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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然，1月2日晚8时，斯大林授意莫洛托夫和米高扬再次见毛泽东，询问对中苏条约的意见。毛泽东详述了三种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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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签订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这样做有极大利益。中苏关系在新的条约上固定下来，中国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及民族资产阶级都将感觉兴奋，可以孤立民族资产阶级右翼；在国际上我们可以有更大的政治资本去对付帝国主义国家，去审查过去中国和各帝国主义国家所订的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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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由两国通讯社发一简单公报，仅说到两国当局对于旧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其他问题交换了意见，取得了在重要问题上的一致意见，而不涉及详细内容，实际上把这个问题拖几年再说。这样做，中国外长周恩来当然不要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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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签订一个声明，内容说到两国关系的要点，但不是条约。这样做，周恩来也可以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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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事先斯大林交了底，莫洛托夫当即表态：“（甲）项办法好，周可以来”。毛泽东有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追问一句：“是否以新条约代替旧条约？”“是的”。为了保险起见，毛泽东马上敲定日程：“我的电报一月三日到北京，恩来准备五天，一月九日从北京动身，坐火车十一天，一月十九日到莫斯科，一月二十日至月底约十天时间谈判及签订各项条约，二月初我和周一道回国”，并将此决定立即发往北京。[29]他对新中苏盟约的预期也并不高，仅是“在旅大问题上可能有部分的变更，但具体内容尚待谈判。为防御日本及其同盟者的可能的侵略这一目标及承认外蒙独立则仍为新约的基本精神”。[30]那么为什么斯大林会主动做出让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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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克里姆林宫这时候已经完全决定要与北京谈判新约，那倒也未必。因为几天后，斯大林的新宠、取代莫洛托夫就任外交部长的维辛斯基（）应约去向毛泽东通报苏联政府的有关决定，他竟然不知道有签约这档子事。要知道几乎与此同时，他手下的外交部已经开始动笔名为“苏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的草稿了。[31]当毛自顾自地说他“越来越深信”两国之间必须缔结新的条约时，面前的这位苏联法学家耐着性子听他发完感慨，然后回敬道：“在我看来，新条约似乎是个复杂的问题，因为签订新约或审查现有条约并进行任何修改，都会被美国或英国作为审查和修改条约其他部分的借口，就可能损害苏联和中国的利益。这是不适宜的，也是不允许的”。[32]此时莫洛托夫基本上靠边站了，而维辛斯基则主宰着外交部和情报局两大核心部门。斯大林告诉了莫洛托夫而忽略了维辛斯基，唯一的解释只能是斯大林尚未下定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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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什么让斯大林彻底坚定下来的呢？就在维辛斯基会见毛泽东的前一天，华盛顿（美国东部时间1月5日上午10时40分）刚刚召开完记者招待会，发表了新的对华政策声明，而且是直接以北京为目标的。杜鲁门大声念道：“美国对福摩萨，乃至其他任何中国领土，并无贪念。美国目前无欲在福摩萨取得特殊权利或优先地位，也不愿建立军事基地，更无利用军队干涉现状的任何打算。美国政府不会继续一条将导致卷入中国内争的道路”。杜鲁门总统公开承认台湾系中国领土。接下来的话，是对蒋中正说的：“同样，美国政府不会向福摩萨的中国军队提供军事援助或者建议。”[33]数小时后，英国滞留北京的总领事向王炳南递交了外相贝文致周恩来的照会，表示承认共产党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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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进一步拉拢中共，斯大林命令维辛斯基告诉毛泽东，立即发表声明驱逐国民党驻联合国的代表蒋廷黻，苏联人不惜从这个在其看来并没有多大用处的雅尔塔产物中撤走。毛泽东自然求之不得，先是指示周恩来于两日内发出致联合国及安理会的声明，后来又马上亲自代周拟了电文。[34]周恩来于次日发出。声明的直接结果就是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拒绝参加安理会会议。斯大林没有料到此举竟然代为开启了日后美国参与朝鲜战争的大门。[35]他旨在断绝北京与美国合作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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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陆续收到美国示好的信号，这对斯大林构成了威胁。据归国的留美学生报告，与国务院关系密切的北加州世界事务协会（The World Affairs Council of Northern California）已提议承认新政权，而国务院已向各使领馆印发了《为什么要承认共产中国》的小册子，并为中国留学生代付学费、月供生活费，鼓励毕业生返回中国大陆，甚至补助全部旅费，相反明确宣布去台湾则不予。[36]随后，美联社巴黎分社社长向毛泽东本人试探，国务院还指示驻沪领馆经由史良的留美丈夫陆殿栋带话，希望派艾奇逊密友、国务院顾问杰塞普（Philip C.Jessup）前来香港乃至北京协商。这些消息有的是毛泽东故意透露给莫斯科的，有的已经被苏联空前强悍的情报间谍网直接报告了克里姆林宫。[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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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发生的事更坚定了斯大林的决心。1月12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华盛顿的全国新闻俱乐部发表了一个令后世历史学家争论不休的演说。这篇演说稿显然经过了精心设计，目标听众当然包括远在莫斯科的毛泽东和斯大林。国务卿首先攻击了美国在二战期间的两个盟友，一个是“民心丧尽”的蒋中正政府，另一个是“俄国帝国主义”，它们在过去或者未来都与毛泽东有着深刻的矛盾。艾奇逊建议记者们试着去理解毛泽东胜利的“某种现实主义根源”，这似乎是为美国政府改变对华政策造势；他提醒毛泽东，苏联对中国的北部怀有野心（外蒙古已然割占，其次将是东北、内蒙古和新疆），向中苏之间的要害部位打下一个楔子。“这一天，东西方间那种要么是剥削要么是家长制的旧关系一去不复返了……因此我们可以看见，亚洲崭新的一天，这一天初露曙光，可能会迎来一个灿烂的正午，也可能会黯淡下去而阴雨蒙蒙”，艾奇逊满怀期待地说：“然而这取决于亚洲各个国家和亚洲人民自己，外部的朋友抑或敌人不能替他们做出决定”。作为冷战的工程师之一，他小心翼翼地勾勒出美国在远东的势力范围：“这条防御线经由阿留申至日本再至琉球……从琉球至菲律宾群岛”。这就谨慎地避开了不宜纳入的台湾和韩国。但是，艾奇逊话锋一转，如果这条线以外的其他地方受到攻击的话，“起先必须依赖当地人民奋起反击，随后依靠的便是联合国宪章下整个文明世界的承诺”。[38]这是美国政府拟定的亚洲政策纲领，实质上也是它第一次否定了五年前在雅尔塔由罗斯福与斯大林达成的密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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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当时可能并没有获知这一消息，因为他正打算去列宁格勒（圣彼得堡）参观，一面十万火急地命令国内于三五天内制定出突破上海空中封锁和攻占台湾的作战计划，以便来苏恳谈。[39]当然，为了防止斯大林在他离开的几天变卦，毛泽东13日第二次会见维辛斯基的时候，主动谈及中共对美政策问题。毛泽东表示，他将采取两项敌对措施来阻止美国承认，包括：“第一，强行征用北京外国军营（外国人通过不平等条约取得在京驻兵的权利），以满足自己的需要。第二，没收上海所谓经济援合机构的粮食和财产”，并说明了理由：“众所周知，美国人就是通过这一机构援助蒋介石的。实行这两项措施才能让中国征用美国驻京等地领馆，包括军营，将美国领事代表赶出领馆，没收上海经援合机构储存的大量粮食”，从而“激发中国人民的政治热情，将进一步孤立亲美的中国资产阶级右翼”。[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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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经过三天的思考，等毛泽东17日一回莫斯科，立即派莫洛托夫和维辛斯基找他协商共同反美一事。莫洛托夫首先定下调子，明确艾奇逊的讲话“是对苏联明目张胆的污蔑和欺骗舆论”，并将塔斯社翻译后的二手全文交给毛泽东，再次提到东北问题，引用被中共驱逐之美国领事华德的话来证明自己，指出“苏联根据条约规定，行使共管中长铁路的权利”。接着，莫洛托夫要求中国人民政府发表声明，予以反驳。毛泽东表示同意，但提议说：“这样的声明由新华社发表岂不更好？”莫洛托夫肯定地回答：“既然事情涉及美国外长就如此重要问题的讲话，那么，声明就不应由通讯社发表，而应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来发表”。毛泽东随即表示明天将亲自起草外交部声明，经苏方审定后，指明由外交部副部长（部长周恩来正在访苏途中）公开发表。随后，毛泽东有意无意地询问起他真正关心的问题：艾奇逊的讲话是否为美国预备占领台湾的烟幕弹？莫洛托夫并未实接，继续指导声明的具体措辞。毛泽东满口答应，又貌似顺带提及美国最近表现出与北京会谈的强烈愿望，紧跟着再次表态：“对于美国人的这种试探，我们将不予理睬”，并举北京没收美军营房一例，再次向斯大林承诺中共“将努力延缓美国承认中国的时间”。[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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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从列宁格勒回来后“兴致很好”，心情渐入佳境。这其实是他生平第一次真正在异国观光，目睹了青年时代曾神往过的十月革命发源地和那终年不化的冰雪，回想此次苏联之行的心愿已经基本达成，失眠又不治而愈，还有什么比这些更值得高兴的呢？他开始与随行人员玩起了历史知识问答，念《水浒传》的章节给侍卫听。[42]艾奇逊的演说对他的好心情并没有一丁点的破坏，甚至可以说，毛泽东反而要感谢这位西洋老爷，他清楚地知道美国人对斯大林的影响力，他现在唯一要做的就是进一步取得这位东方彼得大帝的信任。不是说要亲自起草声明吗？好，18日起床后，毛泽东主要就两件事。一个是看新华社胡乔木拟好的批评日共领导人野坂参三“和平夺权”的社论，这当然出于响应苏联共产党情报局的号召，是斯大林所乐见的；毛泽东说“写得很好”，立即吩咐译成俄文，送给斯大林。另一个就是替胡乔木拟就一篇批驳美国国务卿艾奇逊挑拨中苏关系的声明，于清晨5点命令用密码发给刘少奇，大笔一挥，以“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署长胡乔木”名义发表。[43]不是先前答应了莫洛托夫，由外交部副部长发表吗？为什么呢？是他不愿屈就于周恩来管辖下的外交部，还是觉得外交部的官样文章不能尽兴，抑或是还不想将手中的这张美国牌用老呢？我们不得而知。[44]反正“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亦是官方机构，莫洛托夫也不是斯大林本人。为了让斯大林放心，毛泽东还在19日特地利用苏联方面提供的高频电话与已到苏联乌拉尔的周恩来通话长达一个多小时，“把自己的活动、愿望以及将要签订的条约内容都讲了”，也是再次给斯大林提个醒。[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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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美国已经率先否定了雅尔塔协议，中美又尚未走到一起，斯大林现在有充分而必要的理由立即与毛泽东订立一个新的盟约，这样既可以保持对中国的战略控制，又能在世界舆论面前站住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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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0日，周恩来一行17人抵达莫斯科。22日，中苏两党领导人开始正式会谈。斯大林主动提出：“我们认为，这些协定必须修改，尽管之前曾经考虑予以保留。包括条约在内的现有协议需要修改，因为条约的基础是对日作战，既然战争已经结束，日本已被打败，形势发生了变化，因此，现在这个条约也就过时了”。这是斯大林第一次明白表示要签订新约。他让步的决心是彻底的。因为除了新条约，莫斯科甚至打算把中长路、旅顺口和大连港限期都交还给北京。毛泽东反问：“但是改变该协定关系到雅尔塔协议呀？”斯大林大方地回答：“对的，是要关系到，那就让它见鬼去吧！既然我们已经选择了修约立场，那就索性一改到底。的确，这会给我们带来一些不便，［但］我们将不得不与美国人作斗争”。整个会谈加上翻译持续了两个小时，就这样奠定了中苏新盟的基础。[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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貌似一切都很顺利的时候，突然发生了一个小插曲。署名胡乔木的谈话稿和维辛斯基的声明于21日先后见报。斯大林考虑了两天后，派人把毛泽东和周恩来都召来克里姆林宫，另外只吩咐当事人莫洛托夫随侍，并布置了批毛任务。莫洛托夫因重获信任而加倍表现。他按照指示，一上来就以机关枪一样的语速质问毛泽东为什么没有按照上次谈定的形式发表官方声明。毛泽东回答说：“发表了，是用胡乔木的名义发表的”。斯大林问：“胡乔木是什么人？”“是新闻署长，也是以这个身份发表声明的。”斯大林摇摇头：“按照国际上的习惯，任何新闻记者都可以对任何问题发表自己的观点、谈话或评论，但他们的一切言论并不代表官方的立场和观点。所以，以个人身份发表声明，怎么说都可以，但那是一文不值的”。随后，莫洛托夫对毛泽东进行了大段的批评教育，告诫他“信守诺言是我们之间合作的重要一条”。斯大林也趁势加入：“这么一来，我们的步调就乱了，各行其是，减弱了我们的力量”。换言之，小弟必须保持唯大哥是从。斯大林似乎也觉得太过强硬，略微缓和了一下：“我认为，我们都应该信守诺言，紧密配合，步调一致，这样才会更有力量。来日方长，今后我们相互配合、相互合作的机会和场合是很多的，把这次作为前车之鉴……”据翻译师哲回忆，毛泽东保持沉默，“始终一言不发”；如果说先前的脾气是假装的话，这一次他是真的被“激怒了”。[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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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难说斯大林会意识到这一点，但他很快就能亲身领教到毛泽东“红皮白萝卜”的脾气了。为了缓和关系，斯大林邀请毛周与自己同车，并且让出主座，屈尊和翻译坐加座，前往别墅共进晚餐。毛泽东当着斯大林的面，和师哲以汉语对话，硬生生地收回这位他几天前还三呼“乌拉”的世界革命导师前往自己住处作客的邀请，“气氛沉重得又［像］灌上了铅，大家就这样沉默地坐了30分钟”。这种沉闷一直延续到餐后的舞会。斯大林亲自打开了留声机，欢快的音乐响起，周恩来和师哲被拉进了舞池，然而曾经独步延安舞坛的毛泽东任凭别人怎么劝，终究不为所动，冷冷地在一旁观看，仍旧一言不发。[48]在他看来，周恩来那如履薄冰的言笑歌舞，一定格外刺眼。斯大林肯定知道，自己把这位中共领导人得罪了，尽管他一向看不起毛泽东，但也开始思考后备方案。他是不是已经在为出卖高岗而后悔呢？或者他还未签字就已经后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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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棋局中的国共关系 [:1706769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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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还是韩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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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新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尤其是同时签订的各项协定，苏联失去了在雅尔塔所攫取的对中国东北的特权，但保留了对蒙古的控制。新盟约增加了攻守一致的条款，即“一旦缔约国任何一方受到日本或与日本同盟的国家之侵袭因而处于战争状态时，缔约国另一方即尽其全力给予军事及其他援助”。[49]这似乎是对1949年《北大西洋公约》的回应。而新的中长铁路、旅大协定则规定了苏联至迟三年内全部归还中国；至于旅顺港，苏联仍保有战时使用权。[50]双方同时签有秘密的“补充协定”和“议定书”，还规定了苏联在东北与新疆享有除中国以外排他的工商社团参与组织以及战时有偿使用中长铁路由满洲里至绥芬河往返运兵和经海路由大连至旅顺免税免检运送物资的权利。[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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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约的逻辑结果就是苏联或中共有被对方拉入世界大战的风险。就斯大林来说，当时远东地区可能与美国发生军事冲突的问题有两个：台湾岛和朝鲜半岛。对于台湾，北京早已志在必得。1月12日，就在艾奇逊声明美国太平洋防御线的数小时之前，毛泽东急迫请科瓦廖夫向斯大林报告：“将在三五天内制定出打破上海周边封锁和占领台湾岛的行动计划”。[52]然而由于中共海空军实力太弱，台湾能否在近年夺取全看莫斯科的作为和华盛顿的不作为。攻打台湾，不外乎存在两种可能：（1）美国并不干预，中共完胜，中国统一而坐大；（2）美国武装干涉，苏联势必也要参战。第二种可能是斯大林所不愿见到的。在斯大林看来，中国“是一个有着偌大军队并时刻准备着的国家”，可以说已经构成威胁，他不允许中国人与美国或者任何其他国家合作。[53]他甚至怀疑中共与美国之间曾达成某种秘密协议以致国民党败走台湾。即便毛泽东是真心反美，斯大林通过这次会面已经清楚地看出此人绝非俯首帖耳之辈，现在助他攻台，对自己是有害而无利，现在就必须采取某种途径可以冠冕堂皇地限制中共。这个途径就是朝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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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虽曾明确否决过朝鲜武力统一的请求，但凡事都有转机。1月2日，毛泽东再次将中共部队中另1.4万余朝鲜族人（各级军官约3992人）配齐装备送给朝鲜，并报斯大林。[54]在中、苏、朝三方函电中，中共迫不及待地表示攻占台湾后“战争即将结束”，反而深深地刺激了平壤。[55]事实表明，毛泽东每给金日成送一次兵，都会激发后者实行武力统一的欲望。1月17日，金日成向苏联外交代表表示：“李承晚一直没有发动进攻，这就意味着祖国南部人民的解放和国家的统一正被拖延下来”。以其革命者天生的政治嗅觉，他敏锐地悟道莫斯科无法表达的深意。金甚至明确将北京抬出来，不无用意地说：“如果现在不让他面见斯大林，那么，他等毛泽东从莫斯科返回后，就设法去见毛泽东……毛泽东曾答应他在中国战争结束后给予援助……还有其它问题要与毛泽东商量，例如，是否建立东亚情报局的问题”。好家伙！这一次他更大胆表示：“如果发动一次总攻，［朝鲜］人民军几天之内就能进入汉城［首尔］”。当然，他也像毛泽东一样，说了许多爱戴斯大林的话。正如苏联驻朝大使什特科夫（Терентий Ф. Штыков）报告的那样，“这些话不是信口说的，而是预先想好的”。[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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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中苏双方对条约、协定草案达成基本一致的同时，1月30日，斯大林给平壤发了一封改变历史的电报：“我理解金日成同志的不满，但他应该理解，他拟对南韩采取如此重大的措施，需要经过充分准备。此举必须组织得不冒太大风险。如果他想与我商谈此事，那么我随时准备接见并谈话。请把此事转告金日成，并告在这件事上我准备帮助他”。[57]莫斯科甚至特地嘱咐应对北京保密。[58]这才是真正的转变。自此，斯大林完全满足金日成扩军和战争两大要求，强化了对朝鲜的直接控制，在所有细节的讨论上有意撇开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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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1日，北京在毛泽东的主导下批准了新的盟约。[59]与此同时，金日成再次密见斯大林，斯大林则批准了金的武力统一计划。[60]当金再提远东情报局问题时，斯大林一改之前的说法，仅表示“对此问题还要考虑”。[61]金瞬间洞悉。就在这次会谈之前，朝鲜首任驻华大使李周渊在3月底按照金日成原先的训令见到毛泽东。毛泽东那里还在谈着与金见面的时间和方式，朝鲜大使机警地撒谎说“金日成现在正在治病”，根本没有往下接，将金的行程掩盖了起来。随后平壤立即报告了莫斯科。[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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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月，莫斯科将输朝武器摆在了优先的位置，迟滞了北京进攻台湾的计划。一方面，斯大林对金日成是有求必应。2月9日，他迅速答应了朝鲜一天前刚刚提出的预支1951年贷款以增加3个步兵师的请求。[63]3月18日，斯大林亲自致电金日成，“完全满足”他复购置321门迫击炮、144门反坦克炮、72门高射炮、68门自行火炮、36门榴弹炮和36门加农炮等武器的愿望。[64]而另一方面，北京却迟迟收不到斯大林曾许诺过的重型武器和海空军顾问。2月11日和15日，毛泽东向斯大林两次提交军事订单，包括586架飞机、36艘鱼雷艇、4艘扫雷艇、16艘战列舰、309门各种海军炮和217名顾问等。至3月22日，周恩来不得不催促斯大林的副手布尔加宁（Николай А.Булганин）“只有大部分器材都在本［年］度到达中国，才能使台湾战役的准备来得及”，还希望能在5月1日前交付其中60架歼击机和24架轰炸机。4月13日，他再三电询莫斯科，说明中共进攻台湾的计划已经推迟，大约6月打舟山、8月夺金门、明年再攻台湾，复强调军事订货必须“在我们所要求的时间内取得之”，84架飞机至迟五月中交付。5月6日，在这些飞机仍毫无踪影的情况下，周恩来只好要求驻苏大使王稼祥直接催问。5月13日，他四电布尔加宁：前述84架飞机以及海军舰炮弹药和军事顾问如果“在本年五月底以前”再不送到，将“不可能开始战役行动”。[65]紧迫的压力使得周也患上了失眠症，每天必须依靠安眠药才能在清晨之后入睡五六小时。[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