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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棋局中的国共关系 五 呼啦啦大厦倾：19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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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迟到的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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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1月1日，蒋中正在元旦文告中侃侃而谈：“消灭匪军有形力量，终可在一年内完成。至于各地散匪，须待有形的匪军消灭以后，再加上一年或二年的时间，方能［彻］底肃清。”[1]在1947年就信誓旦旦以为一年内即可“肃清”中共的蒋委员长，不知念到这里手心是否出汗。就在蒋试图镇定人心的时候，林彪遵毛泽东指示将“东北民主联军”改称“东北人民解放军”，这就标志着中共手里一张标满红色箭头的中国地图正在徐徐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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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人民解放军经过1947年的发展，已是包括9个纵队和10个独立师的庞大力量。1月2日，以第二、三、六、七纵队在辽西公主屯地区对国民党军新五军实施大兵团合围。战斗持续了5天，中共告捷，成建制地消灭了第四十三、一九三两师及新五军军部，俘虏军长陈林达、两师正副师长及师参谋等高级将领。[2]1月7日，蒋中正授意张治中约见苏联武官罗申，要他向斯大林转达国民政府“美苏并重”，希望改善中苏关系。[3]1月10日，蒋再次亲临沈阳，紧急召见新任华北“剿匪”总司令傅作义，要求他增援东北。大出蒋中正意外的是，傅反而要求增援华北。“何耶？”[4]实则华北亦危，国民党军已是项背受敌。为挽败局，蒋急命久已失势、刚刚由欧美访问归国的卫立煌出任新设的东北“剿匪”总司令一职。而卫却早与中共有所联系。[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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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从1946年夏开始基本中止了对国民党的军火援助，国务卿马歇尔陷入了一种两难境地。一方面，他不愿意看到苏联支持的共产党在中国内战中取胜；另一方面，他更不愿意让美国承担对蒋中正国民政府的军事义务。1月12日，他在给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密电中指示美国应避免使人误解“对于中国的经济、财政和行政状况愿为负责。美国不能承担这种责任，并且不能使中国和其他国家误解美国已经或将要负起这种责任”。[6]这种困境之所以无法解决，是因为在他的心目中蒋氏政权早已是无可救药的无赖，从二战后期起就不思进取，一味牺牲美国的利益，只会将美国拖入战争的泥沼。中国对于华盛顿来说是个庞大的存在，它不同于希腊和土耳其。中国问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残留，任何与中国有关的冲突以往是、将来也必将是热战范畴。他对“冷战”的发展无法预料。作为二战后退休的前陆军参谋总长，马歇尔心中明确的只有一点，那就是美国要避免卷入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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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重新获得美国援助，1月28日，国民政府新任行政院长张群做题为《中国自助计划》的财政经济改革十点声明。声明完全是以美国政界为对象，表示“中国政府自知其必须有完备切实的自助计划，而使一般行政改革与军事改革继之实施或相辅而行”，并开出了包括“尽可能”节减政府一切开支、“逐渐”提高公务员和军官士兵的待遇、“尽力”稳定币值、“尽力”排除出口障碍等口头支票。[7]这个计划最终也没能付诸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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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8日，杜鲁门开始为年底的总统大选铺路，发表援华咨文，提请国会在1949年7月之前给予国民政府总价值5.7亿美元的经济援助。总统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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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的不断恶化，正是美国所深为关注的。自马歇尔将军离华返国以后，援华问题就一直在不断的研究中。我们曾希望中国的势态尚可使美援在重建和复兴中发挥效用。但情况的发展没有像我们所期望的那样，我们只能在现有的情形下尽力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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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当前的经济恶化，我们能够提供援助，从而使中国政府有机会采取必要的措施，以实现更为稳定的经济状况。但是，显而易见，而且业已证明：只有中国政府自身实行必要而必需的措施，健全制度，才能实现和平和真正经济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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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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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方案应以总额五亿一千万美元的贷款或赠金，作为中国进口必需货物之用……这些必需品包括粮食、棉花、石油、肥料、烟草、医药、煤炭以及现有生产设备的零件等。这个方案所定的物品数量，都在我们能够供应的范围内。美国既供给这些主要输入品的资金，中国政府便能将它的有限美元资金满足其他最迫切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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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方案还应为1949年6月30日前创办的少数获选建设项目提供6000万美元。亟待恢复的项目包括主要交通设备、燃料、电站和出口工业等。此项工作，可于非军事行动区域实施，并有助于改善必需品的供给与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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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援助欧洲复兴的情形相同，该援助方案的实施应先经过中美两方订立协议，规定施行援助的条件和程序。协议并应列有保证条款，即中国政府将采取切实的经济、财政及其他措施，以期实现经济稳定和复苏的最终目标。如果中国政府不按协议来运用援款，或中国政府的政策违背援助旨在达成自助经济的目标，则美国当然保有终止援助的权力。[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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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歇尔随即在隔日发表的声明中补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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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考虑美国援华应采取的办法时，我以为很需要切记：目前的提案与欧洲复兴计划不同，我们不能明确断定此种援助的必需范围。据我国货币专家的意见，如为中国准备货币稳定基金，实在需要巨款，而在当前战事和民事破坏的情况下，这些巨额的资金，多半会被挥霍掉。鉴于这种情况，该方案不应包含对中国未来经济的实际保证。美国不应作茧自缚，从而使自己对中国政府的行为及其政治、经济和军事事务负直接责任……该方案将集中于那些我们相信对于中国民间经济有着最大裨益的商品，并且每一美元的开支都要保证发挥最大的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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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说美国政府的援助方案并不包括军事部分。马歇尔明确告诉国会的是，即便拨款5.7亿，也不能根本解决中国问题，只能“缓和目前急速的经济恶化，以便中国政府得有喘息时机”。同时，史迪威在二战后期的条件原则再次浮出水面：“施行援助的条件，应详载于与中国政府的协定中”；马歇尔貌似公正地说“此项协定所根据的种种考虑与援欧条件所根据的相同”，继而强调“但需适合中国的各种不同情况”。[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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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当事人的蒋中正很不高兴地斥其为“不诚举动”，心中明了：“国务院对援华武器，近因其议会压迫，增加数量虽多，但其最急者与最轻易之步机枪子弹则未增一枚，而且其前所拨援之步机弹至今未到，即到每兵亦不能分十枚之数……”实为“缓不济急”，“名援而实阻”。[10]东北“剿总”卫立煌来电：“以东北粮弹缺乏，情势严重，请派大批空运机赴沈”，“查东北现有军队人数（包含各军事机关人员）约五十万人（锦州及迤南地区部队不在内），日需食粮，约四百吨（需C-46机月一百三十余架次），大部均赖内地运补”；除了粮食，“每次会战约需各种弹药近四千吨（约C-46机一千二百余架次）。”[11]此时，巨流河（辽河）、大凌河、绕阳河俱已解冻，重兵器无法通过。卫更坚定了自己守沈罢援的政策，坐视沈阳周边新立屯、盘山、辽阳、法库、鞍山等城被中共一个个吃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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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美国参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基本也不看好中国。主席范登堡带头表示：“我们不能对中国国民政府的垮台承担责任”。沃尔特·乔治（Walter F.George）表示这5.7亿美元到了蒋中正手里完全是一种浪费。亨利·洛奇（Henry C.Lodge，Jr.）则直接道明：“我对待中国并不像对待希腊那般热心……中国实在太大了，在希腊可以实现的目标在中国则难以实现”。布尔克·希肯卢珀（Bourke B.Hickenlooper）建议说：“给他们一些钱，但不要标明用途，这是我们唯一能做到的事，否则就会与战争牵扯在一起”。[12]最后，4月3日，国会通过《1948年援华法案》，拨款至多3.38亿美元用于经济援助，另1.25亿美元特别赠予作额外援助，由总统自行决定，有效期均为一年。[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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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华大使司徒雷登获悉后，反而为未与国民政府讨价还价而感到惋惜。他随即强烈建议鉴于中国经济、军事、政治局势毫无改善的迹象，“对于双边协定的谈判或签订不必操之过急……在6月1日以前，暂不开始谈判。同时，我们将继续施压以促成改革，并且根据以往经验，将就程序问题加强与负责官员讨论”。[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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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1-12日，美国政府要求国会参院拨款委员会召开秘密会议，极力削减已通过的援华款项。无论是国务院还是国防部的报告，皆对国民政府不利，其中魏德迈以政府代表身份做了不利于国民党的口头发言。据顾维钧密电，“所言要旨谓：近月来中共军事得手，势力膨胀，并云我国大局难挽回，此时予我经济援救等于浪费，徒尽人事不克收实效。若予我军援，在我国现状下不仅耗费巨款，无裨我国军事，反必牵涉美国有损国际威信。究竟应否援华，任凭议会决定云云。并一再要求，以所言关系机密，勿付记录”。[15]6月19日，国会参众两院又通过了《1949年外援拨付法》将援华3.38亿美元部分减至2.75亿美元。6月28日，总统在鲁门正式签署立法。[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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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即便如此，重要的援助资金并没有得到及时有效的利用，稍纵即逝的时机立即被美中两国繁冗的官僚系统所吞噬。中美双方迟至7月3日才在南京签订了经济援助协定。由于中国内战形势的迅猛发展，利用美援购买的棉花、汽油和食品只能满足少数几个大城市的需求，原拟的许多经援项目后来都未及实施，通货膨胀也未能抑制。其中1.25亿美元的特别赠款，用于购置军火，但是约0.45亿直到1949年4月也未及交付，后来一部分转去台湾。[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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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政府早在1947年就已经做好了“失掉中国”的准备。伦敦更与中共联系建立了通商关系。[18]马歇尔后来于1951年5月10日在麦克阿瑟的意见听证会上说：“作为国务卿，我心中的问题是，［美国］政府能在多大程度上承担直接卷入诸如中国本土作战沉重负担的责任……加上我本人短暂在华经历所了解的情况，我们不能让政府承担这样的责任。因此，我不赞成承担，参谋长们……也不同意”。[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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