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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美国已经率先否定了雅尔塔协议，中美又尚未走到一起，斯大林现在有充分而必要的理由立即与毛泽东订立一个新的盟约，这样既可以保持对中国的战略控制，又能在世界舆论面前站住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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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0日，周恩来一行17人抵达莫斯科。22日，中苏两党领导人开始正式会谈。斯大林主动提出：“我们认为，这些协定必须修改，尽管之前曾经考虑予以保留。包括条约在内的现有协议需要修改，因为条约的基础是对日作战，既然战争已经结束，日本已被打败，形势发生了变化，因此，现在这个条约也就过时了”。这是斯大林第一次明白表示要签订新约。他让步的决心是彻底的。因为除了新条约，莫斯科甚至打算把中长路、旅顺口和大连港限期都交还给北京。毛泽东反问：“但是改变该协定关系到雅尔塔协议呀？”斯大林大方地回答：“对的，是要关系到，那就让它见鬼去吧！既然我们已经选择了修约立场，那就索性一改到底。的确，这会给我们带来一些不便，［但］我们将不得不与美国人作斗争”。整个会谈加上翻译持续了两个小时，就这样奠定了中苏新盟的基础。[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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貌似一切都很顺利的时候，突然发生了一个小插曲。署名胡乔木的谈话稿和维辛斯基的声明于21日先后见报。斯大林考虑了两天后，派人把毛泽东和周恩来都召来克里姆林宫，另外只吩咐当事人莫洛托夫随侍，并布置了批毛任务。莫洛托夫因重获信任而加倍表现。他按照指示，一上来就以机关枪一样的语速质问毛泽东为什么没有按照上次谈定的形式发表官方声明。毛泽东回答说：“发表了，是用胡乔木的名义发表的”。斯大林问：“胡乔木是什么人？”“是新闻署长，也是以这个身份发表声明的。”斯大林摇摇头：“按照国际上的习惯，任何新闻记者都可以对任何问题发表自己的观点、谈话或评论，但他们的一切言论并不代表官方的立场和观点。所以，以个人身份发表声明，怎么说都可以，但那是一文不值的”。随后，莫洛托夫对毛泽东进行了大段的批评教育，告诫他“信守诺言是我们之间合作的重要一条”。斯大林也趁势加入：“这么一来，我们的步调就乱了，各行其是，减弱了我们的力量”。换言之，小弟必须保持唯大哥是从。斯大林似乎也觉得太过强硬，略微缓和了一下：“我认为，我们都应该信守诺言，紧密配合，步调一致，这样才会更有力量。来日方长，今后我们相互配合、相互合作的机会和场合是很多的，把这次作为前车之鉴……”据翻译师哲回忆，毛泽东保持沉默，“始终一言不发”；如果说先前的脾气是假装的话，这一次他是真的被“激怒了”。[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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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难说斯大林会意识到这一点，但他很快就能亲身领教到毛泽东“红皮白萝卜”的脾气了。为了缓和关系，斯大林邀请毛周与自己同车，并且让出主座，屈尊和翻译坐加座，前往别墅共进晚餐。毛泽东当着斯大林的面，和师哲以汉语对话，硬生生地收回这位他几天前还三呼“乌拉”的世界革命导师前往自己住处作客的邀请，“气氛沉重得又［像］灌上了铅，大家就这样沉默地坐了30分钟”。这种沉闷一直延续到餐后的舞会。斯大林亲自打开了留声机，欢快的音乐响起，周恩来和师哲被拉进了舞池，然而曾经独步延安舞坛的毛泽东任凭别人怎么劝，终究不为所动，冷冷地在一旁观看，仍旧一言不发。[48]在他看来，周恩来那如履薄冰的言笑歌舞，一定格外刺眼。斯大林肯定知道，自己把这位中共领导人得罪了，尽管他一向看不起毛泽东，但也开始思考后备方案。他是不是已经在为出卖高岗而后悔呢？或者他还未签字就已经后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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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棋局中的国共关系 [:1706769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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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还是韩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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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新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尤其是同时签订的各项协定，苏联失去了在雅尔塔所攫取的对中国东北的特权，但保留了对蒙古的控制。新盟约增加了攻守一致的条款，即“一旦缔约国任何一方受到日本或与日本同盟的国家之侵袭因而处于战争状态时，缔约国另一方即尽其全力给予军事及其他援助”。[49]这似乎是对1949年《北大西洋公约》的回应。而新的中长铁路、旅大协定则规定了苏联至迟三年内全部归还中国；至于旅顺港，苏联仍保有战时使用权。[50]双方同时签有秘密的“补充协定”和“议定书”，还规定了苏联在东北与新疆享有除中国以外排他的工商社团参与组织以及战时有偿使用中长铁路由满洲里至绥芬河往返运兵和经海路由大连至旅顺免税免检运送物资的权利。[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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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约的逻辑结果就是苏联或中共有被对方拉入世界大战的风险。就斯大林来说，当时远东地区可能与美国发生军事冲突的问题有两个：台湾岛和朝鲜半岛。对于台湾，北京早已志在必得。1月12日，就在艾奇逊声明美国太平洋防御线的数小时之前，毛泽东急迫请科瓦廖夫向斯大林报告：“将在三五天内制定出打破上海周边封锁和占领台湾岛的行动计划”。[52]然而由于中共海空军实力太弱，台湾能否在近年夺取全看莫斯科的作为和华盛顿的不作为。攻打台湾，不外乎存在两种可能：（1）美国并不干预，中共完胜，中国统一而坐大；（2）美国武装干涉，苏联势必也要参战。第二种可能是斯大林所不愿见到的。在斯大林看来，中国“是一个有着偌大军队并时刻准备着的国家”，可以说已经构成威胁，他不允许中国人与美国或者任何其他国家合作。[53]他甚至怀疑中共与美国之间曾达成某种秘密协议以致国民党败走台湾。即便毛泽东是真心反美，斯大林通过这次会面已经清楚地看出此人绝非俯首帖耳之辈，现在助他攻台，对自己是有害而无利，现在就必须采取某种途径可以冠冕堂皇地限制中共。这个途径就是朝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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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虽曾明确否决过朝鲜武力统一的请求，但凡事都有转机。1月2日，毛泽东再次将中共部队中另1.4万余朝鲜族人（各级军官约3992人）配齐装备送给朝鲜，并报斯大林。[54]在中、苏、朝三方函电中，中共迫不及待地表示攻占台湾后“战争即将结束”，反而深深地刺激了平壤。[55]事实表明，毛泽东每给金日成送一次兵，都会激发后者实行武力统一的欲望。1月17日，金日成向苏联外交代表表示：“李承晚一直没有发动进攻，这就意味着祖国南部人民的解放和国家的统一正被拖延下来”。以其革命者天生的政治嗅觉，他敏锐地悟道莫斯科无法表达的深意。金甚至明确将北京抬出来，不无用意地说：“如果现在不让他面见斯大林，那么，他等毛泽东从莫斯科返回后，就设法去见毛泽东……毛泽东曾答应他在中国战争结束后给予援助……还有其它问题要与毛泽东商量，例如，是否建立东亚情报局的问题”。好家伙！这一次他更大胆表示：“如果发动一次总攻，［朝鲜］人民军几天之内就能进入汉城［首尔］”。当然，他也像毛泽东一样，说了许多爱戴斯大林的话。正如苏联驻朝大使什特科夫（Терентий Ф. Штыков）报告的那样，“这些话不是信口说的，而是预先想好的”。[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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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中苏双方对条约、协定草案达成基本一致的同时，1月30日，斯大林给平壤发了一封改变历史的电报：“我理解金日成同志的不满，但他应该理解，他拟对南韩采取如此重大的措施，需要经过充分准备。此举必须组织得不冒太大风险。如果他想与我商谈此事，那么我随时准备接见并谈话。请把此事转告金日成，并告在这件事上我准备帮助他”。[57]莫斯科甚至特地嘱咐应对北京保密。[58]这才是真正的转变。自此，斯大林完全满足金日成扩军和战争两大要求，强化了对朝鲜的直接控制，在所有细节的讨论上有意撇开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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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1日，北京在毛泽东的主导下批准了新的盟约。[59]与此同时，金日成再次密见斯大林，斯大林则批准了金的武力统一计划。[60]当金再提远东情报局问题时，斯大林一改之前的说法，仅表示“对此问题还要考虑”。[61]金瞬间洞悉。就在这次会谈之前，朝鲜首任驻华大使李周渊在3月底按照金日成原先的训令见到毛泽东。毛泽东那里还在谈着与金见面的时间和方式，朝鲜大使机警地撒谎说“金日成现在正在治病”，根本没有往下接，将金的行程掩盖了起来。随后平壤立即报告了莫斯科。[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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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月，莫斯科将输朝武器摆在了优先的位置，迟滞了北京进攻台湾的计划。一方面，斯大林对金日成是有求必应。2月9日，他迅速答应了朝鲜一天前刚刚提出的预支1951年贷款以增加3个步兵师的请求。[63]3月18日，斯大林亲自致电金日成，“完全满足”他复购置321门迫击炮、144门反坦克炮、72门高射炮、68门自行火炮、36门榴弹炮和36门加农炮等武器的愿望。[64]而另一方面，北京却迟迟收不到斯大林曾许诺过的重型武器和海空军顾问。2月11日和15日，毛泽东向斯大林两次提交军事订单，包括586架飞机、36艘鱼雷艇、4艘扫雷艇、16艘战列舰、309门各种海军炮和217名顾问等。至3月22日，周恩来不得不催促斯大林的副手布尔加宁（Николай А.Булганин）“只有大部分器材都在本［年］度到达中国，才能使台湾战役的准备来得及”，还希望能在5月1日前交付其中60架歼击机和24架轰炸机。4月13日，他再三电询莫斯科，说明中共进攻台湾的计划已经推迟，大约6月打舟山、8月夺金门、明年再攻台湾，复强调军事订货必须“在我们所要求的时间内取得之”，84架飞机至迟五月中交付。5月6日，在这些飞机仍毫无踪影的情况下，周恩来只好要求驻苏大使王稼祥直接催问。5月13日，他四电布尔加宁：前述84架飞机以及海军舰炮弹药和军事顾问如果“在本年五月底以前”再不送到，将“不可能开始战役行动”。[65]紧迫的压力使得周也患上了失眠症，每天必须依靠安眠药才能在清晨之后入睡五六小时。[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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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3日，斯大林一面敷衍毛泽东说有关空军、海军器材的订单都已收到了，我们会尽快落实；一面含糊地通报朝鲜同志来了，有这么一回事，至于谈了什么，以后再告诉你。[67]但是，即便莫斯科每日与北京要联络8次，斯大林也没有再向中国人主动谈起朝鲜问题。直到10天后，就在周恩来苦苦催问苏联武器的5月13日，金日成亲自来访北京。这次金的态度完全不同了，“他不再向毛泽东请求援助，因为在莫斯科他的一切请求都已经得到了满足”。[68]他首先搬出了斯大林的指示：“现在的形势与过去不同了，北朝鲜可以开始行动”。毛泽东大感意外，立即中止会谈，周恩来深夜（23时30分）赶到苏联驻华使馆，请莫斯科解释。[69]斯大林于次日不得不确认：“在与朝鲜同志交谈中，菲利波夫［斯大林］和他的朋友们表示，鉴于变化了的国际形势，同意朝鲜人将要实现统一的提议”，但是，他假意道“该问题的最终决定必须由中国和朝鲜同志共同做出。如果中国同志不同意，就必须重新讨论后再做决定”。[70]虽然对于莫斯科和平壤背地里的谋划，毛泽东有所不满，但他还没有意识到台湾和韩国已经在斯大林的日程表上异位。他并不清楚克里姆林宫为何突然支持朝鲜，但既然斯大林点头了，他毛泽东也只能表示同意。毛泽东还不忘教育金日成，要速战速决，不要贪念大城市，要集中兵力歼灭敌人有生力量；同时也表态：“如果美国人干涉，中国将派兵去帮助朝鲜，而且现在就可以向中朝边境派去军队”。金日成底气十足地表示，朝鲜不需要中共援助，可以自己解决。[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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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斯大林不助毛泽东攻打台湾而允许金日成实行武力统一呢？难道这样就不会爆发世界大战吗？斯大林当时的估计是，美国不大可能再次出兵韩国。首先，各种迹象表明华盛顿已放弃韩国：不但在年初的时候，把韩国划在国防圈之外，而且于1950年5月全部撤走美军。这对斯大林不无引诱。加之台湾破获了一个苏联间谍点，之后不断供应斯大林假情报以阻止中共攻台。[72]其次，韩国的战略意义确实不及台湾。美国对于防守台湾尚犹豫不决，何况韩国？最后，也是最为重要的，朝鲜军力在苏联的切实援助下突飞猛进，已经远远地将韩国抛在了后面。金日成向斯大林保证，自己很快就能击败李承晚。斯大林竟也相信，朝鲜能够在美国进行有效反应之前就攻占韩国。[73]一旦战事爆发，斯大林就有充足的理由要求中共推迟攻台部署，令其受挫；等到朝鲜半岛统一后，格局就又发生了变化，那时既可牵制中共，又可威慑美国，即便北京还要攻台，美国或许干涉，那么威胁也会较眼前更小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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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斯科并没有像斯大林日后所表示的那样，阴谋要将中共和美国都陷入朝鲜战争泥沼，以坐收渔利。因为美国的干涉，是斯大林最不愿看到的。可以肯定，如果他有此预料，就根本不会同意金日成动武。同样，他甚至也不愿让中共染指朝鲜半岛，这就是在2-7月间莫斯科与平壤的密谋几乎都背着北京的原因，直到美国参战导致战争规模发生转变为止。斯大林最初合理的动机应该是阻止中共通过台湾战役而将苏联拖入与美国的第三次世界大战。周恩来曾有意试探苏联大使罗申：英国驻京代办吹风说，苏联旨在阻止中国收复台湾、完成统一并成为一个强国。[74]斯大林当时未加辩驳。而两年后，他亲口告诉周恩来：“中国的同志们必须知道，如果美国不输掉这场战争，那么台湾，中国就永远也得不到（если Америка не проиграет эту войну，то Тайваня китайцы никогда не получат）”。[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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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对台政策确实迷雾重重。这里面蕴含着国务院和国防部之间深刻的权力之争。五角大楼（还有国会山）倾向于改变国务院主导下放弃台湾的政策，加大对台军事投入。而职业外交官们则一直视蒋中正个人为援华的障碍，主张蒋下台甚至不惜放弃台湾，以离间中苏关系，只可惜这一冲突迟到了六年。1月5日，总统杜鲁门听取国务卿艾奇逊的意见，发表了美国对华“不干涉”的政策声明，对国民党落井下石。当日，艾奇逊回绝了国会“援华集团”代表共和党参议员诺兰（William F.Knowland）的援台要求，仅表示美国将“继续供应岛上实施农业复兴计划所需的化肥”。[76]滞美一年有余的宋美龄甚至派宋霭龄的女婿陈继恩赴台劝蒋去瑞士“休养”。[77]3月7日，艾奇逊又阻止了国防部长约翰逊向台湾运送25辆M-4坦克和25架F-80歼击机，理由是“这些装备可能经投降或者俘虏后落入中国共产党的手中，并因此被用来……进攻香港”。[78]5月下旬，国务院为共产党占领台湾已经做好了各种准备：疏散美国公民、向菲律宾询问蒋中正避难问题以及安排共和党顾问杜勒斯（John F. Dulles）说服蒋接受国际托管。[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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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斯科和平壤双方进一步密谋发动攻势的时间。5月29日，金日成报告说苏联的武器和弹药已经运达并将于6月1日全部下发到士兵手里，估计6月底可以具备战斗能力，7月开始就将进入两个月的雨季，因此计划在6月8-10日集结，询问苏方应在何时发起攻击。什特科夫没有立即回答这一问题，在与苏联军官磋商之后，向莫斯科建议同意6月底的期限。[80]斯大林次日即复：批准。[81]尽管苏联驻朝大使兼军事总顾问什特科夫将军不断发回韩国将要进攻朝鲜的情报，但同时也承认这些情报的来源是朝鲜方面而并没有得到证实。实际上，什特科夫个人虽积极支持金日成的军事行动，但有时连他都表示怀疑消息的真实性。[82]他还不止一次被斯大林批评，甚至警告“你是苏联的代表，而非朝鲜的”。[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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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7日，国民党丢掉了海南岛；5月16日，撤离舟山。美国驻台北总领事馆像1949年离开大陆前一样开始疏散美国公民。美国军方可能很关注台湾，尽管他们清楚地知道中共占领台湾之后对美国西太平洋防务可能造成的威胁，然而并没有立即援助台湾的意向。参谋长联席会议于1949年12月23日、1950年5月4日做出的决议乃至6月14日麦克阿瑟的强烈建议——著名的“不沉的航空母舰”——也都只是停留在要向该岛派遣调查组（fact-finding group）的程度。[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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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计划攻台的日期在逼近，中共的准备工作却远未完成。6月23日，粟裕再次就攻台总指挥一事向毛泽东请辞：“职实感能力有限，不堪负此重责……”由于不知道苏朝密约，他委婉地建议毛泽东推迟进攻日期，“我们对攻台作战如无绝对把握，不仅不应轻易发起攻击，而且宁愿再拖延一些时间”。据他估计，攻台50万人至少需要125万吨运量的船只，即使是第一波攻击也要38万吨；伞兵部队需有2.5万人；无坐力火炮500门，可安置在船上，以弥补海军。[85]这些全都没有准备好。正当他为此事焦虑的时候，朝鲜战争爆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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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4日，按照苏联总参谋部的指令，朝鲜军队以夏季演习为名，秘密完成集结。苏联顾问参与了每个朝鲜师作战计划的制定和地形地貌的侦查，并向师长们发出“д”和“ч”的命令。随即各部队于24时进入出发位置，一切准备就绪。[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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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5日是周日。汉江两岸已是绿油油的稻田，远山绵延。时间凌晨4时，整个朝鲜半岛还笼罩在黑暗之中。朝鲜军队13万人突然从三八线各处发起猛攻。[87]在涟川和春川主次攻击方向上，保持了与韩国2∶1的军力比。[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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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1 1950年6月朝韩双方军队人员、重型装备数量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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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爆发后5个小时，消息传到华盛顿。美国东部时间24日晚8时。原本这是一个静谧的周末。总统杜鲁门正在家乡密苏里州独立城享受着晚餐，国务卿艾奇逊在马里兰州哈伍德农庄正要开始睡前阅读，而国防部长约翰逊和参谋长会议主席布莱德雷尚在日本东京。美国驻韩大使发回了紧急电报，远东事务助理国务卿腊斯克、联合国事务助理国务卿希克森（John D.Hickerson）以及无任所大使杰塞普立即赶到位于林肯纪念堂旁的国务院。希克森继而通知了陆军部长佩斯（Frank Pace）和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奥斯汀（Warren Austin）。艾奇逊接着给杜鲁门打电话，并劝他不要在事态不明的情况下连夜飞回来。总统被说服了，问他最倚重的国务卿有什么可以帮忙的地方，艾奇逊请总统命令佩斯与国务院密切合作。[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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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25日上午，国务院草拟的安理会议案得到了总统的首肯。下午2时，联合国安理会在纽约紧急召集，以9票对零票通过了要求朝鲜立即停火、回撤的决议。[90]苏联代表马立克仍旧缺席。下午7时半，杜鲁门、艾奇逊、韦伯、腊斯克、希克森、杰塞普、约翰逊、马修斯（Francis P.Matthews海军部长）、佩斯、芬勒特（Thomas K.Finletter空军部长）、布莱德雷、范登堡（Hoyt S.Vandenberg空军参谋长）、谢尔曼（Forrest P.Sherman海军参谋长）、柯林斯（Joseph Lawton Collins陆军参谋长）共14位从四面八方出现在白宫附近布莱尔宾馆。尽管军方在数量上占优势，但约翰逊却出奇地保持低调，基本由艾奇逊主导了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