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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关于联合东方的革命力量，关于与东方（还有其他）各国共产党关系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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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关于反美和反蒋斗争的战略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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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关于复兴中国工业，包括（尤其）军事、采矿、交通（公路和铁路）运输问题，向莫斯科说明我们（中国共产党）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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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关于价值3000万美元的白银贷款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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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关于与英、法建立外交关系的政策（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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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其他一系列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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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总结谈话内容时强调“应该达成协议”以便使我们的政策方针与苏联保持完全一致。[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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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斯大林犹豫了10天，在毛泽东计划动身的前一天回电，第三次拒绝了他的访苏计划：“由于粮食收购工作已经开始，苏联领导人从8月起将分赴各地，至11月方回。所以为了能与所有领导同志会面，联共（布）中央委员会请毛泽东同志把来莫斯科的行程安排在11月底。”[42]当阿洛夫把复电经由翻译告知的时候，毛泽东“看似平静、礼貌和注意地听着”，“堆出微笑，说出‘好、好、好’”。他对阿洛夫抱怨说：“难道苏联把粮食收购看得如此重要乃至连党中央的领导人都要去参加吗？”[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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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斯大林三次欲迎还拒的事实来看，苏联担心的是中共在内战胜利前夕出现在莫斯科所蕴含的政治意义。斯大林曾特地指示阿洛夫：“请转告毛泽东，联共（布）中央认为，关于他前来莫斯科的事情不可走漏半点风声。”[44]既要援助中共，但又不能让世界知道。5月斯大林就曾对即将派往中国东北修复铁路的交通部长科瓦廖夫（И.В.Ковалёв）说：“如果社会主义在中国胜利……那就可以认为社会主义在全世界的胜利有了保障，我们就不会被任何偶然事件所威胁。因此，为了援助中共，我们不能吝惜人力、财力”。[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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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斯科避免与中共的联系乃至与民盟人士有任何瓜葛，与华盛顿形成鲜明的对比：对于一些个人救护方面的请求，苏联驻南京大使馆参赞费德林直接予以拒绝，而美国驻上海领事馆领事齐艾斯（Augustus S.Chase）则定期公开接济。[46]斯大林的策略是如此隐蔽，以至于马歇尔在一年后回忆说：“当谈及［中共］有无苏联援助的时候，我从来没有搞到这方面的证据……他们［苏联］正准备向联合国控诉，在那里他们可以表现得洁白无瑕，而我们手上则满是泥污”。[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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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共财政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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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1-7月国民政府财政收入为221万亿元，而支出竟高达655万亿元，赤字为支出的66.3%，就是因为庞大的军费造成的。[48]印钞机全速开动，法币与美元黑市汇率已跌落1000万比1，自抗战以来长期高通胀的恶果径自显现。美援的降低不可避免地刺激了国民经济信心，投机和谣言甚嚣尘上。[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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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2月，国民政府禁止黄金自由买卖，并严格管理外汇。国民党在美数百名受训人员的费用，原由租借法案内拨款支付，但因资不抵债，须另外加拨每月5000美金（一年半共9万美金）。[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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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中正和罗斯福相比更非金融专家，二战及战后短期内他还可以通过抛售由美国运来的黄金和物资回笼纸币，但这一放血疗法早就失效，如今美援青黄不接，蒋迫切地寄希望于最后的币制改革来抛弃法币，这个他于战前亲手创制的国帑。然而，金融专家张嘉璈（字公权）并不看好币改，因为国库空虚，海内外仅存金2767173.587盎司、银41370000盎司、外汇74189924.46美元，就发行20亿新币的准备金而言，还远远不够。[51]张劝道：“将币易币不可行，若用金本位，须借一二亿美金，用银须用五亿元价值之银，但预算适合为先决问题”。[52]蒋则仍是一味怨天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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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利时余改革币制之主张不行，而［宋］子文专待美国借款方可改币之妄想所误……大部外汇乃为子文消耗过半，已形枯竭，不易改革。及至本年二月底经济紧急措施方案发表时，法币总数尚在五亿万以下，乃为最后改制之时期，而［张］公权又不赞成，延至今日措施方案一经破裂，则物价如野马奔腾，不可抵止，实已造成无法收拾之局势矣。[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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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5月蒋中正当选总统伊始，就以技术官僚俞鸿钧取代张嘉璈出任央行总裁，又令无党派人士、商务印书馆的王云五就任财长，草拟币改方案，执拗地要张嘉璈“切勿再望美国借款，方整币制，贻误国事”。[54]蒋向来任人唯忠，刚愎自用，他的失败只不过是时间问题。王云五虽听使唤，但他毕竟非专业人士，缺乏金融经验，而又来自党外，竟天真地以为只要有蒋总裁首肯就可以令行禁止。殊不知庞大的党国机器如同这货币体系一样，已经病入膏肓，岂是一剂猛药就能起死回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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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战事的胜负，才是币改成败的关键。连王云五都知道“此须剿匪军事有把握，方能实施。否则军费无限制开支，而失地日多，匪患日炽，人心动摇，即断不能办币制改革。而军方首长，皆谓军事绝对有把握，并可于几个月内，即可将北方匪患肃清，于是方敢放手做去”。[55]张嘉璈再次劝谏说：“根本问题在财政赤字太巨。发行新币，若非预算支出减少，发行额降低，则新币贬值，将无法抑制”；“物价绝对无法管制，因之二十亿元发行额无法保持。恐不出三四个月，即将冲破限关。”[56]蒋此时已是孤注一掷，以为军事由自己主持必定转败为胜，金融上亦图以军人似的铁腕来扳回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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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他所倚仗的军队，恰恰是造成金融混乱的重要原因。据时任上海市长吴国桢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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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海港繁忙的码头边，几乎每天都能看到特警固守着的一箱箱由中央银行精心密封的箱子。外人不知道，箱内装满了新钞票，整洁而光亮，是刚从印刷机中加工出来的，要运到东北和华北去，发给那里的许多部队。但在同一码头，人们又可以看到同样的箱子正从北方港口刚来沪的船上一箱箱地往下卸。如果你是知情人，就会明白它们是同一类箱子，是不久前运到北方去的。将军们甚至没有开箱就将其原封不动地运回，交给其在上海的可靠代理人，以便在市场上进行投机牟利。而可怜的士兵则完全得不到钱，或者是被拖欠着，于是就不得不去掠夺驻地附近的民众。[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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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长翁文灏从国民政府缺陷方面，归纳经济危机的原因有三：首先是法币发行量攀升，已无信用可言；其次是管制机构庞杂、效率低下，“有的属于工商部，有的属于市政府，有的属于粮食部，事权不统一”；最后是令行不禁，“往往明明禁令所在，但是他们违背禁令，居然公开抵制”。[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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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9日，蒋中正以总统令宣布实行币制改革，以20亿金圆券取代法币，限国人即日起三个月内以法币300万比1（东北券30万比1）兑换之；民间黄金、白银及外汇禁止自由买卖，限于9月30日前按限定价格全部收兑，逾期“一律没收并予惩处”；甚至国人存于国外的外汇，凡超过3000美金（或等值货币）必须于年底前登记，然后移至央行，“未经核准不得动用”，违反者重刑，告发者重赏；与此同时，所有物价应停止在8月19日水平，废止按生活指数发放薪金办法，禁止罢工和怠工。[59]这实际就是转嫁战争负担和搜刮民脂民膏，根本毫无公民权利可言。就连陈立夫也慨叹是便利了共产党。[60]准备金不足部分以所谓“日伪产业”和“国有资产”折算美金3亿元充数，“但保证准备绝大部分是虚的，究竟有多少，无从知道”。[61]据行政院长张群透露：“外汇的账是在蒋先生手里，莫有人是能去过问的”。[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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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候蒋经国以金融中心上海为舞台，再次粉墨登场。他抗战期间曾主政赣南，培养了一批青年基干；三年前又被派到对苏前沿，积累了外交经验；1947年9月已跃居国民党中常委，可见蒋中正殷切培养之意。由于蒋经国受的是苏联教育，这次领衔上海经济管制委员会，俨然一副唯我独革的口气，声称要拿大资本家和大商人这些“坏头”祭旗。[63]正所谓“只打老虎，不拍苍蝇”。蒋经国手持尚方宝剑，在拍了些许“苍蝇”之后，于9月初下令拘捕了荣宗敬的大少爷荣鸿元和杜月笙的二公子杜维屏等，最后处以高额罚金放人；又先后约谈大资本家李铭、刘鸿生、周作民等，口称“老伯”但却逼迫他们交出金银外汇，实与抢劫无异；然而，当他指向孔祥熙的公子孔令侃时，居然就不灵了，由其父从北平“剿共”前线值东北危殆之时亲自飞沪说情，不了了之。[64]蒋中正徇私情而废公信，日后更有毛邦初（蒋原配夫人毛福梅亲侄）、宋子良（蒋现任夫人宋美龄亲弟）乃至孔祥熙在美中饱私囊挥霍情事，不一而足。[65]难怪被共产党指摘为几大家族，言之成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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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9月30日，央行共从民间搜缴黄金160万两、白银801万两、银元1683万元、美元4468万元、港币7960万元，其中上海回收的黄金和美元数量将近总数的70%。10月1日，财政部竟又下令收兑期限再延长两个月。当月又缴黄金5万两、白银103万两、银元672万元、美元329万元、港币187万元。[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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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9月26日，共产党攻占济南，大有南下徐州之势。而国民党竟然朝令夕改，言而无信。用徐永昌的话说，“如此无信，急切攫取人民现金之心情毕露，败坏国事至此，无赖可笑尚属余事”。[67]此次币改的核心就是冻结物价，重拾民众的信心，然而竟为敛财，而本末倒置，民心动摇，导致了抢购风潮。上海、北平等国统区大城市的粮食物资立时售罄。由于限价政策严重抑制了商品的生产和销售，城市生活供应在十天之内就陷入危机。蒋经国不得不承认：“经济管制的工作，发展到今天，确实已到了相当严重的关头。一般中产阶级，因为买不到东西而怨恨。工人因为小菜涨价，而表示不满。现在到了四面楚歌的时候，倘使不能坚定，即很快就会崩溃。”他虽一味“坚定”地强制限价，但“召集产米县各县长商讨以米供沪的问题，亦无具体结果”。[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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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夏汛，全国大面积受灾，国统区湘、鄂、赣、闽、皖、苏、豫、云、桂、粤“农田淹没无收，农民流为饿殍”。[69]农民利益受到严重影响，不但在粮荒的状况下要供养庞大的军队，更要为一年来沪、京、平等大城市已经实施的粮食配给制服务。[70]10月29日，蒋中正“召党政高级干部商讨经济问题、市况与社会，几无物资，又绝粮食，若不放弃限价，恐生民变，故决定改变政策也”。[71]31日，国民党颁布《改善经济管制补充办法》，终于放松粮食依照市价交易，纱、布、糖、煤、盐由主管机关核本定价，其他物品授权地方政府管理。如此一来，市场价格强力反弹，平均上涨20多倍，米价一度暴涨近百倍。而金圆券已发行18亿元，估计还有180万亿元的法币未及收回（约合金圆券6000万元）。[72]限价取消后，增加发行量的压力剧增。11月11日，国民党复又公布《修正金圆券发行办法》，表示金圆券的发行数额另以命令定之，甚至规定了新货币自我贬值，宣告了币制改革的彻底失败。蒋经国慨叹道：“两个月的工作，一笔勾销”。[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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