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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 Roger R. Trask，The Secretaries of Defense：A Brief History，1947-1985 （Washington D.C.：Secretary of Defence Historical Office，1985），p.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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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 Telegram，Lovett to Caffery，18 November 1948，FRUS，1948，vol. 7，pp. 588-5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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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 Lewis Clark and Sue Jelley Palsbo，Diplomacy as a Career：Hard Work，Hardship，and Happy Times，2012，Oral History Interviews by Association for Diplomatic Studies and Training，on line：http：//adst.org/wp-content/uploads/2013/12/Clark-Lewis-memoir.pdf ［accessed on 8 January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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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5] 叶笃义：《虽九死其犹未悔》，第62、63页；Despatch，Clubb to Butterworth，16 November 1948，FRUS，1948，vol.7，p.5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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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棋局中的国共关系 六 中国向何处去：1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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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中正三下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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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月1日清晨，秦淮河上响起了几声爆竹，百姓们祷告着新年的好运，然而战火离这个刚刚光复的六朝古都已然不远。[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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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12月21日，在香港的民革中央主席李济深给桂系的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发来密电，号召共同反蒋，联共求和，“赞成开新政治协商会议，组织联合政府”。[2]24日，拥兵30万的白崇禧在汉口致电蒋介石，谓“与共党谋和”，逼其下野，建议三点，其中首要一点为：“先将谋和诚意转知美国，请美国出而调处，或征得美国同意，约同苏联共同斡旋和平”。[3]白电由张群、总统府秘书长吴忠信递蒋，蒋即要李宗仁来见，表示可以引退。李怕有诈，复让张群等劝蒋下野。据蒋经国透露，蒋中正对引退的看法是这样的：鉴于“美国对华政策，暂取静观态度，停止援助”而“俄帝积极援共，补充其军费，建立其空军”，关乎个人进退则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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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进之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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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勉强支持危局，维系统一局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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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等待国际形势之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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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静观共匪内部之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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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退之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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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党政军积重难返，非退无法彻底整顿与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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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打破半死不活之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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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另起炉灶，重定革命基础。[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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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观之，蒋中正心中也倾向于“另起炉灶”，摆脱烂摊子，企图以退为进、以逸待劳，唯有“军队亦须有个安排……须顾全法统”。[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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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蒋与国民党桂系的矛盾重新激化。针对李宗仁旋即提出的下野要求，蒋大致表示同意，但要规定李宗仁依法“代行”总统职权，这就为他自己今后“复视事”留下伏笔。对此，白崇禧坚决反对，主蒋“必须辞职”，并于30日再发通电以“言和”逼蒋，河南省主席张轸亦紧随其后要求“总统毅然下野”。殊不知，张轸正在经由开封中共地下党员方敬之（化名张子庸）与华野邓子恢建立联系。[6]蒋觉得有失颜面，于1月8日派张群飞汉口警告白崇禧：“余如果‘引退’，对于和平，究竟有无确实把握；余欲‘引退’，必由自我主动”；之后派蒋经国飞上海命中央、中国两银行将库存价值约5.06亿美元的金银外汇运台，以做下野准备。[7]据央行副总裁刘攻芸密谈，黄金运抵台北260万两、厦门90万两，放在美国38万两，上海余60万两及珠宝1100条、银元数千万后运至香港。后来有报告说运到台湾共3755540两。[8]同时，运去基隆的还有返京后未及开箱的244358件故宫及中央博物院文物。[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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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8日当天，蒋中正不得不正式就国共局势恶化提请美、苏、英、法四国出面调解。8日晚，美、英、法三国驻华大使讨论这一提议，苏大使以健康欠佳为借口没有与会。尽管所有的四国大使都不知道本国政府做何反应，但都持消极态度而不愿意出面。美、英、法的大使一致认为国民政府只不过是为了争取时间，同时也是顾及面子，不然它自己就可与中共谈判，而且更何况没有苏联的参与，任何调处都不会成功。他们一致认为苏联极不可能（most unlikely）参与，“即便苏联同意，其参与又会否是善意的，并且不对中共施加负面影响，值得怀疑”。[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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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天后，国务卿马歇尔和代理国务卿洛维特双双辞职，由艾奇逊和韦伯（James E.Webb）分别接任。国务院的意见同样是一边倒。苏联问题专家凯南对调处所能达到的效果表示怀疑。[11]远东司司长巴特沃斯直接以避免责任为由建议回绝。[12]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也发回报告，在形势明显对共产党有利的情况下，估计苏联不会同意调处。[13]与此同时，英国外交大臣贝文（Ernest Bevin）由于担心中共的报复性行为，当然同意其驻华大使的意见，也倾向于回绝。[14]1月12日，当斯大林和毛泽东正在为如何回复而争论的时候，美国国务院已经指示司徒雷登告知中国外长，美国不参与调处。没有证据显示，美国事先获知了共产党讨论的内情。[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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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在国民党内部，白崇禧与随张群同机来汉的黄绍竑商议，决定主动与中共联手，共同反蒋。白亲自命中共秘密党员刘仲容向西柏坡报告，刘立即赴上海找联络人、中央特科的吴克坚，吴即电告周恩来，周即告毛泽东。毛泽东指示刘仲容明确警告桂系“应准备实行和蒋系决裂”。[16]1月12日，黄绍竑也飞广州，并于次日秘密过境香港，打算请李济深来汉主持。[17]他不知道李济深已经被中共秘密接至大连参加新政协的筹备活动，最终还是通过民革的黄琪翔与中共特科的另一干将潘汉年见面，谓桂系愿与中共合作兵变倒蒋，“须以武力解决，必须有军事行动之准备，尤应与中共方面取得谅解与合作”，并特地强调“决无美国背景”。[18]20日，潘汉年接毛泽东指示，答复黄绍竑说：“李［宗仁］白［崇禧］对内战亦负有责任……如李宗仁尚欲取蒋而代，白崇禧尚欲获得美援反对我军，则将不能取得人民谅解，可以断定无好结果”。但毛泽东并未将白崇禧的和谈之门堵死，而是表示白崇禧可派代表去郑州与刘伯承、邓小平联系。[19]然而桂系联共逼蒋已成为国民党内公开的秘密；如果连前国防部长都通共，那么下层人员就更加有恃无恐。[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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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另一国民党军将领傅作义，中共则加大了渗透力度。据聂荣臻在数十年后透露，1949年初中共“北平地下党已发展到约有党员三千，党的外围秘密组织‘民青’（民主青年同盟）、‘民联’（民主青年联盟）约有盟员五千”。以华北城工部部长刘仁为首的平津地下组织自1948年春开始依照中共中央指示向傅作义身边渗透，傅的女儿冬菊“几乎每天都向我前线司令部作报告”，从而密切掌控其一举一动。[21]1949年1月14日，中共开始进攻天津，封锁了北平对外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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