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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天后，国务卿马歇尔和代理国务卿洛维特双双辞职，由艾奇逊和韦伯（James E.Webb）分别接任。国务院的意见同样是一边倒。苏联问题专家凯南对调处所能达到的效果表示怀疑。[11]远东司司长巴特沃斯直接以避免责任为由建议回绝。[12]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也发回报告，在形势明显对共产党有利的情况下，估计苏联不会同意调处。[13]与此同时，英国外交大臣贝文（Ernest Bevin）由于担心中共的报复性行为，当然同意其驻华大使的意见，也倾向于回绝。[14]1月12日，当斯大林和毛泽东正在为如何回复而争论的时候，美国国务院已经指示司徒雷登告知中国外长，美国不参与调处。没有证据显示，美国事先获知了共产党讨论的内情。[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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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在国民党内部，白崇禧与随张群同机来汉的黄绍竑商议，决定主动与中共联手，共同反蒋。白亲自命中共秘密党员刘仲容向西柏坡报告，刘立即赴上海找联络人、中央特科的吴克坚，吴即电告周恩来，周即告毛泽东。毛泽东指示刘仲容明确警告桂系“应准备实行和蒋系决裂”。[16]1月12日，黄绍竑也飞广州，并于次日秘密过境香港，打算请李济深来汉主持。[17]他不知道李济深已经被中共秘密接至大连参加新政协的筹备活动，最终还是通过民革的黄琪翔与中共特科的另一干将潘汉年见面，谓桂系愿与中共合作兵变倒蒋，“须以武力解决，必须有军事行动之准备，尤应与中共方面取得谅解与合作”，并特地强调“决无美国背景”。[18]20日，潘汉年接毛泽东指示，答复黄绍竑说：“李［宗仁］白［崇禧］对内战亦负有责任……如李宗仁尚欲取蒋而代，白崇禧尚欲获得美援反对我军，则将不能取得人民谅解，可以断定无好结果”。但毛泽东并未将白崇禧的和谈之门堵死，而是表示白崇禧可派代表去郑州与刘伯承、邓小平联系。[19]然而桂系联共逼蒋已成为国民党内公开的秘密；如果连前国防部长都通共，那么下层人员就更加有恃无恐。[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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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另一国民党军将领傅作义，中共则加大了渗透力度。据聂荣臻在数十年后透露，1949年初中共“北平地下党已发展到约有党员三千，党的外围秘密组织‘民青’（民主青年同盟）、‘民联’（民主青年联盟）约有盟员五千”。以华北城工部部长刘仁为首的平津地下组织自1948年春开始依照中共中央指示向傅作义身边渗透，傅的女儿冬菊“几乎每天都向我前线司令部作报告”，从而密切掌控其一举一动。[21]1949年1月14日，中共开始进攻天津，封锁了北平对外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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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中正与这位晋系大将终于到了分道扬镳的地步。一个月前，蒋派傅的同乡旧知徐永昌前往劝解，要其北平“只可留一后卫，其余集津沽”。徐飞至南苑机场的时候，中共军队已过通州。两人未见一面，仅通了电话。傅作义告诉老朋友：中共“已准备分段截击平津线，几日前即无法转移矣，且新保安等地被围之军亦不好弃绝”。[22]徐走后两天，胡适、梅贻琦、德王等一批名人也被蒋派飞机从南苑接走。[23]1月17日晚，蒋做最后努力，希望派飞机至天坛临时机场运走第十三军少校以上军官和必要武器。傅一面答应，一面与亲信王克俊商议，密报城外中共军队：“有飞机来时以祈年殿来确定目标，炮击天坛临时机场，阻止着陆”。[24]南苑大炮随即于18日向天坛射击，并由地下党报告落点以调整弹道，致使蒋机根本无法降落。后中共只允许李文、石觉等少数国民党高级将领乘4架飞机离开，“部队不能运走”。[25]傅作义随后开启复兴、西直二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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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中旬，对蒋中正来说，是极其难过的10天。11日，淮海战役结束，徐州“剿总”杜聿明率3万人突围，下落不明，国民党军完败，伤亡超过50万人，中共军队伤亡13万人。[26]12日，美国先于苏联表态，拒绝斡旋。13日，白崇禧截断中央银行运往广州的银元。14日，毛泽东公开提出解决时局的“八项条件”，其中头一项就是“惩治战犯”，末一项为“接收南京政府及其所属政府的一切权力”，实质上拒绝了与国民政府谈判的任何可能。15日，中共军队占领天津。16日，约谈民社、青年两党，其间，邵力子提出对共产党“无条件投降”。17日，蒋在中央政治会议上遭人批评，立委50余人要求立即求和，各部公务员要求行政院加发遣散费而包围机关、殴打主管官员。19日，蒋终于获悉杜聿明突围部队被消灭，杜亦被俘，长江以北已无可为，外交部通知各国使节迁往广州。司徒雷登一面等待国务院的训令，一面表示“大家都不赞同迁往广州”，并接待了内蒙德王和席振铎一行，德王明确要求美国援助“独立”并建都宁夏，司徒用汉语答复说“你的志愿很好，必然有志竟成”，暗自感慨“这个多事的年头，也可能就是划时代的日子”。[27]也就在这一天，蒋中正总统终于下定决心，向副总统李宗仁表示引退。[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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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蒋交给李的不过是一个蝉蜕，是一个连美国人都不愿发表声明支持的蝉蜕。[29]就在李宗仁1月21日就任“代总统”的时候，蒋中正飞往杭州笕桥空军学校，安排一切，新任台湾省主席陈诚从台北飞去迎接。次日，蒋带着一班幕僚飞回溪口老家。几天后，他给滞美的宋美龄回电：“兄以为既已下野，至少应做二三年之休养从事革命基本工作之打算，故切不可在美再有求援或任何运动之言行……切勿发表任何反对美政府之演说，否则徒自招损毁耳。”他更加自负地表示“在此二十年之内，无论中国与世界，如要真正和平，兄实为不可或缺之一人，故何必急急求人？”[30]就在此时，中共地下情报员胡邦宪说服时任浙江省主席陈仪起义。陈原以为淞沪警备司令汤恩伯是自己的老部下，在胡的策动下，派外甥丁名楠通报举事，不想被汤于三日后密告溪口。蒋中正在溪口亲自下令，于2月21日软禁陈仪，后来在台湾将其枪毙。[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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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高扬秘使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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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月10日，斯大林就国民政府的调处请求给毛泽东发了一份让后来中苏两国历史学家争论不休的电报。[32]问题就出在该电的性质为代表苏联官方回复国民政府的草稿，其所使用的外交辞令使得完全相反的两个解释似乎都可以成立。原文是这样的：“在答应同意调处之前，我政府希望了解，另一方——中共，是否愿意接受苏联的调处。因此苏联希望，另一方——中共，能够理解中国政府的和谈行为并且同意苏联调处。”就字面上理解，似乎是要中共同意苏联参加谈判。然而翌日，斯大林就忙不迭地又给毛泽东发了第二封解释电，清楚表明他的意思“旨在破坏”，并将破坏和谈的罪责推给国民党，防止美国干预，因此他才在前电中要中共答复国民政府的谈判条件为：“中国共产党赞成同国民党直接谈判，不需要任何外国调处”。[33]苏联大使罗申在未接到斯大林训令的情况下，也曾私下对法国驻华大使表示“苏联对此类任何建议都不感兴趣”。[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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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在未收到解释电的情况下，做出了强烈反应。他于1月12日第一次以强硬口吻顶撞他的“大老板”斯大林：“我们似乎不需要再采取什么迂回的政治手段。在当前形势下，再采取这种迂回手段利少弊多。”这是两人关系史上第一个直接的小冲突。14日，斯大林按捺住胸中怒火，老谋深算地给毛泽东授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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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回答，直言不讳，不加任何掩饰地拒绝南京方面的和谈建议，从而宣布继续内战的必要性。可是这意味着什么？这将意味着，首先，你把底牌亮出来了，把和平大旗这个重要武器拱手让给国民党。其次，你们帮助国内外的敌人，将中共说成主张内战的一方，称颂国民党是和平的卫道者。再次，你给美国一个机会，制造欧美的社会舆论，说什么与共产党谈和平是不可能的，共产党不要和平，所以要在中国实现和平，唯一的途径就是像1918—1921年这四年对俄国那样，组织列强进行武装干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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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毛泽东在收到11日电后也于14日回电，对斯大林的立场表示接受：“在基本方针（破坏与国民党的和谈，将革命战争进行到底）上我们与您完全一致。”他还向斯大林报告，已经发表了国民党无法接受的和谈“八项条件”。[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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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31日，斯大林为避免中共访苏贻人口实而派代表米高扬和科瓦廖夫秘密抵达西柏坡。毛泽东只在自家屋前迎接，这与1945年对赫尔利的态度已经有天壤之别。米高扬当时是苏联部长会议的副主席，与斯大林的亲信、“俄国的希姆莱”贝利亚（Л.П.Берия）关系紧密。科瓦廖夫曾任苏联交通部长，从1948年下半年起作为斯大林的私人代表被派驻中共中央，以专家（специалист）的身份作掩护，负责对中共的各种援助。[36]2月的最初几天，毛泽东与米高扬进行了会谈。翻译师哲在他的回忆录中，像其他涉及中苏交往的叙述一样，有意抬高了毛泽东的地位：毛不仅“不高兴地”反驳了米高扬的言论，使得这位苏联的钦差大臣迅速将自己贬低为“只是带耳朵来的”录音机，而且根本没有理睬米高扬为了迎合他同时也是为了突出自己老革命的身份，而说出的执行列宁土地纲领的轶事，仍旧自说自话地介绍中国的发展状况，仅相当含蓄地表达了中共取得政权后仍然希望获得苏联援助的愿望。会谈笼罩着“某些窘迫或不和谐的气氛”，毛泽东甚至私下警告说“朋友是有真朋友和假朋友之分的：真朋友对我们是同情、支持和帮助的，是真心诚意地友好；假朋友是表面上的友好，他们口是心非或者还出些坏主意，使人上当受骗，然后他们幸灾乐祸。我们会警惕这点的”。[37]毛泽东对苏联怀有不满是一定的，但考虑到中共即将取得在全国范围内胜利的时机，他希望从苏联那里获得建国方面援助的迫切心情也是肯定的，这从毛泽东上一年开始筹备而一直未能成行的访苏计划中可见一斑，而这却又是师哲所刻意回避的。师哲叙述的问题在于毛泽东与米高扬的地位不可能如此不对称，而且如果整个会谈都是以毛泽东为主的空泛说教，相信无论是斯大林和米高扬，抑或是包括毛泽东本人在内的现实主义者们都不会满意。他们一定要讨论一些实在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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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把米高扬当时从西柏坡发回的报告拿来做一下对照。米、毛其实就内政、外交的许多重要问题交换了意见。首先，米高扬询问毛泽东打算何时控制南京、上海等工业大城市，毛泽东回答说目前还不急于此事，理由一是缺乏干部，二是尚未控制城市周围的原料产地，“还需要一两年的时间”。然后，米高扬又劝毛泽东应尽快建立革命的联合政府，毛泽东的意见又是相反，即不应急于建立政府，没有政府更为有利，因为“如果有了政府，那就要搞联合，这意味着，共产党就要为自己的所作所为对其他党派负责，这就复杂了……打下南京（预计在4月份）也不立即成立政府，要到6月或7月再说”。师哲的回忆录中也承认毛泽东对联合政府表达了顾虑：“这样的一种联合性质的政权，能合得来，能步调一致么？”接着，他们谈到了苏联最关心的旅顺。毛泽东表示“完全允许把苏联在旅顺的军事基地保留下来”。米高扬按照斯大林的授意做出了姿态，不但表明苏中旅顺条约是不平等条约，还表示苏联可以应中共的要求从旅顺撤军，当然前提条件是美国须同时从日本撤军。至于中长铁路协定，苏联则表示是平等的，斯大林非常关心，不止一次指示科瓦廖夫要弄清中共对此的真实态度。[38]毛泽东等听到苏联领导人对中苏条约的这种评价都很吃惊，但几乎异口同声地说“不能马上从辽东撤出苏联军队和撤销旅顺基地，这样做只能对美国有利”。随后他们还谈到了新疆和蒙古问题。毛泽东试探性暗示苏联对伊犁独立势力的支持，米高扬当然予以否认，毛泽东即建议中苏之间修筑一条经新疆的铁路，任弼时插话说铁路可途经蒙古。毛泽东又提议将内外蒙古加以统一然后归入中国的版图，米高扬表示反对，斯大林也旋即发电报来警告毛泽东，意思大致为外蒙古本来是要求内外蒙古一齐独立的，完全是靠苏联压了下去。双方还讨论了外交承认的问题，毛泽东也倾向于“另起炉灶”的策略。米高扬在与周恩来会谈时，特地提到了有传闻说，美英想抢在苏联之前承认新政府，似乎在提醒中共所应保持的立场。这在师哲的回忆录中也有记叙。但与师哲记叙完全相反的是，根据苏联档案在与米高扬的会谈中，毛泽东极力抬高斯大林而贬低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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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毛泽东］作为党的领袖，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没有任何创新，不能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相提并论。他为斯大林的健康举杯，强调说列宁、斯大林的学说是现在中国革命胜利的基础。斯大林不仅是苏联各族人民的导师，而且也是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的导师。他自己是斯大林的学生，他自己的著作并没有什么伟大之处，不过是把马列主义学说在中国加以实践而已，他本人没有做出什么贡献……在分析中国革命性质问题时，他根据的就是斯大林同志1927年前的论述及其最近关于中国革命性质的著作。斯大林同志关于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一部分的指示，及其对南斯拉夫［外交部长斯坦诺耶·］西米奇民族主义的批评，对他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他是斯大林同志的学生并且奉行亲苏的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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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着重指出：“如果没有苏联的援助，我们很难取得目前的胜利……事实的确不能否认，贵国对东北的军援占到了援助总额的1/4，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1月8日，毛泽东刚刚给斯大林发了一封请求援助的电报。电报首先感谢斯大林于1948年6月派科瓦廖夫率领的顾问小组来东北帮助中共修复原先被其破坏的铁路系统，继而提出了需要机车、汽车、工具、油等物资的“紧急援助”，拟订了两份清单，并希望以贷款的方式尽快发送，最后“致以崇高的敬意，祝健康长寿！”2月1日，周恩来直接向米高扬提出要求，请苏联援助反坦克炮和坦克、炸药原料、钢材、汽油、近5000辆汽车和其他武器生产设备。2月2日，任弼时表示希望苏联援建东北军事工业基地，中国可以铀矿作为交换。2月3日，刘少奇复表示希望提供中国工业建设所需的经验、书籍、顾问以及资金。2月6、7日，毛泽东在米高扬临行前提出总值为3亿美元的三年期贷款要求，并声明一定会“本息如数归还”，甚至还表示之前“得到的武器都是无偿的”，其中“苏联生产的武器中凝结着苏联工人的劳动”，中共愿在贷款中予以偿付。他还“特别请求提供生产中国硬币所需的银以及石油产品和三千辆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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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少奇还与米高扬讨论了中国的设计构想。他说，中共将以没收官僚资本的借口去没收买办资产阶级的企业，至于民族资产阶级私营企业的问题，则等到一二年后，制定国有化计划时再解决。米高扬肯定了对民族资产阶级持谨慎态度的政策。刘少奇表示：“中国向何处去——这是我们政策的基本问题。对中国来说，最复杂的课题是小商品生产者的问题——他们是要走合作化道路，即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他随即强调“我们牢记列宁的教导：小资产阶级经济是产生资本主义的源泉……我们预计，向我国资本主义成分发起全面进攻，要等上十至十五年的时间，然后我们再着手将工商企业收归国有，以此加速中国向社会主义发展的进程”。为了敲定苏联对中共的援助，毛泽东告知米高扬将进一步向莫斯科派出高级代表团。[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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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了司徒雷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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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已与美军在秦皇岛、天津、青岛等地发生摩擦，但美军暧昧的态度让毛泽东感到高兴。3月，毛泽东在北平香山双清别墅会见苏联代表科瓦廖夫和齐赫文斯基时，明确表示了自己对美国反应的关注：“到现在为止，还未出现美军想同我们交锋的意图，也未看出他们想阻挡我们前进的征候。我们是比较有把握地进行着斗争，推行着我们的政策。胜利终归是属于我们的！”[40]对此斯大林是怀疑的。他在5月26日给毛泽东的电报中强调美国在华北登陆的可能性仍很大，建议中共抽调两支主力部队防守天津和青岛。[41]毛表示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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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4日，宋美龄从美国捎回消息：“美国对华政策有转变之趋向”。[42]杜鲁门为协调日益紧张的军种关系，最终决定“削减海军执行的某些任务，以期拨给空军更多的钱”，[43]并以较为温和的新任国防部长约翰逊（Louis Johnson）接替了精神濒于崩溃的弗雷斯特尔（James Forrestal）海军上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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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苏联大使罗申跟随国民政府迁去广州以后，美国大使司徒雷登依旧带着使馆人员留在南京。司徒雷登此时的心情与1944年谢伟思等职业外交官一样。他试图与中共接触，甚至建立外交关系。这种想法得到了接替马歇尔就任国务卿的艾奇逊的支持。作为一个实用主义的“大西洋人”，用他副手的话说，艾奇逊本来就尽可能“忽略这个世界上的褐色、黑色和黄色人种”。[44]他不能也不会去扭转马歇尔的政策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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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948年12月1日，司徒雷登就让他的助手傅泾波托人从香港给周恩来发了封试探性电报。内容包括：“国民政府到如此田地是因为迷信武力，失却民心，希望诸先生以收揽民心为先决条件。美国之所望中国者为主权上能独立，政治、经济与文化上能自由，今日举国俱都渴望和平来临”。他并要求“严守秘密”。[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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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11月21日，乔冠华自香港发回的另一份电报更引起了毛泽东的警惕。乔报告说近与美国《芝加哥日报》记者雷文和交谈三次，雷文和说民盟罗隆基告诉他，美国国务院旨在新联合政府中树立有效的反对派，以抵抗中共力量。这个雷文和又提了个人对中美关系的一些看法，这在毛泽东看来，就完全代表美国政府的意见。他勃然大怒，批示道：“此种阴谋必须立即开始注意，不要使美帝阴谋在新政协及联合政府中得逞”，对于雷文和想去华北旁听政协的念头，也批“决不许可”。[46]这就基本上给司徒雷登的试探蒙上了阴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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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1949年2月初米高扬来访的时候，就向毛泽东转告了斯大林的指示：“对于外国财产我们主张这样做，将日本、法国乃至英国的财产收归国有，对美国财产则须取谨慎政策，以使美国人感到自己的利益会受到新政权的照顾。”[47]毛泽东即便不以为然，但一定会对美国取谨慎态度。4月下旬，中共占领南京，周恩来特地指派前燕京大学学生黄华立即赴南京负责与司徒雷登接洽事宜。[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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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初，傅泾波拜访已是中共南京军管会外事处处长的黄华。傅和黄曾是燕大的同班同学。傅打电话到黄的办公室，并留下姓名。次日，黄回电说，他去看傅有所“不便”，问傅是否愿来看他。7日，傅去看望黄华。黄客气地接待他，并问起他们的“老校长”。尽管黄华在谈话时多次提到司徒雷登，但很谨慎地不称呼其官衔，他说他不承认司徒为大使，也不承认留在南京的别国大使，因其为派驻国民党政府的使节。黄华强调说，一俟时机成熟，应该由美国首先采取行动，与中共政府建立关系。[49]这在司徒雷登看来，似乎是一种暗示。黄随即向中共中央汇报。美国甚至托人将国务院印发有关南斯拉夫与苏联决裂的译电带给周恩来或其他中共高层领导。[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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