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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苏联驻北京代表科瓦廖夫在12月24日递交斯大林的报告，长达13年的战争给原本疲弱的中国经济带来沉重打击。1949年由于旱涝灾害，粮食减产高达四成，城市居民普遍饥饿。另外，中共在控制区域内为了抵偿预算赤字，“没有采取措施调整货币流通，仍然大量发行纸币”。截至11月1日，市面流通的货币多达10种，包括东北银行的94720亿元纸币和中国人民银行投放的14010亿元（其中分别有11290亿元东北券和6640亿元人民币是在10月份发行的），此外还包括其他“解放区”银行发行的货币、内蒙古和关东地区银行的元、新疆元、中国银元、国民政府的金圆券和香港元等。同时物价攀升，华北小米价格在11月之前的7个月内，北京涨幅为1430%，天津涨幅为1300%；京津两地大米价格同比涨幅分别为1280%和1050%。而在11月，食品价格较10月底又上升1-3倍，工业品价格上升1-2倍。其他地区亦然。即便如此，中共依照斯大林意见依然不打算裁军，军费开支占1950年中央财政预算的38.6%（实际为44%），而政府机关将增员至150万人，行政开支将占21.4%，这将造成高达18.9%的预算赤字，合562.38万吨小米，其中215万吨拟靠发行公债补偿，其余款项继续依赖印制纸币（1元人民币合1.4万金圆券）。[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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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5日，吴忠信曾对已下野的蒋中正言：“我国之失败，俄共之胜利，即为美国之根本失败，而今日美国犹未觉悟也”。等到北约成立的消息传至溪口，蒋中正感慨道：“北大西洋同盟公约公布，东西集团壁垒分明。中国共匪且明白宣布，追随俄国，反对西方美国集团；而美国对华政策，仍坚持过去作风，坐视共匪长大扩张，对其盟邦共同患难之政府，不愿予以援手，实不智之极”。[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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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蒋开始考虑退守台湾。他将国库“同胞血汗之结晶”悉数搬去台湾。后来，他得以用从民间掠夺的黄金来弥补在台北的“中央政府”财政赤字，允许有限地出售黄金，从而稳定了台币。对于美国提出联合国托管的建议，蒋表示：“英、美恐我不能固守台湾，为共军夺取而入于俄国势力范围，使其南太平洋海岛防线发生缺口，亟谋由我交还美国管理，而英国在幕后积极怂恿，以间接加强其香港声势。对此一问题最足顾虑，故对美应有坚决表示，余必死守台湾，确保领土，尽我国民天职，决不能交归盟国；如彼愿助我力量共同防卫，则不拒绝”。[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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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0日，蒋致函驻东京军代团团长朱世明，命他力劝麦克阿瑟：“甲、美国政府决不考虑承认中共政权，并应本其领导国际之地位与力量，防阻他国承认。乙、美国政府应采取积极态度，协助中国反共力量，并应协助我政府确保台湾，使成为一种新的政治希望”。[122]然而，国务院的外交官们并不这样想。11月15日，国务卿艾奇逊正式在柏林发表有关中国之声明，将一切责任全部推给国民党政府，称“美国在华政策并未失败，而系中国自己政策失败［It was failure of Sino policy in China］”。[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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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7日，卢汉在昆明曾一度告诫美国领事陆德瑾，有证据显示省内中共与缅甸、越南的共产党组织时有联系，一旦云南“沦陷”，则中共必定输送武器给越共、缅共，向东南亚输出革命。[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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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参见蒋经国《风雨中的宁静》，第1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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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转引自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第6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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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秦孝仪主编《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第7卷第1册，第20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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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蒋经国：《风雨中的宁静》，第124-1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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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徐永昌日记》第9册，1948年12月29日，第1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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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张轸：《我在金口起义的经过》，蔡惠琳、孙维吼编《光荣的抉择——原国民党军起义将领回忆录》第2卷，国防大学出版社，1987，第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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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蒋经国：《风雨中的宁静》，第1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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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周宏涛、汪士淳：《蒋公与我》，第94、29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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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参见台北故宫博物院大事记，1949年，http：//www.npm.gov.tw/zh-TW/Article.aspx？sNo=03002803，最后访问日期2015年1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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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Telegram，Stuart to Marshall，9 January 1949，FRUS，1949，vol.8 （Washington：USGPO，1978），p.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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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Memo by Kennan，10 January 1949，FRUS，1949，vol.8，pp.2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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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Memo，Butterworth to Lovett，10 January 1949，FRUS，1949，vol.8，p.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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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Telegram，Kohler to Marshall，12 January 1949，FRUS，1949，vol.8，p.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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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Letter，British Embassy to Department，11 January 1949，FRUS，1949，vol.8，p.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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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Telegram，Lovett to Stuart，12 January 1949，FRUS，1949，vol.8，pp.4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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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卷，第4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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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唐侬麟主编《黄绍竑回忆录》，广西人民出版社，1991，第69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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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潘汉年致周、李并中央电》（1949年1月18日），中央档案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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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卷，第4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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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参见涂建堂《国民党军第三〇九师金口起义经过》，载蔡惠霖、孙维吼编《光荣的抉择——原国民党军起义将领回忆录》第2卷，第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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