说的是英语，旁边还坐着一个名字叫拉登的美国参赞做记录。司徒雷登当时以‘不便干涉中国内政’为辞，给民盟碰了一个软钉子”。[185]
1706772685
1706772686
10月27日，民盟未经审判而以政府公告形式被定性为“非法团体”，依据《妨害国家总动员惩罚暂行条例》甚至《后方共产党处置办法》而“严加取缔”。民盟最终于11月5日自行宣布解散。随后组织流亡香港，召开了仅少数人参加的一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彻底推翻整个国民党反动集团的统治”，并“与中国共产党实行密切的合作”，公开“坚决驱逐美帝国主义的势力出中国”，彻底倒向共产党一边。它自称“在真民主与假民主之间，就绝对没有中立的余地”。[186]
1706772687
1706772688
对于“第三方面”的中立立场，中共领导人也曾提出过反对。负主要交往之责的周恩来评价说：“一接触到实际斗争，尤其是内战重起，就使他［民盟］只能在靠近共产党或靠近国民党中选择道路，而不能有其他道路。”[187]毛泽东则明确告诫党内“自由资产阶级也同我们争领导权，不要以为自由资产阶级就革命得不得了”。[188]10月26日，毛泽东在给全党的指示中特地加了这么一段话：
1706772689
1706772690
……在蒋介石打倒以后，因为自由资产阶级特别是其右翼的政治倾向是反对我们的，所以我们必须在政治上打击他们，使他们从群众中孤立起来，即是使群众从自由资产阶级的影响下解放出来。但这并不是把他们当作地主阶级和大资产阶级一样立即打倒他们，那时，还将有他们的代表参加政府，以便使群众从经验中认识他们特别是其右翼的反动性，而一步一步地抛弃他们……[189]
1706772691
1706772692
1706772693
据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米高扬（）称，11月30日，毛泽东甚至请示过斯大林：在中国革命最后胜利的时期，循苏联和南斯拉夫之例，中国共产党以外的所有政党都应该退出政治舞台，这将加强中国革命的力量。但这因斯大林的否定而没有付诸实施。[190]
1706772694
1706772695
1947年10月10日，毛泽东在山西神泉堡提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他给斯大林写了一封长信，表明“形势已有很大的变化，已形成对我比较有利的局面……我军事力量不断扩大和加强”，自信地宣称“解放战争已有了很大转折，已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斯大林很高兴，于12月16日重新向毛泽东发出了访苏的邀请。次日，阿洛夫予以转告，毛泽东“非常满意”，表示自己早就想去苏联了，一俟占领平绥（即今天北京至包头）路，就可以动身。[191]12月底，毛泽东住在米脂杨家沟，他再次给斯大林发电，强调国共力量对比已发生实质性变化，中共已打退了国民党的总进攻，转入了反攻阶段，“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转折点”。[192]11月6日，晋察冀野战军攻取了华北的大城市石门，不久更名石家庄。
1706772696
1706772697
中共在军事上的胜利，得益于苏联的武器援助。现有资料表明，苏联不但将日本关东军以及在朝鲜的大量军火分批多次接济中共东北、山东、热察部队，还把苏制武器装备以易货方式源源不断运入东北。而东北国民党军主力大都是经美国改制而强烈依赖美国弹药补给的军队，受到了美国军火禁运的影响。1947年底的一份国民党军求援报告无奈地表示：“在日本投降前，我国陆军有三十九个师，空军有八又三分之一大队，系用美式装备者。经过两年之使用后，中国陆空军之装备弹药配件，急需补充，因吾人尚不能以国内现有之设备制造美式军火”。就连急需的汽车零件，即便已于1946年12月向美国国外剩余物资处理局订立合同购买，并预付美金180万元，但至1947年7月11日，该局却通知国民党方面取消合同。而关于空军的补给情况，报告原稿异常悲观地写道：“已濒绝境”。[193]如此一来，排除空军和机械化部队，国共武器就相差无几了。
1706772698
1706772699
其次是情报战的胜负。毛泽东对蒋中正的战略意图、军事部署、主力位置洞若观火，着着制敌先机，而后者则有如盲人瞎马，意外不断。例如1947年9月22日深夜许世友的胶东第九、十三两个纵队主力居然可以凭借月色，从李弥、第黄淑第八、九两大整编师合围的夹缝中悄然挤出，破坏了国民党对胶东的封锁。蒋中正终于觉察到中共“情报人员不仅布置在我们的周围，甚至打入我们的司令部里面，担任很重要的位置”。[194]他直到1947年秋天才真正重视保密工作，加强了密码编制和电台控制。周恩来承认至此才给中共长期无孔不入的情报工作带来困难。[195]
1706772700
1706772701
再次，国民党军士气远较中共军队士气低落。中国共产党审时度势，面对国民党政府与军队的普遍腐败和长期战争对民生的破坏，更具号召力。如果说抗日是出于民族主义的理由，那么，八年之后要与中共为敌就多少丧失了战斗热情。尽管国民党坚称中共的背后站着更可怕的俄国熊，但战场上双方的士兵并无太大区别。时任新一军军需处文书的苏定远中士后来回忆说自己在1947年选择退伍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内战打死的都是中国人。而中共部队的宣传则更贴近生活，如“吃菜吃菜心，打倒新一军”。[196]国民党军内部不振，佐以共产党的政治宣传，普通士兵的斗志很容易瓦解。而中共军队则因思想动员和经济分利而士气高昂。华野兵源补充的6成以上其实来自国民党军俘虏，1947年就达20万（称“解放战士”），经过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措施加以“溶化”。[197]
1706772702
1706772703
最后，国共领导人在军事指挥习惯上的重大差异也成了战场胜负的关键。毛泽东一般不干涉野司一级的战术部署。例如他在5月12日电中明确表态“［陈毅、粟裕］你们当机决策，立付执行，我们不遥制”。[198]而蒋中正则连战术部署也亲自上阵，令前线将军仅成为执行官而丧失了机动性。蒋自淞沪会战时期，就爱越级直接指挥前线部队，有时竟连负责的兵团司令都蒙在鼓里。[199]遇重大战役蒋无不亲自指挥，“事无大小，均须遥制，实误机宜”。[200]国民党军尤其是中央军向以服从蒋的命令为原则，不遵令，“胜利了没有功，如果失败了责任担不起”。[201]即便曾被蒋赞赏有加的国民党第二绥区司令王耀武“一再要求机动作战”，但因未获蒋采纳而损失3万余众。[202]
1706772704
1706772705
与军事战术相比，中共的农村政策更加引人注目。内战中，中共地区广大农民作为土改的既得利益者，除了缴纳实物地租外，也需要服繁重的劳役。各边区政府沿用了抗战期间制定的《军事支差条令》，其中规定“凡年在16岁以上、50岁以下的男子，及一对牙以上之驴、骡、牛、骆驼”都有“服战勤”的“神圣义务”。但由于战役规模变大，前后方距离也变远，战勤支差的任务变得更为繁重，其适用范围甚至不断扩大。例如在山东，由于是大兵团主战场，民工需求量惊人，“过去到过一兵三夫，现在平时是一兵一夫，但打起大仗来就更多了”。孟良崮战役中，已实行常备民工制度（即一次服役3个月），共征用火线随军民工7.66万人、二线常备15.4万人、短期临时69万人，士兵与民工比率达到1∶3.71。部队民工比率最高的时候，是在宿北战役中，竟达到平均一个士兵配五六个民工（1∶5.46），原因就是“部队多要；地方随要随调随跑”。[203]在山西、河北省，由于1945年秋刘伯承、邓小平指挥“拆毁平汉铁路安阳至邢台段以及邯郸至磁山、峰峰至马头、丰乐镇至六合沟等”铁路，在太行山区开采的煤炭和涉县西达兵工厂自行生产的炮弹运至河北前线，主要依靠人畜力，“一趟运弹药30吨，如用驴驮，需400头，最快也得走3天”，而且民工往往风餐露宿，异常艰辛，他们的伙食刚开始还是由边区补给，后来就直接改为“自带”。农民就是以这种方式完成“支前差务”的。有的时候，“因路途遥远，繁重的差役直接影响着农业生产”，以致周恩来发电警告各部：“许多地方动员人民服务后勤的数目及其与正规军的比例，大得惊人，甚至有前方一人作战后方六人为之服务之说。人力如此消耗，何能支援长期战争？而且势必影响人民生产，转而影响部队粮食”。[204]于是1948年后又要求上述铁路沿线居民抢修铁路，在5个月内仅一个县就组织民工约15万人次，这种状况持续到内战结束。对于当差农民的田地，共产党会组织未差农民代耕代种。[205]
1706772706
1706772707
早在抗日战争结束前，毛泽东就确立了目标，即通过组织变工队之类的农业合作社，“几年之内，就可能使大多数农民都组织在农业生产的和手工业生产的互助团体里面。这种生产团体，一经成为习惯，不但生产量大增，各种创造都出来了，政治也会进步，文化也会提高，卫生也会讲究，流氓也会改造，风俗也会改变；不要很久，生产工具也会有所改良。到了那时，我们的农村社会，就会一步一步地建立在新的基础的上面了”。[206]一种跃进思想已在毛泽东的头脑里萌发出来。
1706772708
1706772709
[1] Marshall，Marshall’s Mission to China，vol.1，pp.431-433.
1706772710
1706772711
[2] 《王世杰日记》第6册，1947年1月10日，第6页。
1706772712
1706772713
[3] Marshall，Marshall’s Mission to China，vol.1，p.434.
1706772714
1706772715
[4] Telegram，Carter to Marshall，14 August 1946，FRUS，1946，vol.10，pp.27-28.
1706772716
1706772717
[5] Memo，Vincent to Marshall，7 February 1947，FRUS，1947，vol.7 （Washington：USGPO，1972），p.793.
1706772718
1706772719
[6] 蒋中正日记，1947年1月17日。
1706772720
1706772721
[7] 涂通今：《东北解放战争中的卫生工作》，《辽沈决战》第1卷，第620页。
1706772722
1706772723
[8] 参见姚夫编《解放战争纪事》，第174页。
1706772724
1706772725
[9] 苏进：《辽沈战役中炮兵纵队的战斗片段》，《辽沈决战》第1卷，第513页。
1706772726
1706772727
[10] 《做好兵员补充、弹药配备工作》（1946年12月），载中共山东省委党史资料委员会编《鲁南战役》，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第18页。
1706772728
1706772729
[11] 《一面打仗，一面建设》（1947年1月），《陈毅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6，第369页。
1706772730
1706772731
[12] 《粟裕年谱》，1947年1月20日，第221页。
1706772732
1706772733
[13] 蒋中正日记，1947年1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