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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决定提早动身赴苏。拟于月初从河北石家庄以北100公里的阜平县出发，在军队掩护下过平张铁路……可能于6月初或中旬到达哈尔滨。然后从哈尔滨到贵国……我想就政治、军事、经济和其他重要问题，广泛听取联共中央同志们的建议和指导；另外，如果您同意的话，我们计划在苏联实地考察有关军事、经济、政府及政党的问题……如果可能，我还想往东欧及东南欧诸国一行，考察那里人民阵线工作和其他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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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明确表示他愿意携任弼时、陈云、两个秘书、几个译电员及无线电报务员同行，“如果您同意此计划，那我们就照此实行；若您不同意，那就唯有一个办法——我只身前来”。[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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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回电说：“你4月26日函收悉，同意你来苏联的计划。偕行者与人数视必要自定。两个俄国医生应与你同行。我们同意把一部电台留在哈尔滨。其他事待面议。”[37]然而，5月10日斯大林赶在毛泽东动身前又劝他推迟来苏，但也表示“如果你决定不推迟动身日期，请你通知我们，在你的旅途中我们是否能协助一下。我们把飞机派给你，这样做，你认为是否合适。如果同意，请告诉我们，何时把飞机派到何处”。[38]毛泽东心领神会，便找了个台阶，说自己身体不舒服，“需要略加休息”，同意延期。[39]5月27日，他去了石家庄西北的西柏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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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4日，毛泽东再也坐不住了，以更为坚决的语气给斯大林去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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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拟近期动身前往贵国。有三条路可走：陆海空。无论如何，我们都要经过哈尔滨，因我要与东北的几位负责同志商谈。望于本月25日前后派飞机至蔚县……如果您决定由海路接我们，望月底派船到指定港口……如果我们不能乘飞机，也不能坐船，那我们无论如何本月15日前后都要动身北上……同行的有20人……[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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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满以为这次一定可以成行，他做好了一切准备：整理了大量资料与地图，缝制了厚呢大衣，甚至还买了皮鞋，连行李箱都收拾好了。他焦急地等待着斯大林的答复。在稍后与苏联代表的一次谈话中，毛泽东说出了自己心中的一些盘算。根据阿洛夫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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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说，如果说在1947年他并不急于去莫斯科，那么现在，到1948年，形势变了，他想尽快去莫斯科。有很多事情要在那里商量，一些问题要请教，另一些则是涉及尽可能争取援助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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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计划在莫斯科讨论的问题要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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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关于与小的民主党派、民主团体（和民主人士）的关系，关于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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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关于联合东方的革命力量，关于与东方（还有其他）各国共产党关系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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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关于反美和反蒋斗争的战略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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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关于复兴中国工业，包括（尤其）军事、采矿、交通（公路和铁路）运输问题，向莫斯科说明我们（中国共产党）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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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关于价值3000万美元的白银贷款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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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关于与英、法建立外交关系的政策（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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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其他一系列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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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总结谈话内容时强调“应该达成协议”以便使我们的政策方针与苏联保持完全一致。[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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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斯大林犹豫了10天，在毛泽东计划动身的前一天回电，第三次拒绝了他的访苏计划：“由于粮食收购工作已经开始，苏联领导人从8月起将分赴各地，至11月方回。所以为了能与所有领导同志会面，联共（布）中央委员会请毛泽东同志把来莫斯科的行程安排在11月底。”[42]当阿洛夫把复电经由翻译告知的时候，毛泽东“看似平静、礼貌和注意地听着”，“堆出微笑，说出‘好、好、好’”。他对阿洛夫抱怨说：“难道苏联把粮食收购看得如此重要乃至连党中央的领导人都要去参加吗？”[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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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斯大林三次欲迎还拒的事实来看，苏联担心的是中共在内战胜利前夕出现在莫斯科所蕴含的政治意义。斯大林曾特地指示阿洛夫：“请转告毛泽东，联共（布）中央认为，关于他前来莫斯科的事情不可走漏半点风声。”[44]既要援助中共，但又不能让世界知道。5月斯大林就曾对即将派往中国东北修复铁路的交通部长科瓦廖夫（И.В.Ковалёв）说：“如果社会主义在中国胜利……那就可以认为社会主义在全世界的胜利有了保障，我们就不会被任何偶然事件所威胁。因此，为了援助中共，我们不能吝惜人力、财力”。[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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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斯科避免与中共的联系乃至与民盟人士有任何瓜葛，与华盛顿形成鲜明的对比：对于一些个人救护方面的请求，苏联驻南京大使馆参赞费德林直接予以拒绝，而美国驻上海领事馆领事齐艾斯（Augustus S.Chase）则定期公开接济。[46]斯大林的策略是如此隐蔽，以至于马歇尔在一年后回忆说：“当谈及［中共］有无苏联援助的时候，我从来没有搞到这方面的证据……他们［苏联］正准备向联合国控诉，在那里他们可以表现得洁白无瑕，而我们手上则满是泥污”。[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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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共财政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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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1-7月国民政府财政收入为221万亿元，而支出竟高达655万亿元，赤字为支出的66.3%，就是因为庞大的军费造成的。[48]印钞机全速开动，法币与美元黑市汇率已跌落1000万比1，自抗战以来长期高通胀的恶果径自显现。美援的降低不可避免地刺激了国民经济信心，投机和谣言甚嚣尘上。[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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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2月，国民政府禁止黄金自由买卖，并严格管理外汇。国民党在美数百名受训人员的费用，原由租借法案内拨款支付，但因资不抵债，须另外加拨每月5000美金（一年半共9万美金）。[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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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中正和罗斯福相比更非金融专家，二战及战后短期内他还可以通过抛售由美国运来的黄金和物资回笼纸币，但这一放血疗法早就失效，如今美援青黄不接，蒋迫切地寄希望于最后的币制改革来抛弃法币，这个他于战前亲手创制的国帑。然而，金融专家张嘉璈（字公权）并不看好币改，因为国库空虚，海内外仅存金2767173.587盎司、银41370000盎司、外汇74189924.46美元，就发行20亿新币的准备金而言，还远远不够。[51]张劝道：“将币易币不可行，若用金本位，须借一二亿美金，用银须用五亿元价值之银，但预算适合为先决问题”。[52]蒋则仍是一味怨天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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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利时余改革币制之主张不行，而［宋］子文专待美国借款方可改币之妄想所误……大部外汇乃为子文消耗过半，已形枯竭，不易改革。及至本年二月底经济紧急措施方案发表时，法币总数尚在五亿万以下，乃为最后改制之时期，而［张］公权又不赞成，延至今日措施方案一经破裂，则物价如野马奔腾，不可抵止，实已造成无法收拾之局势矣。[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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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5月蒋中正当选总统伊始，就以技术官僚俞鸿钧取代张嘉璈出任央行总裁，又令无党派人士、商务印书馆的王云五就任财长，草拟币改方案，执拗地要张嘉璈“切勿再望美国借款，方整币制，贻误国事”。[54]蒋向来任人唯忠，刚愎自用，他的失败只不过是时间问题。王云五虽听使唤，但他毕竟非专业人士，缺乏金融经验，而又来自党外，竟天真地以为只要有蒋总裁首肯就可以令行禁止。殊不知庞大的党国机器如同这货币体系一样，已经病入膏肓，岂是一剂猛药就能起死回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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