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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大陆到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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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已是败象环生，捉襟见肘。广州国民政府的行政院像走马灯一样，阎锡山自山西逃出，又继孙科、何应钦之后出任院长。蒋中正当时仍旧希望以重庆和台湾为核心，以西东两区控制住边缘各省。[87]11月3日，新任美国驻台北总领事麦克唐纳（John J.MacDonald）交给蒋中正一份国务院备忘录，是国家安全委员会37/8号文件的节选。该官方文书语气粗暴强硬，旨在表达美国不会协防台湾，但又没有将希望的大门完全封上：“美国对台湾的立场将大体视乎目前中国行政当局能否有效治理，并使人民享有更高水平的政治、经济福祉而定。”已下台的蒋中正在得知这份文件是给他本人的时候，居然“格外亲善”（exceedingly cordial and friendly），心态已非昔比。据吴国桢透露，在随后召开的幕僚会议上，蒋表示“他非常高兴”，“美国如今又愿意与他打交道了，他还没有被他的老盟友完全遗弃”。经过反复思量，蒋甚至授意吴去征询美方是否希望换掉陈诚，并恳请美国派给军事顾问团。艾奇逊听闻之后，痛斥麦克唐纳，训令他立即去澄清误会，告诫说美国不可能再为中国的“阋墙之争”（fratricidal war）派去任何的军事顾问，因为这将破坏美国的“声誉、资源以及针对大陆而且非常有可能实现的政治目标”。[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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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948年底，美国国务院其实就已经故意无视台湾业已归还中国的国际法地位，指示驻台总领事有可能宣布台湾地位将留待对日和约决定。[89]1949年2月国家安全委员会开始讨论对台湾实行“独立”的政策，通过鼓励“福摩萨自治运动”广泛联络台湾人，以建立“独立”的反共政府。[90]国务院并决定派遣高级官员赴台说服台湾省主席陈诚，按照美国的意图予以合作，华盛顿能够提供让台湾自给自足的经济技术支持。[91]随后已经在台的领事马礼文（Livingston Merchant）充当了此高级官员，但他立即发现陈诚根本不适合成为美国接洽的目标，因此要求国务院促使李宗仁以孙立人取而代之。[92]国务院基本赞同，认为孙将让美国掌控已在台的中国军队，蒋中正因此仅能获得政治难民的地位。[93]没有实权的李宗仁当然建议美国人通过吴忠信去游说蒋。3月中旬，已有察觉的陈诚亲自赶往溪口表示忠诚，向蒋中正报告美国对台阴谋。蒋并没有就范。5月，魏德迈又发来一封私信，建议以吴国桢代替陈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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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月，台湾警备副司令彭梦琪叛逃香港更加重了美国对岛内安全的担忧。6月15日，宋美龄从华盛顿发回急电，说美国正在制订计划，将台湾置于联合国或东京盟军总指挥部的托管之下。[94]7月10-13日，蒋中正飞往菲律宾会见基里诺（Elpidio Quirino）总统，企图撇开美国建立亚洲人自己的集体防御体系。他直接向菲购买了美国不愿援助国民党的剩余军火。[95]8月6日，蒋更在韩国镇海会见了李承晚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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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桂系密谋以湖南、广西为基地独立。白崇禧于1948年底就拟以第七军借剿洪湖匪为名入湘，以第四十六军驻安庆，以拒国民党中央。7月初，时任总统府秘书长邱昌渭、内政部长李汉魂赴长沙与桂省主席黄旭初及白崇禧进一步商讨排斥蒋势力而控制湖南，并另组新党为“中国国民党重建委员会”。[96]白崇禧在湘西战场击败了中共第五十一军一四六师，更图空运鲁道源部入滇主政。8月2日，湖南省主席兼长沙绥靖主任程潜倡言“局部和平”，蒋改任陈明仁主湘，不想三日后双双投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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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4日，蒋中正回到了一别三年的重庆，这个抗战时期的指挥中心，已物是人非。川省主席王陵基、将领王缵绪与刘文辉之间暗自争斗。张群亦无法控制局势。9月2日，重庆市中心陕西街突发大火，而政府竟未及时施救，致使火势蔓延达12小时，造成四五万灾民，“呼号之声，惨不忍闻”。次日复又大雨，无家可归者，“其痛苦可以想见”。[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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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美国国务院对蒋的立场可以概括为敬而远之。一份由中国处发给驻华大使馆的电稿明确指示政策纲要：一方面，“凡已授权的军事和经济援助，都应尽可能输往具有不同政治背景并且与南京保持距离的国民党军队及统治区”；另一方面，“不鼓励分裂主义或政变，值此关键时期，使馆人员应密切关注国民党阵营内部非蒋派系的政治领袖，以便分析可能之发展”。[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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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防止抗战时期的后方基地云南不稳，蒋按照李宗黄的建议，打算再次发动军变，扣留卢汉。[99]然而8、9月间，卢汉已通过滇省中共党员杨青田、宋一痕得到了“以大军入黔为时机”兵变的秘示。就在同时，蒋中正飞到重庆亲自安排西南防务，电召卢汉会谈。卢不敢去。蒋最后派儿子经国赴滇，暗示可以儿子为人质。8月29日，张群亦电话担保卢汉安全。卢思虑数日，于9月4日晚决定赴渝，并约定左右：去后每天电报，单日落卢字，双日落汉字，落卢汉就是假电，若无电报，即行起事。[100]9月6日，卢汉飞到重庆，面见蒋中正，谈两小时，“流泪者再”，要求增编6个军，增发现洋2000万元，但遭婉拒。阎锡山亦来，以李宗仁之命，欲扣留卢汉，但蒋放卢回滇。[101]22日，蒋更亲赴昆明，表示劝慰。11月17日，李宗仁赴滇，亲自劝说卢汉跟随他走“第三条路线”，即不要国民党也不随共产党，对卢不无触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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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9日，负责美援的国防部次长郑介民飞赴华盛顿。白吉尔海军上将要他告诉蒋，如果愿意以吴国桢和孙立人取代陈诚负责台湾的行政和防务，美国就会派遣经济顾问团赴台，并援助6个陆军师的装备。[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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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7日，张群至昆明与卢汉商量政府迁滇，却遭后者搪塞，即电告蒋经国“卢汉不稳”。蒋中正这才不得不决定政府迁台。翌日，张群飞昆明做最后努力，即被扣押。卢汉借用张的名义约李弥、余程万、沈醉等中央军政大员来家商谈，并最后宴请美国领事陆德瑾（LaRue Lutkins）询问意见答复。卢汉曾就云南独立寻求美国支持，而国务院惮于美国的声誉在此问题上未给予肯定答复。[103]陆德瑾的汽车刚刚开走，卢公馆的大门即行关闭。几位将军立时做了阶下囚。昆明市区晚10时戒严，川滇之间讯息中断。10日，刘文辉收到卢汉突然发来的最后一封电报，谓“解放大军”已入滇，卢于昨日“率领全滇文武官员及全省人民在滇举行光荣起义，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伟大领袖毛主席及中央人民政府”，并请刘主席自乾兄（刘文辉的号）即刻扣留蒋中正。[104]下午1时许，蒋氏仓皇离开成都逃亡台湾。而卢汉在昆明机场空打几枪，把张群也放走了。李弥和余程万均表示回去争取部队，亦先后获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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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8日，“国民政府”正式迁入台北，国民党的大陆时代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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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始访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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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6月，毛泽东告诉斯大林：“台湾孤悬海上，有七万多残敌。目前还谈不上占领它。该问题将于来年解决”。[105]但他已命令进攻福建的第三（前华东）野战军副司令员粟裕“开始注意研究夺取台湾的问题。台湾是否有可能在较快的时间内夺取”；“冬季占领台湾”。[106]随着蒋中正以舟山为基地封锁了上海和山东，毛泽东才逐渐意识到建设空军是攻占台湾的前提。[107]7月10日，他指示周恩来“考虑选三四百人去苏联学习空军，同时购买飞机一百架左右，连同现有的空军组成一个攻击部队，掩护渡海，准备明年夏季夺取台湾”。[108]25日，毛泽东又让刘少奇就近相商于斯大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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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和世界其他地区反帝运动可能大步前进，美国和英国也可能爆发经济危机，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利用苏联援助攻占台湾（即除了请求苏联帮助我们训练飞行员和售飞机予我以外，也许还不得不请求苏联向我们派出空军和海军的专家，和飞行员参与军事行动），是否会损害美苏关系？请你向斯大林同志报告这一切，以便他斟酌我们的计划，是否可以将之付诸实施？[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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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当场予以拒绝。他很清楚苏军援助中共进攻台湾将意味着与美国海空力量发生直接冲突。[110]但他同意帮中共在东北建立空军和海军学校各一所，并售给100-200架战斗机、40-80架轰炸机。[111]8月2日，毛泽东再电粟裕：“攻台必须推迟到我们空海两军（特别是空军）条件具备之时，故具体时间问题目前不能确定”。[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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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在12月2日占领重庆，国民党在西南地区已难以组织有效的反抗。接下来，北京的军事目标主要包括西藏、海南岛和台湾岛。周恩来向苏联大使罗申报告说：“目前人民解放军部队正在对此加紧备战，只有在登陆部队以及海军、空军部队全都做好充分准备以后才能解放台湾。时间看来将安排在1950年9、10月份”。[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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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6日毛泽东乘火车抵达莫斯科。简单寒暄之后，毛泽东开门见山，询问了他最关心的问题，即世界大战的可能性。他表示“中国需要三至五年的和平喘息时间，用以恢复经济至战前水平，并稳定国内形势”。作为共产党阵营的头号人物，斯大林很肯定地告诉毛泽东“美国虽然叫嚣战争，但它最怕战争”。这样，会有谁再发动战争呢？“事实上，谁也不会同中国打仗”，斯大林有意无意地调侃道：“难道金日成会打中国吗？”“如果我们和睦相处，和平不仅可以保障5-10年或20-25年，甚至可能更久”。[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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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当时几乎没有现代海军，以木船和帆船为主要运载工具，同时“必须注意潮水和风向”，这大大降低了部队的机动性和战斗力。作战只能以陆军大幅伤亡为代价，“一次运载至少一个军（四五万人）的全部兵力，携带三天以上粮食，于敌前登陆，建立稳固滩头阵地，随即独力攻进……潮水需十二小时后第一次载运船只方能返回运第二次……”[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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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再次请求：“国民党在台湾建立了海空军基地。我们既无海军，亦无空军，人民解放军难以占领台湾。鉴于此，我们的一些将领主张请求苏联援助，苏联可以派出志愿军飞行员或者秘密部队，以便尽快攻占台湾。”斯大林不好再次拒绝，转寰道：“援助的方式需要周密考虑”，“主要问题是不给美国以干涉的借口”，苏联可以提供顾问和教官，“其他问题我们要仔细考虑”。[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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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4日，斯大林复又与毛泽东本人专门谈了亚洲共产党的问题，其实是有意让中共担负援助这些党的责任，包括越南、印度、日本等。[117]几乎与此同时，为了“抵御共产党统治在东亚的扩张”，布莱德雷向约翰逊提出第一份要求军援台湾的备忘录：参谋长联席会议希望国防部长同意“责令远东总司令在第七舰队司令的协助下迅速调查台湾抵御攻击所需军事援助的性质和程度”，随后拟向其提供“一个适中、目标明确而密切监督的军事援助计划”。[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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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苏联驻北京代表科瓦廖夫在12月24日递交斯大林的报告，长达13年的战争给原本疲弱的中国经济带来沉重打击。1949年由于旱涝灾害，粮食减产高达四成，城市居民普遍饥饿。另外，中共在控制区域内为了抵偿预算赤字，“没有采取措施调整货币流通，仍然大量发行纸币”。截至11月1日，市面流通的货币多达10种，包括东北银行的94720亿元纸币和中国人民银行投放的14010亿元（其中分别有11290亿元东北券和6640亿元人民币是在10月份发行的），此外还包括其他“解放区”银行发行的货币、内蒙古和关东地区银行的元、新疆元、中国银元、国民政府的金圆券和香港元等。同时物价攀升，华北小米价格在11月之前的7个月内，北京涨幅为1430%，天津涨幅为1300%；京津两地大米价格同比涨幅分别为1280%和1050%。而在11月，食品价格较10月底又上升1-3倍，工业品价格上升1-2倍。其他地区亦然。即便如此，中共依照斯大林意见依然不打算裁军，军费开支占1950年中央财政预算的38.6%（实际为44%），而政府机关将增员至150万人，行政开支将占21.4%，这将造成高达18.9%的预算赤字，合562.38万吨小米，其中215万吨拟靠发行公债补偿，其余款项继续依赖印制纸币（1元人民币合1.4万金圆券）。[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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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5日，吴忠信曾对已下野的蒋中正言：“我国之失败，俄共之胜利，即为美国之根本失败，而今日美国犹未觉悟也”。等到北约成立的消息传至溪口，蒋中正感慨道：“北大西洋同盟公约公布，东西集团壁垒分明。中国共匪且明白宣布，追随俄国，反对西方美国集团；而美国对华政策，仍坚持过去作风，坐视共匪长大扩张，对其盟邦共同患难之政府，不愿予以援手，实不智之极”。[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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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蒋开始考虑退守台湾。他将国库“同胞血汗之结晶”悉数搬去台湾。后来，他得以用从民间掠夺的黄金来弥补在台北的“中央政府”财政赤字，允许有限地出售黄金，从而稳定了台币。对于美国提出联合国托管的建议，蒋表示：“英、美恐我不能固守台湾，为共军夺取而入于俄国势力范围，使其南太平洋海岛防线发生缺口，亟谋由我交还美国管理，而英国在幕后积极怂恿，以间接加强其香港声势。对此一问题最足顾虑，故对美应有坚决表示，余必死守台湾，确保领土，尽我国民天职，决不能交归盟国；如彼愿助我力量共同防卫，则不拒绝”。[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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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0日，蒋致函驻东京军代团团长朱世明，命他力劝麦克阿瑟：“甲、美国政府决不考虑承认中共政权，并应本其领导国际之地位与力量，防阻他国承认。乙、美国政府应采取积极态度，协助中国反共力量，并应协助我政府确保台湾，使成为一种新的政治希望”。[122]然而，国务院的外交官们并不这样想。11月15日，国务卿艾奇逊正式在柏林发表有关中国之声明，将一切责任全部推给国民党政府，称“美国在华政策并未失败，而系中国自己政策失败［It was failure of Sino policy in China］”。[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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