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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月前（12月16日），毛泽东和斯大林第一次会晤。谈完了苏美战争的可能性之后，毛泽东马上提出了中苏条约的问题。斯大林抢先表态说：“必须要弄清楚：是宣布保留现行的1945年苏中友好同盟条约，还是宣布以后再做修改，或者现在就做一定的修改”。由此可见，莫斯科当时完全没有另立新约的打算。斯大林接着说明了他的主要理由：“众所周知，苏中之所以缔结该条约，是因为雅尔塔协定，它规定了条约的主要内容（千岛群岛、南库页岛、旅顺口的问题等）”，他尽可能用委婉的语气，严谨地归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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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现行条约的缔结，可以说，获得了美国和英国的同意。考虑到这一情况，我们内部已经决定目前不修改这个条约的任何内容，因为哪怕一丁点的修改都可以给美英要求变更条约中千岛群岛和南库页岛等条款提供法律依据。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寻求一种在实质上变动现行条约，但又在形式上保留其条款，即在形式上保留苏联在旅顺港驻军的权利，然而应中国政府的请求，事实上将现在那里的苏联武装部队撤回。这一举动可以在中国请求后实现。[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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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此前米高扬透露过苏共中央承认旅顺协定不平等（事详前章）并同意加以修改，斯大林所考虑的修约也主要集中于此。当然，为了表示友好，斯大林甚至慷慨地表示：“对中长铁路也可以这样做，也就是，应中国的请求，实际上变动协定中的某几点，但形式上保留其条款。如果，从另一方面，中国同志不满意这一战略，他们可以提出他们自己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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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一听到苏联要撤兵，赶忙表态说：“中长铁路和旅顺口的现状是充分符合中国利益的，因为中国军队还不足以有效抗击帝国主义的侵略。另外，中长铁路是一所培养中国铁路和工业干部的学校”。形势遂变成了斯大林对毛泽东的又一堂政治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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撤军并不意味着苏联拒绝援助中国，如果中国需要这一援助的话。事实就是我们，作为共产党人，并不总是愿意把我们的军队驻在他国土地上，尤其是一个友好国家的土地。这样一来，任何人都可以说既然苏联军队能驻在中国领土上，那么为什么英国人，举例来说，不能把他们的军队驻在香港呢，而美国人又不能驻在东京呢？如果我们双方达成协议说苏联将撤军旅顺口，那么就可以在国际关系舞台上赢得不少［声誉］。另外，苏军撤走对中共处理与民族资产阶级的关系也会大有裨益。所有人都会看到蒋介石做不到的，共产党却做到了。中共必须要考虑民族资产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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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显然还没有尽兴：“条约给了苏联在旅顺口驻军的权利。但苏联并不是一定要行使这一权利，而是可以应中国请求而撤回其军队。然而，如果这样不合适，旅顺口的军队可以留驻那里两年、五年或者十年，视乎如何对华最为有利……我们甚至可以驻在那儿二十年”。这才是斯大林的真实想法，并未因国共异位而有所变化。[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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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虽然不想苏联人立即撤兵，但斯大林的意思距离他的企盼还有差距。他一波三折地说出了自己的打算。毛泽东首先承认“中国在讨论条约问题的时候，我们并未考虑美英对雅尔塔协定的立场”。接下来的两句话，似乎暗示着他保留了不同意见：“我们必须以促进共同事业的最大利益为标准来行事。这个问题值得进一步考虑”。“然而，”他很快又退了回去，“已经明确的是眼下还不应修改条约，也不应急于从旅顺港撤军”。但毛泽东还是不甘心：“要不叫周恩来来趟莫斯科以决定条约问题？”斯大林一锤定音：“不，这个问题你必须自己决定。其他问题可能会需要周”。（强调为引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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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在22日，毛泽东将自己的决定请科瓦廖夫转告斯大林，希望23日或24日再谈。他试探性地提出两个方案可供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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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方案准备讨论以下问题：（1）一个苏中条约、（2）一个贷款协定、（3）一个贸易协定、（4）一个有关建立航空交通的协定及（5）其他问题，包括缅甸承认中国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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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方案建议将周恩来召至莫斯科来草签这些协定。毛泽东同时提及他可以借周恩来赶到莫斯科的这段时间游览一下斯大林格勒和列宁格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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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方案基本讨论内容与前相同，但不办正式签约手续。故无需周恩来赴莫。下次正式签约的时候，周恩来可以再来。[9]（强调为引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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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日两人会面，斯大林委婉地选择了第二个方案，他的答复是：“政府主席既已来此，内阁总理又来，则在对外观感上可能有不利影响，研究结果还是认为恩来以不来为宜”。毛泽东没有理由也并未进行反驳，就此结果通知了北京。[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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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按照翻译师哲和毛泽东本人在中苏交恶之后的说法，毛因为没能与斯大林弄出一个“既好吃又好看”的东西，甚至对科瓦廖夫等人发了脾气，坚持了对斯大林的“斗”争。[11]但这未必是事实。毛泽东对斯大林怀有不满，是肯定的，但似乎没有大到敢于要挟的地步，毕竟中共在攻台和建设各方面都依靠于苏联的援助。当时已调莫斯科的赫鲁晓夫事后回忆说：“毛很谨慎，他并未流露出自己的真实想法，相反，故意对斯大林表示尊重，甚至谦卑和顺从”。[12]实际情况可能是，用师哲的话说，毛泽东“情绪很好，很健谈”，或许也曾向科瓦廖夫流露过某种不满情绪。但更为重要的是，毛泽东这几天为自己能摆脱失眠的侵扰而欣喜，用他本人的话说，“想再静休一个多星期，彻底恢复正常的睡眠”。[13]至于修约问题，反正中共内部原本就没有这一压力，既然“好吃”的贷款军援都谈妥了，犯不着为了“好看”与斯大林结怨，万一弄成不好看，反而不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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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一天前（12月31日），周恩来刚刚按照斯大林的意见通知苏联驻北京大使馆代办：“中方决定，周恩来暂不赴莫斯科，因为政府主席毛泽东本人正在苏联，如政务院总理周恩来紧随毛泽东也前往莫斯科，从国际角度考虑不合适”。[14]如此一来，中共中央上下都已经放弃了修约企图。毛泽东打算提前一个月回国，希望临行前和斯大林谈谈“工作问题”，跟苏联其他七位主要领导人见见面，再去列宁墓献个花，看一下地铁、农庄和歌剧，就此了事。[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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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就在元旦这一天，斯大林的态度突然发生了松动。他让科瓦廖夫带去了一个未发的新闻稿。整件事的契机要从英国通讯社有关毛泽东遭斯大林软禁的报道说起。[16]当时的毛泽东还在翻看德龄郡主写光绪帝被囚的《瀛台泣血记》，听到外媒议论他本人不知去处的消息后，不禁大笑。[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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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对英国的报道却格外重视。这位老布尔什维克一向猜忌英国人，在他生命的最后三年中，狐疑更甚从前。他已从各种渠道获悉了英国急于承认北京政权，而且原属英联邦的印度和缅甸已经迈出了第一步。在英美阴谋论的指引下，斯大林突然想到他不能让毛泽东变为第二个铁托。毫无疑问，斯大林重视中国，重视毛泽东。他明白必须将这个还不十分可靠的毗邻大国牢牢地控制在自己的阵营内。中共革命的胜利并非是完全贯彻斯大林意志的结果。因此，他害怕中共中央任何可能的亲英美倾向。上一章提到的科瓦廖夫于1949年12月24日的秘密报告中，点名批评了中共中央委员彭真、林枫、李富春、李立三和薄一波“过去亲美反苏”，现在却获得了以刘少奇为代表的高层支持，乃至周恩来在对待与美国、南斯拉夫的关系问题方面都缺乏坚定的斗争立场；而中国的知识分子，尤其是“那些在外国学校特别是在美国留学的专家，还是崇拜美国，崇拜它的技术，对我们苏联专家的技术则表怀疑”。[18]以措辞判断，“告洋状”的人明显就是东北局的高岗。在斯大林看来，如果连刘、周这两个自己熟悉的“共产国际派”都反苏的话，那么这个自称是其学生的“人造黄油”毛泽东，岂不更加危险。这份报告在联共政治局内部进行了传阅。[19]随后斯大林不惜出卖高岗，有意将全文当面交给毛泽东，[20]一则为示好，二也为敲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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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当初接待罗斯福时一样，斯大林毫无例外地在毛泽东下榻的别墅里安装了窃听器。[21]从毛泽东的种种反应来看，他其时应该并未觉察。[22]据汪东兴回忆，毛泽东这几天确实和他谈过斯大林的种种不是，比如去年要中共“以长江为界与国民党进行谈判”，“提出中国东北地区仍由苏联与中国共管；苏联租用旅顺、大连港，还有中长铁路”，这其实“还是对中国共产党的能力有怀疑”，“我们民族的前途就将被断送”，甚至表示愿意跟美国做生意之类的话。[23]将这些话联系起来，难免会再度引起克里姆林宫的猜疑。斯大林召来了莫洛托夫：“去他［毛泽东］那儿，看看，是个什么样的人（что за тип）”。莫洛托夫忙不迭地跑去，毛泽东表示想在克里姆林宫方便的时候再度求见。莫回来报告说：“应该接见。他是个聪明人，农民领袖，中国的普加乔夫。当然，远算不上马克思主义者，他向我承认，没有读过马克思的《资本论》”。[24]斯大林肯定了这一判断。[25]在他看来，毛泽东具有民族主义倾向，这与苏联所代表的共产主义事业是相悖离的；因此，只有让出东北，并且与这个“普加乔夫”签订一个新的国际条约，才能把中国和自己捆绑在一起，不致有任何差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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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瓦廖夫带去的草稿是带有试探性质的。斯大林为了辟谣，代毛泽东起草了一个答塔斯社记者问，来征求其意见。草稿以问答形式，包括三点内容，即中国目前的形势、毛泽东在苏逗留的时间以及考虑的问题。其中最后一点，斯大林表示，毛泽东考虑的应“首先是现有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问题，苏联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贷款问题，贵我两国贸易和贸易协定问题，以及其他问题”。[26]（强调为引者所加）斯大林签了字。这在文字上看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但斯大林本人重提条约问题本身即预示他的态度可能有松动。毛泽东看出了这一点，立即表态说：“谈话的形式和内容非常好，我无任何意见和补充”。在接下来的晚餐上，他又当着科瓦廖夫的面说了一大堆歌功颂德的话，例如“斯大林对德国共产党提出的12条要求，以及他对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写的后记，对中共中央的活动是纲领性的、基本的指导性指示”；“没有联共（布）就没有中国共产党，也没有中国革命的胜利。列宁—斯大林的学说万岁”。[27]乌拉（Ура）！[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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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然，1月2日晚8时，斯大林授意莫洛托夫和米高扬再次见毛泽东，询问对中苏条约的意见。毛泽东详述了三种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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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签订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这样做有极大利益。中苏关系在新的条约上固定下来，中国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及民族资产阶级都将感觉兴奋，可以孤立民族资产阶级右翼；在国际上我们可以有更大的政治资本去对付帝国主义国家，去审查过去中国和各帝国主义国家所订的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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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由两国通讯社发一简单公报，仅说到两国当局对于旧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其他问题交换了意见，取得了在重要问题上的一致意见，而不涉及详细内容，实际上把这个问题拖几年再说。这样做，中国外长周恩来当然不要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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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签订一个声明，内容说到两国关系的要点，但不是条约。这样做，周恩来也可以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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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事先斯大林交了底，莫洛托夫当即表态：“（甲）项办法好，周可以来”。毛泽东有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追问一句：“是否以新条约代替旧条约？”“是的”。为了保险起见，毛泽东马上敲定日程：“我的电报一月三日到北京，恩来准备五天，一月九日从北京动身，坐火车十一天，一月十九日到莫斯科，一月二十日至月底约十天时间谈判及签订各项条约，二月初我和周一道回国”，并将此决定立即发往北京。[29]他对新中苏盟约的预期也并不高，仅是“在旅大问题上可能有部分的变更，但具体内容尚待谈判。为防御日本及其同盟者的可能的侵略这一目标及承认外蒙独立则仍为新约的基本精神”。[30]那么为什么斯大林会主动做出让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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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克里姆林宫这时候已经完全决定要与北京谈判新约，那倒也未必。因为几天后，斯大林的新宠、取代莫洛托夫就任外交部长的维辛斯基（）应约去向毛泽东通报苏联政府的有关决定，他竟然不知道有签约这档子事。要知道几乎与此同时，他手下的外交部已经开始动笔名为“苏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的草稿了。[31]当毛自顾自地说他“越来越深信”两国之间必须缔结新的条约时，面前的这位苏联法学家耐着性子听他发完感慨，然后回敬道：“在我看来，新条约似乎是个复杂的问题，因为签订新约或审查现有条约并进行任何修改，都会被美国或英国作为审查和修改条约其他部分的借口，就可能损害苏联和中国的利益。这是不适宜的，也是不允许的”。[32]此时莫洛托夫基本上靠边站了，而维辛斯基则主宰着外交部和情报局两大核心部门。斯大林告诉了莫洛托夫而忽略了维辛斯基，唯一的解释只能是斯大林尚未下定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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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什么让斯大林彻底坚定下来的呢？就在维辛斯基会见毛泽东的前一天，华盛顿（美国东部时间1月5日上午10时40分）刚刚召开完记者招待会，发表了新的对华政策声明，而且是直接以北京为目标的。杜鲁门大声念道：“美国对福摩萨，乃至其他任何中国领土，并无贪念。美国目前无欲在福摩萨取得特殊权利或优先地位，也不愿建立军事基地，更无利用军队干涉现状的任何打算。美国政府不会继续一条将导致卷入中国内争的道路”。杜鲁门总统公开承认台湾系中国领土。接下来的话，是对蒋中正说的：“同样，美国政府不会向福摩萨的中国军队提供军事援助或者建议。”[33]数小时后，英国滞留北京的总领事向王炳南递交了外相贝文致周恩来的照会，表示承认共产党政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