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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开始调整部署，不得不把备战的热情从台湾转向朝鲜半岛。8月5日，毛泽东命令高岗，务使边防军“各部于月内完成一切准备工作，待命出动作战”。[124]两周后又将期限顺延了至9月底。[125]8月11日，毛泽东电告华东“台湾决定一九五一年不打，待一九五二年看情况再作决定”。[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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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麦克阿瑟和华盛顿之间的分歧也愈演愈烈。首先，在朝鲜战场，麦克阿瑟正如中共预想的那样，大胆地提出在汉城以西的仁川港实施两栖登陆，以切断朝鲜军的补给，缓解釜山方面的压力，并构成钳形攻势，聚歼金日成的军队。然而，仁川水道狭长，礁石密布，潮汐期短，有海堤和月尾岛拱卫，从哪方面看都不是登陆的理想地点。麦克阿瑟对他的上司们毫不信任，并未将自己的计划和盘托出。同样，华盛顿也不信任他。杜鲁门向东京派去了有影响力的哈里曼，由空军副参谋长诺斯塔德（Lauris Norstad）和李奇微陪同。8月8日，麦克阿瑟用了两个半小时的时间，详细解释了他那富于冒险精神的仁川登陆计划，轻易征服了总统的三位代表。8月10-28日，尽管参谋长们对风险巨大的仁川登陆尚有保留，但不得不在总统的压力下做出让步，批准了麦帅的两栖作战计划。为实施该计划，美国从波多黎各、巴拿马、夏威夷和冲绳急调部队参战，并正式开始在国内颁布战争动员令，半个多月即征兵约25.6万人。[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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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就台湾政策问题，麦克阿瑟同样对华盛顿实施了一次奇袭，打得白宫措手不及。麦帅虽然嘴上对总统代表哈里曼满口应承：“作为一名军人，服从总统下达的一切命令”。然而，出于军事和政治上的目的，他进一步强调独立的一面。8月25日，麦克阿瑟突然向老兵年度大会发了一封长信，详细论述台湾重要的战略地位，批评杜鲁门政策的保守：“那些鼓吹太平洋绥靖主义和失败主义的人说，如果我们去保卫福摩萨，我们就会失去亚洲大陆，没有比这乏味的说法更加荒谬的了”。[128]杜鲁门震怒了，但他还打算忍下去。所不同的是，他加强了对军方的控制，撤掉了在命令麦克阿瑟收回言论一事上推诿的国防部长约翰逊，而再度请回了他最为信赖的马歇尔将军，并擢升布莱德雷为五星上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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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待总统如此，那么麦克阿瑟对待北京方面更不在话下，美机开始频频现身朝中边境。8月20日，安东铁桥附近高炮一团首次向美军侦察机开火，但未能将其击落。8月27日上午10时5分，美F-51战斗轰炸机三架对鸭绿江上游临江附近朝鲜侧大栗子车站俯冲扫射两次，共计4分钟，伤司机、居民各1人，毁机车1辆；下午2时40分，F-51飞机两架复俯冲投弹、扫射鸭绿江下游安东市朝鲜侧浪头机场，共计2分钟，死居民3人，伤工人19人，毁卡车两辆。11月9日，美军开始轰炸朝鲜一侧的鸭绿江大桥。[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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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5日，代号为“铬矿”（Chromite）的仁川登陆正式实施。美军迅速扳回局面，朝鲜军队大势已去。金日成虽然“焦躁不安”，但他在苏联的强势下竟不敢直接向中共求援。金确信，请中国人帮忙会让苏联人觉得“侮辱”。[130]他不得不向斯大林求救：“当敌人越过三八线的时刻，我们非常需要苏联方面直接的军事援助。如果由于某种原因不能做到，那么请在中国或其他人民民主国家建立国际志愿军，给我们的斗争以军事援助”。[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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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麦克阿瑟司令部的情报，中共当时驻东北的部队已有48.9万人，驻华北17.6万人，其中11.5万人为正规军；从8月下旬开始正规军人数不断增加，至8月31日，增为24.6万人，截至9月21日，正规军已达到45万人。美军简单地忽略了这一变化。[132]9月27日，华盛顿正式收到北京通过印度经英国转来的警告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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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美军向北推进的时候，除了国务院的苏联问题专家凯南、波伦发出微弱的反对声以外，[133]整个美利坚为越过三八线的呼声所笼罩。华盛顿的官僚被胜利冲昏了头脑，再次做出错误判断。9月29日，国防部长马歇尔亦鼓励他的老对头麦克阿瑟：“我们希望你北越三八线而在战略战术上均不觉拘束”。[134]如果说出兵朝鲜半岛的决策是基于这一战为苏联全面扩张先导这一命题，那么令人惊奇的是，越过三八线则出于完全相反的另一命题，那就是战争仅是限于半岛以内的局部战争。艾奇逊信誓旦旦地说：“除非苏联发动一场全球战争，否则中国的干涉是不可能的”。[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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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社会在二战后同样存在战争后遗症的问题。由退伍军人管理局局长出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布莱德雷上将回忆说：“随着军人退役工作的开展，退伍军人选民数量比二战前扩大4倍，达到近2000万男女；43%的成年男性是退伍军人”。[136]随着战后复员热潮的退却，经过5年的平淡之后，“圣战”的激情又复被一个远东的朝鲜点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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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势急遽恶化，让斯大林顾不得先前对中共的诸多顾虑，不得不请北京马上参战。9月30日，他同意金日成向中共求援请求，但坚持强调“不要说是莫斯科的主意”。[137]10月1日，斯大林在亲自给毛泽东电报的一开头，就试图营造一种距离平壤非常遥远的假象，而将中共推向前台。“我正在离莫斯科很远的地方休假，与朝鲜的事件多少有些隔绝……”他撇干净了自己的责任后，转向毛泽东，“我考虑，根据眼下的形势，你们如果认为能用部队给朝鲜人以帮助，那么至少应派五六个师迅速推进至三八线，以便朝鲜同志能在你们部队的掩护下，在三八线以北组织后备力量。中国师可以志愿者身份出现”。[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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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立即同意。10月2日凌晨，他即电令高岗：“［东北］边防军提前结束准备工作，随时待命出动”。[139]而当天下午，中南海颐年堂里展开了激烈的讨论。在中共中央内部，毛泽东再次成为少数派，其他所有领导人都主张“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最好不打这一仗”。连他最看重的林彪也表示反对，“林粟均病”。[140]周恩来可能表面支持，但话里话外却站在多数派一边。[141]不得以，毛泽东答复苏联说：“经过慎重考虑”，中共不出兵，朝鲜同志上山打游击，但同时也强调“对此问题尚未作出最后决定”，将派代表（即周恩来）前去商讨。[142]当天，韩国第一军沿着东海岸越过三八线，向元山港推进。3日，周恩来再度约见印度驻华大使，表示如果联合国军而非韩国军队越过三八线，中国将派部队越境参战，保卫北朝鲜。鉴于中共参战的最佳时机早已随着仁川登陆而丧失，华盛顿坚信这不过是虚张声势的外交伎俩罢了。4日雨过天晴，毛泽东特地派飞机把大将彭德怀从西北秘密接回，未经通气，就急迫地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说“美军已开始越过三八线了”，但仍旧无人应和，还是没能说服与会大多数。5日上午，毛泽东又派邓小平接彭德怀来中南海，表明了自己决心已定，并命彭挂帅。在当日下午举行的政治局扩大会上，彭积极支持毛的主张，一举扭转了局面。事后证明，“老总”是在并不了解各方军事实力的情况下，以“政治正确”来决定自己立场的；他的参战逻辑是美国占据朝鲜和台湾，迟早要开打，迟打不如早打，并放言：“打烂了，等于解放战争晚胜利几年”。[143]言本无心，却道出了中国内战与朝鲜战争之间的顺承关系。当晚，毛、周、彭、高和代总参谋长聂荣臻这几个少数派已经一起“共同研究出兵方案”。[144]毛泽东授意周恩来赴苏的谈判方案，可能就是周20年后所说的“两种意见，要他选择。我们［中共］出兵就要他［斯大林］的空军支持我们”。[145]据说，毛泽东就是在这时把儿子岸英推荐给彭德怀做俄语翻译。[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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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几小时后，莫斯科也召开了政治局会议，所有人都表示即使放弃朝鲜，也要避免与美国开战。[147]而另一方面，怀着对毛泽东的猜忌，斯大林对他在关键时刻再次不听使唤更加不满意，施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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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美国，如朝鲜事件所示，目前没有准备好打全面战争［к большой войн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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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日本，军事潜力尚未恢复，也没有能力援助美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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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美国将被迫向中国，背后有它的盟友苏联支持，放弃朝鲜问题，并且还得同意有利于朝鲜的朝鲜问题协议，以致敌人没有机会借朝鲜为跳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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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同理，美国将不仅必须抛弃台湾［Тайване］，而且势必放弃与日本反动派单独媾和的企图以及他们重新武装日本、变日本为其远东跳板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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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还觉不够，于是在电文初稿上又加了一段话，正式亮出了自己的王牌：“如果不经过严厉的斗争，不展示出令人信服的力量，中国不仅得不到所有这些让步，甚至连台湾也得不到（но но получит даже Тайване），美国目前倚之为跳板，并非是为了不可能取胜的蒋介石，而是为了他们自己或者将来又一个军国主义的日本”。（强调为引者所加）值得注意的是，电文不再称呼台湾为“福摩萨”。提及年初被迫签订的苏中新约，斯大林不无痛苦地说：既然签了互助条约，你还怕什么？大不了大家打一仗。他甚至放出了与彭德怀类似的豪言：“如果战争不可避免，那就让它现在就来吧”。[148]其实，与此同时，苏联已经开始召回在朝的俄籍人员。[149]鉴于日益恶化的朝鲜形势，斯大林的政策发生巨大转变，他想全身而退，不得不寄希望于十几万中国人冲上去或许可以抵挡一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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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7日，形势进一步恶化，就在韩国第二军从中部突破的第二天，美国第八集团军第一骑兵师也沿着西海岸越过了三八线。当日，参谋长联席会议就中共可能参战一事为总统拟定给麦克阿瑟的训令，随后发往东京：“一旦中国共产党在未经声明的情况下于朝鲜任何地点公开或隐蔽地投入主力部队，只要你判断我军获胜概率较大，就应继续采取军事行动。在任何情况下，你对中国领土上的目标实施军事行动前，先要获得华盛顿的授权”。[150]就在此时，毛泽东复电斯大林，再次同意出兵。并要求苏联对中共的前线及后方大工业中心提供空军掩护。毛泽东预测，中共在朝鲜一经暴露，“美国人首先将实施空袭以摧毁中国的工业中心，破坏经济生活，破坏交通干线……”这是一场全开的世界大战，和斯大林所想的完全两样，克里姆林宫所宣传的“我们”其实就单指中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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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历史》记述道：美军于7日越过三八线，向朝鲜北方大举进犯，并迅速向朝中边境推进。在遭受严重挫折的情况下，朝鲜政府和金日成首相在10月1日和3日写信和发电报两次请求中国政府出兵支援。斯大林也于10月1日致电毛泽东，建议中国派遣部队援助朝鲜。由于苏联不愿因公开援助朝鲜而冒同美国发生直接冲突的危险，这就使得中共中央要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做出抉择。[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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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原以为苏联援助肯定不成问题，就没等回复，于次日以中国共产党中央军委主席名义，下令东北边防军改称中国人民志愿军，任命彭德怀为总司令兼政委，迅速进入朝鲜参战，并向金日成做了转达。[152]当麦克阿瑟向金日成发出最后通牒时，平壤回答：朝鲜人民“正得到苏联和中国人民的坚决支持”。而北京的反应是美国“侵略者必须对其扩大侵略的狂妄行径所造成的一切后果承担责任”。与此同时，周恩来带着向苏联要空军要武器的“两种意见”飞向莫斯科。他和毛泽东都没有留意到，麦克阿瑟的两架F-80歼击机扫射了苏联位于海参崴附近的一个军用机场。[153]莫斯科小心反应，仅递交抗议照会，避免了与美国的直接冲突。[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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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1日，正在索契以南阿德列尔疗养的斯大林接见了由莫斯科赶来的周恩来和林彪。据中方翻译师哲回忆，会谈是在餐桌上举行的。斯大林先是把朝鲜人批评了一通，接着询问周的意见。周秉承毛泽东的旨意，一开始就诉苦，摆了一大堆不利因素之后，试探性说道：“不出兵较好”。这可能就是他本人的真实想法，但在斯大林听来，无异于中国人又在讨价了。“大老板”以退为进：“在这种情况下，［朝鲜］与其进行无望的抵抗，最终会被敌人消灭，就不如早点主动撤退……”周恩来没有料到他竟会如是说，愣在那里。斯大林笑了笑，把对毛泽东说的理由又简要陈述了一遍，继续装悲情：“我们两家都得承担起这个重担。建议把我们商谈的这个情况，即撤退的意见，立刻电告金日成，不能拖延时间”。根据苏方翻译费德林的回忆，周恩来在此时提出了他受命要问的问题：如果中共出兵朝鲜，苏联能否保证空军掩护。[155]接着，两个翻译的回忆吻合了，也就是斯大林基本上答应了中共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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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早已声明过，我们的军队已全部撤出朝鲜了，现在我们再出兵到朝鲜去有困难，因为这等于我们同美国直接交战。所以设想，中国可以出动一定数量的兵力，我们供应武器装备；在作战时，我们可以出动一定数量的空军作掩护。自然，也只限于在后方和前沿活动，而不能深入敌后，以免被敌人击落、俘获，这在国际上会造成不良影响。[156]（强调为引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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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不过，斯大林随后附加了空军需要“至少两个月”时间准备。接着他又充满诱惑地谈到了自己曾经设想如何装备中国的陆军（步兵、炮兵、工兵、坦克部队、机械化部队等）、空军并设法帮助建立海军（这是要花很多钱和时间的）。这可能是斯大林1月底之前的真实想法。他进一步劝诱说，在战时组建部队要比平时更快更好。斯大林的表态和毛泽东7日的要求是吻合的，但新提的时间限定，是出国前没有预料的，周恩来当然不敢妄加评论，也没有收回先前不出兵的言论。他可能认为毛泽东所给“两种意见”的指示一开始就让谈判真的成其为谈判。既然斯大林已决定放弃朝鲜，那么周无论从本心抑或就权限方面都不便置喙，只有依此向毛泽东报告。[157]面对周恩来的反应，斯大林宁愿相信毛泽东7日电的出兵承诺，于是竟破例与别人而且是个外国人（周）联名致电北京，为的是要毛泽东斟酌做出决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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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上述理由及周恩来同志报告的假如中国参战而给国内带来的不利因素，我们一致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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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尽管国际形势有利，但中国军队因目前尚未做好准备，不应进入朝鲜境，以免陷于不利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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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如果部队已经越过边境，也只能在靠近中国边境一带的山区而不应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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