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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候蒋经国以金融中心上海为舞台，再次粉墨登场。他抗战期间曾主政赣南，培养了一批青年基干；三年前又被派到对苏前沿，积累了外交经验；1947年9月已跃居国民党中常委，可见蒋中正殷切培养之意。由于蒋经国受的是苏联教育，这次领衔上海经济管制委员会，俨然一副唯我独革的口气，声称要拿大资本家和大商人这些“坏头”祭旗。[63]正所谓“只打老虎，不拍苍蝇”。蒋经国手持尚方宝剑，在拍了些许“苍蝇”之后，于9月初下令拘捕了荣宗敬的大少爷荣鸿元和杜月笙的二公子杜维屏等，最后处以高额罚金放人；又先后约谈大资本家李铭、刘鸿生、周作民等，口称“老伯”但却逼迫他们交出金银外汇，实与抢劫无异；然而，当他指向孔祥熙的公子孔令侃时，居然就不灵了，由其父从北平“剿共”前线值东北危殆之时亲自飞沪说情，不了了之。[64]蒋中正徇私情而废公信，日后更有毛邦初（蒋原配夫人毛福梅亲侄）、宋子良（蒋现任夫人宋美龄亲弟）乃至孔祥熙在美中饱私囊挥霍情事，不一而足。[65]难怪被共产党指摘为几大家族，言之成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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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9月30日，央行共从民间搜缴黄金160万两、白银801万两、银元1683万元、美元4468万元、港币7960万元，其中上海回收的黄金和美元数量将近总数的70%。10月1日，财政部竟又下令收兑期限再延长两个月。当月又缴黄金5万两、白银103万两、银元672万元、美元329万元、港币187万元。[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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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9月26日，共产党攻占济南，大有南下徐州之势。而国民党竟然朝令夕改，言而无信。用徐永昌的话说，“如此无信，急切攫取人民现金之心情毕露，败坏国事至此，无赖可笑尚属余事”。[67]此次币改的核心就是冻结物价，重拾民众的信心，然而竟为敛财，而本末倒置，民心动摇，导致了抢购风潮。上海、北平等国统区大城市的粮食物资立时售罄。由于限价政策严重抑制了商品的生产和销售，城市生活供应在十天之内就陷入危机。蒋经国不得不承认：“经济管制的工作，发展到今天，确实已到了相当严重的关头。一般中产阶级，因为买不到东西而怨恨。工人因为小菜涨价，而表示不满。现在到了四面楚歌的时候，倘使不能坚定，即很快就会崩溃。”他虽一味“坚定”地强制限价，但“召集产米县各县长商讨以米供沪的问题，亦无具体结果”。[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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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夏汛，全国大面积受灾，国统区湘、鄂、赣、闽、皖、苏、豫、云、桂、粤“农田淹没无收，农民流为饿殍”。[69]农民利益受到严重影响，不但在粮荒的状况下要供养庞大的军队，更要为一年来沪、京、平等大城市已经实施的粮食配给制服务。[70]10月29日，蒋中正“召党政高级干部商讨经济问题、市况与社会，几无物资，又绝粮食，若不放弃限价，恐生民变，故决定改变政策也”。[71]31日，国民党颁布《改善经济管制补充办法》，终于放松粮食依照市价交易，纱、布、糖、煤、盐由主管机关核本定价，其他物品授权地方政府管理。如此一来，市场价格强力反弹，平均上涨20多倍，米价一度暴涨近百倍。而金圆券已发行18亿元，估计还有180万亿元的法币未及收回（约合金圆券6000万元）。[72]限价取消后，增加发行量的压力剧增。11月11日，国民党复又公布《修正金圆券发行办法》，表示金圆券的发行数额另以命令定之，甚至规定了新货币自我贬值，宣告了币制改革的彻底失败。蒋经国慨叹道：“两个月的工作，一笔勾销”。[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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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上海演了一出闹剧，却与守土有责的吴国桢结下梁子。吴市长看不惯蒋经国随便捕人的恶习，也曾亲赴南京替李铭说项。[74]此乃两人日后在台冲突之肇始。蒋经国起先还有些不安，在日记中写道：“×市长到南京去辞职，不晓得是不是因为他对于我的作法不满意的原因”。但当蒋经国赶回南京，见父亲并无训斥之意，便再也不把吴放在眼里：“他［吴国桢］在过去是唱革命高调的，但是现在他软下来了，并且主张不宜多捕奸商，否则怕工厂要关门了。”蒋中正渐渐培养出儿子独断专制的个性，蒋经国也渐渐把自己的话当圣旨。他因各地不愿运米来沪而在日记里抱怨道：“在前半个月我的话是不会打折扣的，而现则不如前了……”[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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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对国民党的币改从一开始就不抱好感。8月23日，南京大使馆即评估道：“已公布的充当货币准备金的金银外汇实际上并没有2亿美元那么多。已有证据表明公众开始怀疑此部分［币改］方案。正如早先报告所言，金圆发行限量为20亿，大致相当于当前货币的10倍”；“除非流通速率急遽下降，否则中国经济几乎不可能在未来数月消化如此这般的增长而不加速通胀”。[76]一个月后，财长王云五赴美参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会议，还希望为币改造势，但和者寥寥。据翁文灏密告蒋中正：“美国援华干事司徒立人对其间接表示，［蒋］经国在沪作风全为俄共共产之思想，而其行动真是打倒大小资本家之力行者。中国人对之无可如何，不敢与之校量，但其美国人必强力反对，并将正式警告云。”[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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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共产党也面临着与国民党同样的问题。战争无一例外地具有破坏性。年初的时候，西柏坡召开金融贸易会议，刘少奇提出精简机构，统一晋察冀与晋冀鲁豫两区，节省财政，合并财经，得到了毛泽东的首肯。[78]但由于中共控制区域主要在农村，只含少数“有经济意义”的城市，粮食供应相对稳定，经济格局较为简单。财政收入40%为粮食税，而且“收支亏空很大”。战争使得脱产人口占到控制总人数的2.5%（关内）-4.6%（关外），而1948年中共地区同样受灾，当局表示“如果在［税收］减免上过分放手，将加重我们的困难”，因此解决方法为“紧缩后方，充实前方”，物资供应亦是“先军需后市场”。例如，中共山东省委规定秋收凡达到往年亩产量6成的农户，即须缴纳全额公粮；如果实在歉收需要减免的，必须由区、专署、行署、省各级严格控制批准权。[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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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物价高涨的时候，中共还成功地把自己的金融危机转嫁给了国民党统治区。华北共产党的金融干部将储备的大量法币投放到国统区，并购回物资囤积。东北则发行数额巨大的流通券，“每天大量入关，到了天津兑换成法币，五月份天津兑换法币有六万亿，六月份为十二万亿以上。这些南流的游资以现钞计算，平均每日超过一万亿的数字……一部分流入上海投机市场，囤积货物”。[80]除了流通券，流通的还有“代金”，被大量运往热河，“同国民党那边交易，交换物资的时候当作外汇使用……主要就是布匹、日用品的交换”。[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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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国统区发行金圆券的时候，中共进行了抵制，拒兑一切新旧币，严禁银元出口，实行黄金统销，尽量降低了对自己独立金融体系的影响。[82]与此同时，各军区也不得不控制各自的货币发行量。以山东为例，1948年财政收入3400亿元北海币，支出高达5600亿元，亏空2200亿元，“主要支付［华东］西兵团、苏北兵团及战费之用”，“虽集中全部印钞机日夜生产，尚无法应付”，即便“将票面以一千元改至两千元，全部生产能力尚无法满足每日要求”。[83]关外上半年东北局每月发行纸币已经高达2850亿元。[84]12月1日，中共成立中国人民银行开始发行人民币，规定各区货币与人民币之间的比率分别为北海币、冀南币100∶1，晋察冀币200∶1（两个月前规定晋察冀币兑北海币还是10∶1），西北币1000∶1。陈云表示：“战争向全国范围开展，军费开支浩大，货币发行方针首先必须服从战争需要，其次才是稳定物价，因此要按物价每月上升百分之三十计算”。3个月后，中国人民银行也已开始大量印刷面值为500元和1000元的纸币；6个月后，物价月涨幅超过30%；12个月后，人民币最大面额已涨到10000元。[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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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棋局中的国共关系 [:1706769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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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华德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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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国民党忙于选举和币改的时候，共产党继续军事攻势。经过两年的发展，中共武装至9月已有280万人的规模，称其消灭了几乎为自身规模的国民党正规军、非正规军及特种部队270万余人，并提出在未来三年内再消灭430万人，扩军至500万，“全部地完全地打倒国民党，并使我们能够统治全中国”。因此，各野战军分配任务，计划在1948年7月至1949年6月，东北及华北第二、三兵团消灭36个旅，华北野战军消灭40个旅，华北第一兵团消灭14个旅，刘伯承、邓小平部消灭14个旅，彭德怀部消灭12个旅。[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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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的国民党军被逼迫在南满少数几个大城市周围，共产党几乎控制了大半区域，并有意将其建设成自己的军事工业基地。1948年春，中共将控制区内北满、辽东、辽南、大连原有的军工生产统一起来，开始有组织地兴建自己的军事工业。以东北局军工部为领导，下辖9个办事处，分工如下表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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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1 中国共产党东北军区军事工业部办事处一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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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7月，中共在东北已有大小军工厂55个、工人11000余人，产量仅珲春一地每月4万多发炮弹，连哈尔滨的六〇迫击炮弹每月也有2000余枚。[87]军火的其余部分主要依靠苏联援助。1948年仅山东中共辖区就进口枪械弹药价值北海币约285697800元、汽车及零件1822013060元、轮胎1886107474元等。[88]8月，中共在东北成立了炮兵纵队，辖有炮兵团8个（包括高炮一团）、坦克团及工兵团各1个。[89]同时成立后勤司令部，火线民工超过7.6万人，常备160余万人，征集军粮3500余万公斤，运载火车19500多节，汽车至少12208辆，另储备汽油至少1128吨、枪弹1000万发、炮弹20万发、手榴弹15万枚、炸药2.5万公斤等，并逐渐由北满的哈尔滨将军火物资运至南满阜新。[90]据协助高岗负责军工的伍修权回忆，“那时东北弹药、粮食、汽油相当充足，前方要多少就可提供多少”。[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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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中正此时不得不考虑放弃长春，并将沈阳国民党军主力撤往辽西锦州。东北“剿总”卫立煌与蒋貌合神离，一面以打算救出长春守军为由，多方抵制蒋案的执行；一面又以蒋必从关内增援为借口，在沈阳按兵不动。[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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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2日，林彪在毛泽东的不断催促下，针对南满入口的北宁铁路榆（关）锦（州）段发起总攻。[93]其实十分冒险。因为哈尔滨到阜新的补给线路过长，必须速战速决，时间是夺取战场主动的关键。华野粟裕同时围击徐州、济南，也牵制了国民党军机动。[94]然而东北卫立煌却消极救援，坐视锦州外围义县失守，机场交通即告断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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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中共攻克义县的重要经验——用人力近迫挖壕沟在未来的战场工事中逐渐推广。这种壕沟一般深宽至少1.5米，称“交通沟”，每师都必须以2/3以上的兵力“不怕伤亡、不怕疲劳”日夜抢挖，“以卧倒姿势挖卧沟，然后逐渐挖成站沟”。[95]挖掘这种坑道工事须付出人力甚至生命的代价，但却能在开战时降低重炮和炸弹的破坏力。因此，蒋中正统所倚重的海空军并未让国民党展现出应有的军事优势，反而暴露出各军种之间配合不足的弱点。海军最大舰只“重庆”号轻巡洋舰是已服役11年的英国旧舰，作为二战损失刚刚赔偿给国民政府，舰载三座双联装152毫米口径火炮，从近海对塔山中共军队工事的攻击并无不俗表现。而空军从北平起飞，不但参战机次少得可怜，而且还误炸了自己阵地，伤亡连长以下官兵20余人。[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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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夺取锦州，林彪在毛泽东的指示下，组织了二、三、七、八、九纵并六纵十七师及炮纵超过20万人的主力部队围攻。锦州告急。锦州是沈阳、长春的补给基地；如若丧失，则长沈俱为孤城。而锦州守军是云南4个师。蒋中正急召卫立煌飞宁，两人意见相左。蒋遂派参谋总长顾祝同随卫返沈督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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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6日，廖耀湘曾建议沈阳国民党军精锐趁辽南空虚占领出海的营口，“连一副行军锅灶都不会丢掉”。孰料这个保持机动的方案在顾祝同那里就先受了挫。顾参谋总长毫无建树，只会唯总统命是从，坚持蒋令沈阳主力出辽西援锦州。廖坦陈：远出锦州，背水侧敌，如无接应，容易覆亡。顾于是上报南京。蒋此时迷信海空优势，兀自以为国民党“在撤退东北主力之前，一定要给东北共产党军队一个大打击，一定要来一次决战，否则华北就有问题”。翌日蒋复电固执原命，顾卫大吵一架。28日，顾对黄埔出身的廖私下谈话，表示只要先执行命令，他可再向总统进言，暗示尚存转机。[97]廖耀湘唯有遵命，然犹豫间已落被动。[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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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9月28日在西柏坡，毛泽东于锦州战役关键时刻第四次向莫斯科申请访苏：“务必就一系列问题当面向联共（布）和大老板［главному хозяину］亲自汇报。请指示。我打算按照上封电报所说的时间赴莫斯科。现暂将上述内容大概汇报一下，请您向联共（布）和大老板同志转达。衷心盼望他们给我们的指示”。[99]莫斯科回电，坚持访问时间应为11月底。毛泽东强硬地要求，必须11月中旬出发，苏联必须派飞机来接。这一次斯大林不好再回绝，但是到了11月中，却见不到飞机。[100]毛泽东为挽回面子，自请将访苏时间推迟至1949年1月底。但是不久，斯大林就回电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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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欢迎毛泽东同志来访。但是，目前中国革命发展迅猛，进展顺利，解放战争正处在紧要关头，战争还很激烈，形势发展变化很快。在这个时候，你离开指挥岗位，恐对全局有不利影响，是否还是留在国内指挥战争为宜。如果你有重大问题需要商谈，我们准备派遣一位相当有经验的、老练的、信得过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前往哈尔滨或者你处听取你的意见，如何？总之，我们认为在当前这个关键时刻，你离开中央领导岗位是不适宜的，望再三考虑。如何？望电告。[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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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只能同意，并希望斯大林的代表于1949年1月底2月初来西柏坡。[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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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毛泽东在内战胜利之前没有去成莫斯科。然而，苏联的援助仍旧没有含糊。科瓦廖夫将军率领的专家小组不但修复了东北铁路交通线，便利了东北野战军的运输，还帮助中共重建了鞍山钢铁公司，甚至计划在1949年恢复长江以北3000多公里的铁路线，加速了共产党南下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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