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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6日毛泽东乘火车抵达莫斯科。简单寒暄之后，毛泽东开门见山，询问了他最关心的问题，即世界大战的可能性。他表示“中国需要三至五年的和平喘息时间，用以恢复经济至战前水平，并稳定国内形势”。作为共产党阵营的头号人物，斯大林很肯定地告诉毛泽东“美国虽然叫嚣战争，但它最怕战争”。这样，会有谁再发动战争呢？“事实上，谁也不会同中国打仗”，斯大林有意无意地调侃道：“难道金日成会打中国吗？”“如果我们和睦相处，和平不仅可以保障5-10年或20-25年，甚至可能更久”。[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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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当时几乎没有现代海军，以木船和帆船为主要运载工具，同时“必须注意潮水和风向”，这大大降低了部队的机动性和战斗力。作战只能以陆军大幅伤亡为代价，“一次运载至少一个军（四五万人）的全部兵力，携带三天以上粮食，于敌前登陆，建立稳固滩头阵地，随即独力攻进……潮水需十二小时后第一次载运船只方能返回运第二次……”[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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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再次请求：“国民党在台湾建立了海空军基地。我们既无海军，亦无空军，人民解放军难以占领台湾。鉴于此，我们的一些将领主张请求苏联援助，苏联可以派出志愿军飞行员或者秘密部队，以便尽快攻占台湾。”斯大林不好再次拒绝，转寰道：“援助的方式需要周密考虑”，“主要问题是不给美国以干涉的借口”，苏联可以提供顾问和教官，“其他问题我们要仔细考虑”。[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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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4日，斯大林复又与毛泽东本人专门谈了亚洲共产党的问题，其实是有意让中共担负援助这些党的责任，包括越南、印度、日本等。[117]几乎与此同时，为了“抵御共产党统治在东亚的扩张”，布莱德雷向约翰逊提出第一份要求军援台湾的备忘录：参谋长联席会议希望国防部长同意“责令远东总司令在第七舰队司令的协助下迅速调查台湾抵御攻击所需军事援助的性质和程度”，随后拟向其提供“一个适中、目标明确而密切监督的军事援助计划”。[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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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苏联驻北京代表科瓦廖夫在12月24日递交斯大林的报告，长达13年的战争给原本疲弱的中国经济带来沉重打击。1949年由于旱涝灾害，粮食减产高达四成，城市居民普遍饥饿。另外，中共在控制区域内为了抵偿预算赤字，“没有采取措施调整货币流通，仍然大量发行纸币”。截至11月1日，市面流通的货币多达10种，包括东北银行的94720亿元纸币和中国人民银行投放的14010亿元（其中分别有11290亿元东北券和6640亿元人民币是在10月份发行的），此外还包括其他“解放区”银行发行的货币、内蒙古和关东地区银行的元、新疆元、中国银元、国民政府的金圆券和香港元等。同时物价攀升，华北小米价格在11月之前的7个月内，北京涨幅为1430%，天津涨幅为1300%；京津两地大米价格同比涨幅分别为1280%和1050%。而在11月，食品价格较10月底又上升1-3倍，工业品价格上升1-2倍。其他地区亦然。即便如此，中共依照斯大林意见依然不打算裁军，军费开支占1950年中央财政预算的38.6%（实际为44%），而政府机关将增员至150万人，行政开支将占21.4%，这将造成高达18.9%的预算赤字，合562.38万吨小米，其中215万吨拟靠发行公债补偿，其余款项继续依赖印制纸币（1元人民币合1.4万金圆券）。[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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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5日，吴忠信曾对已下野的蒋中正言：“我国之失败，俄共之胜利，即为美国之根本失败，而今日美国犹未觉悟也”。等到北约成立的消息传至溪口，蒋中正感慨道：“北大西洋同盟公约公布，东西集团壁垒分明。中国共匪且明白宣布，追随俄国，反对西方美国集团；而美国对华政策，仍坚持过去作风，坐视共匪长大扩张，对其盟邦共同患难之政府，不愿予以援手，实不智之极”。[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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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蒋开始考虑退守台湾。他将国库“同胞血汗之结晶”悉数搬去台湾。后来，他得以用从民间掠夺的黄金来弥补在台北的“中央政府”财政赤字，允许有限地出售黄金，从而稳定了台币。对于美国提出联合国托管的建议，蒋表示：“英、美恐我不能固守台湾，为共军夺取而入于俄国势力范围，使其南太平洋海岛防线发生缺口，亟谋由我交还美国管理，而英国在幕后积极怂恿，以间接加强其香港声势。对此一问题最足顾虑，故对美应有坚决表示，余必死守台湾，确保领土，尽我国民天职，决不能交归盟国；如彼愿助我力量共同防卫，则不拒绝”。[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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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0日，蒋致函驻东京军代团团长朱世明，命他力劝麦克阿瑟：“甲、美国政府决不考虑承认中共政权，并应本其领导国际之地位与力量，防阻他国承认。乙、美国政府应采取积极态度，协助中国反共力量，并应协助我政府确保台湾，使成为一种新的政治希望”。[122]然而，国务院的外交官们并不这样想。11月15日，国务卿艾奇逊正式在柏林发表有关中国之声明，将一切责任全部推给国民党政府，称“美国在华政策并未失败，而系中国自己政策失败［It was failure of Sino policy in China］”。[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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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7日，卢汉在昆明曾一度告诫美国领事陆德瑾，有证据显示省内中共与缅甸、越南的共产党组织时有联系，一旦云南“沦陷”，则中共必定输送武器给越共、缅共，向东南亚输出革命。[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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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参见蒋经国《风雨中的宁静》，第1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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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转引自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第6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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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秦孝仪主编《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第7卷第1册，第20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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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蒋经国：《风雨中的宁静》，第124-1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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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徐永昌日记》第9册，1948年12月29日，第1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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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张轸：《我在金口起义的经过》，蔡惠琳、孙维吼编《光荣的抉择——原国民党军起义将领回忆录》第2卷，国防大学出版社，1987，第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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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蒋经国：《风雨中的宁静》，第1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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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周宏涛、汪士淳：《蒋公与我》，第94、29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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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参见台北故宫博物院大事记，1949年，http：//www.npm.gov.tw/zh-TW/Article.aspx？sNo=03002803，最后访问日期2015年1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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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Telegram，Stuart to Marshall，9 January 1949，FRUS，1949，vol.8 （Washington：USGPO，1978），p.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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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Memo by Kennan，10 January 1949，FRUS，1949，vol.8，pp.2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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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Memo，Butterworth to Lovett，10 January 1949，FRUS，1949，vol.8，p.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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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Telegram，Kohler to Marshall，12 January 1949，FRUS，1949，vol.8，p.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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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Letter，British Embassy to Department，11 January 1949，FRUS，1949，vol.8，p.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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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Telegram，Lovett to Stuart，12 January 1949，FRUS，1949，vol.8，pp.4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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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卷，第4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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