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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这个时候，燕大教授、前民盟人士张东荪也从北平致函老校长，表示亲善。司徒雷登立即指示美国驻平总领事柯乐博与张取得联系，希望获得有关中共的第一手资料。[57]在6月的最初一周，张东荪通过其子张宗炳与柯乐博紧密联系。[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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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8日，傅泾波第一次向黄华提出司徒雷登去北平的构想，随后并未跟进，但黄华立即向北平报告了此事。[59]10日，司徒雷登亲自委托北上参加政协会议的陈铭枢向中共方面转述美国愿意与中共和平共处等内容。[60]陈铭枢于24日写信回复司徒雷登：毛泽东答话“政治上必须严肃，经济上可以做生意”。除了陈，司徒雷登其实还请罗隆基传话：“如果新中国采取中间态度，不完全亲苏，美国可以一次借给新政府五十亿美元，接近印度十五年所得的贷款”。但罗并没有传到。[61]后来到了1971年中美关系解冻尼克松总统访华之前，周恩来曾将之列为中美关系“失掉的机会”，责怪罗隆基话没有带到，并提到了美国可能的贷款数目，甚至说出了“平衡苏联”的话。[62]但就当时情势来说，可能并非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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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中共确实摆出了与司徒雷登合作的态势。6月11-17日间，司徒雷登访问已为共产党占领之上海，会晤美国侨民。中共居然放行，并指派两班便衣贴身跟随，更以“前美国大使”名义给予他事实上的外交豁免权。[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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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据黄华所知，周恩来为保证回旋余地，特请燕京大学校长陆志韦去函邀请司徒访问北平。[64]周在21日致南京的电文中也有提及。因此，广为争议的陆志韦16日英文信所称“周先生昨日晨相见”的“周先生”就是周恩来本人。陆是司徒雷登一手栽培的接班人，对司徒雷登和燕大感情很深，信写得很含蓄很私人，仅在开头表示“毛泽东已宣布你有意来访燕京，我推测当局会予你允准”，下面内容基本上是委婉地奉劝老校长不要将燕大卷入任何政治纷争，甚至暗示司徒雷登不应带任何中国人同行。[65]这封信是通过邮寄方式由北平寄到南京美国大使馆的，使馆工作人员收到后拆阅，内容透露给了记者。当27日傅泾波携此函询问黄华意图时，黄即电中央，将泄密一事也做了汇报。[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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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8日，傅泾波又来外事处访黄华，告知“司徒最近曾得国务院来电称：国务院赞成司徒的我方现在之联络……希望司徒访美后，两个月后，暂以私人身份（解除大使职务）回北平，以私人身份从旁赞助，将来承认新政权时，重新任命为驻华大使……司徒并盼离华前一周与黄再会面一次”。南京市委在汇报时，几乎笃定中美建交势在必行，甚至请中央发给傅泾波访美护照式样。[67]黄华当时担心时间上是否还允许北平一行。21日，周恩来电告黄华：“司徒返美既在三四周后，可能仍将提出来平一行。陆志韦亦曾去信暗示司徒，如请求来平，可能得到中共许可。他如不再提，我们暂时不必表示，以观其变”。毛泽东更补充道：“待他返美前约十天左右，可表示如他欲去平，可获允许并可望与当局晤谈”。[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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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毛泽东的指示，28日，黄华主动重提中共中央的邀请：如果司徒雷登希望去燕京大学，毛泽东和周恩来都欢迎他来北平。司徒雷登显然很高兴，但因关系重大，他没有马上答应，接下来说的话可能更让黄华多少有些失望：“我乐意回燕京，今年一直还以为能够成行，我已经把回华盛顿耽搁了，比预想的还要久，而通过尚未修好的铁路线坐车去北平对‘脆弱的老人家’又是重体力活”。黄华表示存在防空炮火误射的风险，反对司徒雷登乘坐美国的飞机，并称火车目前三日内可抵平，而且可提供一切便利。[69]司徒雷登仍旧期待国务院对此的答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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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司徒雷登这边没有答案的时候，刘少奇在斯大林那里得到了答案。6月26日，按照毛泽东与米高扬的约定，刘少奇率高岗、王稼祥等中共代表秘密抵达莫斯科。6月27日深夜（莫斯科时间），斯大林接见了他们，并同意给中共3亿美元的贷款以及全面的援助。斯大林表示，总值3亿美元的低息贷款以设备、机器、材料和其他商品形式以每年6000万分5年提供给中共，15年内清偿，年利率为1%，毛泽东虽以个人名义要求增加，但鉴于“中国还在战争、经济持续恶化”，苏联觉得这个利率是合适的。苏联还将长期向中国派驻专家，帮助中共建立海军和空军，提供战斗机，协助占领新疆，派遣舰队进驻青岛，等等。总之，斯大林明确宣布：“我们准备在国家机构、工业和你们想要学习的所有方面，全面帮助你们。”[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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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美国国务院决策之前，6月30日，毛泽东抢先抛出了表明中共冷战立场的题为《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一边倒”向苏联。[71]毛更电告黄华，否认周恩来于6月15日及之前几天见过陆志韦，“更从未与陆谈司徒问题”，直接将陆、傅乃至司徒雷登归入“阴谋挑拨者”行列，郑重告诫黄：访平“为司徒所提出，决非我方邀请，此点必须说明，不能丝毫含糊，给以宣传借口”，因为“我们对美帝亦决无改变其政策的幻想”。[72]稍后，刘少奇在给斯大林的报告中重申“中共服从联共（布）的决定……在某些问题上，如果中共与联共（布）出现分歧，中共在说明自己意见后，准备服从并坚决执行联共（布）的决定”。[73]（强调为斯大林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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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日，司徒雷登毫无悬念地收到了国务院的训令：“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访问北平”。随着司徒雷登的离华，中共与美国开始了长达22年的敌对关系，并很快在朝鲜战争中兵戎相见。周恩来更通过香港向驻美共代表陈翰笙汇去了一笔3000美元的紧急活动经费。[74]陈正在纽约组织“建社”，游说留学科技人员返华参与中共的国家建设中去。[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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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被美国抛弃的蒋中正开始谋划亚洲地区反共联盟。司徒雷登在中共占领南京四个月后黯然离开了自己出生的国度，其间没有去过国民政府所在的广州，更不用说台北。蒋中正只好对代办克拉克抱怨道：“因美国不肯积极负起领导远东之责任，我等不得不自动起而联盟耳”。[76]7月10日蒋访菲律宾，8月6日访韩国，都发表了联合宣言。适逢美国对华“白皮书”公布，成为压倒蒋中正的最后一根稻草。此时蒋唯有慨叹“一面受俄国之侵略，一面美国对我又如此轻率”。[77]9月底，美国会终于通过《共同防御援助法》，援华7500万美元，赞助远东反共联盟，可谓为时已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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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总统李承晚与蒋中正处境相似。美国虽在朝鲜半岛南部，支持留美老牌政客李承晚重组大韩民国政府，并刚刚暗杀了曾流亡中国的独立运动领袖金九，然而韩国与朝鲜相互提出领土要求，三八线附近的冲突从此未绝。朝鲜的军队在苏联和中共的支援下，明显有着较强的战斗力，金日成一直跃跃欲试。然而五角大楼却一直认为半岛并无军事价值。1949年9月，参谋长联席会议报告国防部长福雷斯特尔：“从军事安全角度，美国在南韩保留现有的部队和基地，并没有多少战略价值”。继艾森豪威尔之后出任陆军参谋总长的布莱德雷（Omar N.Bradley）认为，半岛地势多山，冬季寒冷，不适宜军队展开活动，“如果苏联占领南韩并威胁日本，我们相信可以用空军摧毁其军事基地”。[78]美军海外驻军已超过27万人，战斗力也因兵力过于分散而减弱，开始从韩国和青岛陆续撤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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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毛泽东紧密向苏联靠拢的3月，金日成秘密访问莫斯科，请求斯大林帮助建立海军，暗示将对南方动武。[79]5月，金日成又派亲信金一秘密访问北平。金一向中共要军队中的朝鲜族师，毛泽东慷慨答应，只不过三个朝鲜族师中有一个正在作战需要时间调回。随后，毛泽东向金日成的计划泼了冷水，“劝朝鲜同志不要向南韩发动进攻，而是等待更为有利的形势。因为在进攻的同时，麦克阿瑟就能迅速将日本军队和武器运到朝鲜。但我们却不能迅速而有力地给予支援，因为我们全部主力都在长江以南”。毛泽东最关心的还是成立以中国为首的东亚共产党情报局，并借机试探平壤的意见。[80]7月中共将沈阳和长春的两个朝鲜族师（共21141人）连带装备送回朝鲜，分驻在新义州和罗南。[81]8月12日和9月3日，金日成两次正式向苏联提出武力统一请求，并宣称“他们能够在两周，至多两个月内，占领南韩”。[82]9月24日，斯大林明确否决。[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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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苏联和美国一样，仍根据外交传统，视欧洲为重心，远东毕竟是远东。4月，美国联合欧洲、针对苏联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正式成立。就在艾奇逊放弃中韩的同时，斯大林也以类似传销的模式，一度放弃朝鲜和越南，考虑由中共代为负责。[84]7月，他对来访的刘少奇代表团郑重而又不无讨好地说：“革命的中心由西而东，现在已经转至中国和东亚……我认为落在你们身上的责任业已更为重大。你们必须履行你们对东亚国家革命的义务”。斯大林甚至明确表示希望中共能组织起一个东亚共产党情报局，这样苏联可以自然参与其间。[85]10月21日，毛泽东就朝鲜问题，给斯大林发电报说：“朝鲜人民军目前［尚］不应发动进攻”。“大老板”照单全收。[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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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大陆到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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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已是败象环生，捉襟见肘。广州国民政府的行政院像走马灯一样，阎锡山自山西逃出，又继孙科、何应钦之后出任院长。蒋中正当时仍旧希望以重庆和台湾为核心，以西东两区控制住边缘各省。[87]11月3日，新任美国驻台北总领事麦克唐纳（John J.MacDonald）交给蒋中正一份国务院备忘录，是国家安全委员会37/8号文件的节选。该官方文书语气粗暴强硬，旨在表达美国不会协防台湾，但又没有将希望的大门完全封上：“美国对台湾的立场将大体视乎目前中国行政当局能否有效治理，并使人民享有更高水平的政治、经济福祉而定。”已下台的蒋中正在得知这份文件是给他本人的时候，居然“格外亲善”（exceedingly cordial and friendly），心态已非昔比。据吴国桢透露，在随后召开的幕僚会议上，蒋表示“他非常高兴”，“美国如今又愿意与他打交道了，他还没有被他的老盟友完全遗弃”。经过反复思量，蒋甚至授意吴去征询美方是否希望换掉陈诚，并恳请美国派给军事顾问团。艾奇逊听闻之后，痛斥麦克唐纳，训令他立即去澄清误会，告诫说美国不可能再为中国的“阋墙之争”（fratricidal war）派去任何的军事顾问，因为这将破坏美国的“声誉、资源以及针对大陆而且非常有可能实现的政治目标”。[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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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948年底，美国国务院其实就已经故意无视台湾业已归还中国的国际法地位，指示驻台总领事有可能宣布台湾地位将留待对日和约决定。[89]1949年2月国家安全委员会开始讨论对台湾实行“独立”的政策，通过鼓励“福摩萨自治运动”广泛联络台湾人，以建立“独立”的反共政府。[90]国务院并决定派遣高级官员赴台说服台湾省主席陈诚，按照美国的意图予以合作，华盛顿能够提供让台湾自给自足的经济技术支持。[91]随后已经在台的领事马礼文（Livingston Merchant）充当了此高级官员，但他立即发现陈诚根本不适合成为美国接洽的目标，因此要求国务院促使李宗仁以孙立人取而代之。[92]国务院基本赞同，认为孙将让美国掌控已在台的中国军队，蒋中正因此仅能获得政治难民的地位。[93]没有实权的李宗仁当然建议美国人通过吴忠信去游说蒋。3月中旬，已有察觉的陈诚亲自赶往溪口表示忠诚，向蒋中正报告美国对台阴谋。蒋并没有就范。5月，魏德迈又发来一封私信，建议以吴国桢代替陈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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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月，台湾警备副司令彭梦琪叛逃香港更加重了美国对岛内安全的担忧。6月15日，宋美龄从华盛顿发回急电，说美国正在制订计划，将台湾置于联合国或东京盟军总指挥部的托管之下。[94]7月10-13日，蒋中正飞往菲律宾会见基里诺（Elpidio Quirino）总统，企图撇开美国建立亚洲人自己的集体防御体系。他直接向菲购买了美国不愿援助国民党的剩余军火。[95]8月6日，蒋更在韩国镇海会见了李承晚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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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桂系密谋以湖南、广西为基地独立。白崇禧于1948年底就拟以第七军借剿洪湖匪为名入湘，以第四十六军驻安庆，以拒国民党中央。7月初，时任总统府秘书长邱昌渭、内政部长李汉魂赴长沙与桂省主席黄旭初及白崇禧进一步商讨排斥蒋势力而控制湖南，并另组新党为“中国国民党重建委员会”。[96]白崇禧在湘西战场击败了中共第五十一军一四六师，更图空运鲁道源部入滇主政。8月2日，湖南省主席兼长沙绥靖主任程潜倡言“局部和平”，蒋改任陈明仁主湘，不想三日后双双投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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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4日，蒋中正回到了一别三年的重庆，这个抗战时期的指挥中心，已物是人非。川省主席王陵基、将领王缵绪与刘文辉之间暗自争斗。张群亦无法控制局势。9月2日，重庆市中心陕西街突发大火，而政府竟未及时施救，致使火势蔓延达12小时，造成四五万灾民，“呼号之声，惨不忍闻”。次日复又大雨，无家可归者，“其痛苦可以想见”。[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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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美国国务院对蒋的立场可以概括为敬而远之。一份由中国处发给驻华大使馆的电稿明确指示政策纲要：一方面，“凡已授权的军事和经济援助，都应尽可能输往具有不同政治背景并且与南京保持距离的国民党军队及统治区”；另一方面，“不鼓励分裂主义或政变，值此关键时期，使馆人员应密切关注国民党阵营内部非蒋派系的政治领袖，以便分析可能之发展”。[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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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防止抗战时期的后方基地云南不稳，蒋按照李宗黄的建议，打算再次发动军变，扣留卢汉。[99]然而8、9月间，卢汉已通过滇省中共党员杨青田、宋一痕得到了“以大军入黔为时机”兵变的秘示。就在同时，蒋中正飞到重庆亲自安排西南防务，电召卢汉会谈。卢不敢去。蒋最后派儿子经国赴滇，暗示可以儿子为人质。8月29日，张群亦电话担保卢汉安全。卢思虑数日，于9月4日晚决定赴渝，并约定左右：去后每天电报，单日落卢字，双日落汉字，落卢汉就是假电，若无电报，即行起事。[100]9月6日，卢汉飞到重庆，面见蒋中正，谈两小时，“流泪者再”，要求增编6个军，增发现洋2000万元，但遭婉拒。阎锡山亦来，以李宗仁之命，欲扣留卢汉，但蒋放卢回滇。[101]22日，蒋更亲赴昆明，表示劝慰。11月17日，李宗仁赴滇，亲自劝说卢汉跟随他走“第三条路线”，即不要国民党也不随共产党，对卢不无触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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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9日，负责美援的国防部次长郑介民飞赴华盛顿。白吉尔海军上将要他告诉蒋，如果愿意以吴国桢和孙立人取代陈诚负责台湾的行政和防务，美国就会派遣经济顾问团赴台，并援助6个陆军师的装备。[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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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7日，张群至昆明与卢汉商量政府迁滇，却遭后者搪塞，即电告蒋经国“卢汉不稳”。蒋中正这才不得不决定政府迁台。翌日，张群飞昆明做最后努力，即被扣押。卢汉借用张的名义约李弥、余程万、沈醉等中央军政大员来家商谈，并最后宴请美国领事陆德瑾（LaRue Lutkins）询问意见答复。卢汉曾就云南独立寻求美国支持，而国务院惮于美国的声誉在此问题上未给予肯定答复。[103]陆德瑾的汽车刚刚开走，卢公馆的大门即行关闭。几位将军立时做了阶下囚。昆明市区晚10时戒严，川滇之间讯息中断。10日，刘文辉收到卢汉突然发来的最后一封电报，谓“解放大军”已入滇，卢于昨日“率领全滇文武官员及全省人民在滇举行光荣起义，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伟大领袖毛主席及中央人民政府”，并请刘主席自乾兄（刘文辉的号）即刻扣留蒋中正。[104]下午1时许，蒋氏仓皇离开成都逃亡台湾。而卢汉在昆明机场空打几枪，把张群也放走了。李弥和余程万均表示回去争取部队，亦先后获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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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8日，“国民政府”正式迁入台北，国民党的大陆时代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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