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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7日，刘少奇征得毛泽东首肯后正式派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罗贵波担任中共驻越南联络代表，罗当时并不知道一去就是8年。4月12日，胡志明采纳罗贵波的建议，致电北京要求援助3000吨粮食作为越共7个月的军粮，同时在云南和广西训练1.5万名战斗员。[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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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个月后的4月17日，毛泽东批示：从二野、三野、四野各抽调一个师的干部（包括师、团、营各级顾问），从三野选调顾问团本部工作人员，从四野选调一个军校的全套教员和顾问。[175]随后正式任命日后指挥奠边府作战的韦国清为中共赴越军事顾问团团长，并在云南省内设立越南军校，第一期就招收了印支共选送的4000名学员。[176]该越南陆军军官学校后迁广西，数年内受训者达上万人。[177]5月，越共刚刚组建完毕的主力第三○八师（原大团）1万多人北上云南砚山，接收中共赠予的全套武器装备等，随即在二野云南军区副司令员庄田以下军、师、团、营、连、排干部的指导下，开始集中整训两个月。[178]越共另一支主力部队第一七四团和二○九团，则进入广西龙州，由广西军区负责整训。顾问团成员中原本有不愿意去的，刘少奇在北京接见他们时动员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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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解放了大陆，蒋介石能甘心吗？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能甘心吗？台湾还有几十万军队，又占着沿海一些岛屿，准备干什么，不是企图反攻大陆吗？……如果朝鲜、越南被帝国主义占领，在我们的东面南面形成了对我们的包围，我们能安全吗？这是首先要大家深思的。共产党人是国际主义者，国际主义就是不仅要解放自己的国家民族，还要解放世界上所有被压迫的国家和民族，包括帝国主义国家被压迫的人民，在全世界建立社会主义、共产主义……[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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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远征军发动了春季攻势，占领了越共中央所在地太原和红河三角洲产粮区，并沿着越北边境东西走向的第四号公路积极布防，企图隔断越中之间联络。就在朝鲜战争爆发一个月前，5月25日，越共攻占了四号公路上的法军据点东溪，但两天后，法军出动伞兵部队，一举夺回，并顺势加强了四号公路的守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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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初，东南亚的雨季亦已来临，开赴越南的云南军区司令员陈赓听闻朝鲜战争形势，自觉越南和朝鲜相互配合，“两翼钳击，亚洲胜利，一定属于亚洲人民”。[180]这位湘籍将领是胡志明亲点的，他的任务即是打开越战局面。[181]他还未至越南，已经修改了胡主张进攻越滇边界上老街的战役目标，经毛泽东批准后，确立了打越桂边界高平的主攻方向。19日，陈赓率领二野的军事顾问团人员170余人渡过清水河进入越南境内。[182]担任翻译的，正是傅作义的女婿周毅之。看到越共对城镇房屋的破坏，回想国共内战，陈赓感慨不已：“革命初期之幼稚行动，虽无法避免，但群众之严重损失与国家元气之消耗，则不堪设想”。[183]北京于是应越共要求，命令滇桂省委“克服一切困难将自己食用粮食分一部分运给越南”，至少送一千数百吨粮食及大量炸药、医药和电信器材，以准备越北的高平战役。[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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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共产党就是在中共的指导下不断壮大起来。8月9日，在新婚燕尔的韦国清的率领下，军事顾问团一行284人由南宁出发，于3日后抵达越军前线指挥部所在地——高平广渊。[185]9月13日，国民党残部3000余人从越北向广西进攻。8月22日，陈赓确定了先打四号公路中段法军守备薄弱的小镇东溪，在次日召开的越共团以上干部动员会上，遭到了三○八师第一○二团团长武安和第八十八团团长泰勇的直接反对，理由是高平的战略地位更为重要而攻打东溪只会削弱越军。陈赓于是耐心地传授了“中国革命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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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优势兵力，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是最为重要的，解放战争中我们打仗的着眼点主要在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就是决战阶段的辽沈、淮海、平津几大战役，也是如此，结果，每一个战役均消灭数万、数十万敌人，全国比较快地获得解放……如果一拳虽然打中，但没有打倒敌人，它还能与我们战斗，背后又有东溪、七溪、谅山之敌趁势猛扑而来，我们不就几面受敌了吗？可是先攻打东溪就不同了，高平、东溪、谅山之敌成了惊弓之鸟，我们以逸待劳，谁出动增援就打谁，将敌人歼灭在没有工事的野外，那是多好打的战斗啊！[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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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4日，陈赓的作战计划得到了毛泽东的同意。八九月间，越共高层也予以全盘接受。经过中共的援助，此时越军主力已经“装备优良，体力亦好”。胡志明也由太原来到广渊，亲自请求陈赓“包下这一胜利，并还包下下一战役的胜利”。[187]从此，中共打歼灭战的军事原则逐渐深入越共人心。不仅如此，连胡志明与越共中央之间的来往电报都是由中共顾问团的电台收转的。[188]尽管由中共的陈赓充当战役指挥这一点，时常引起越共营以上高级军官的不满和猜疑，但在胡志明的坚持下，以及大量杀伤法军的结果，貌似平息了中越军事指挥权方面的矛盾。终于东溪攻陷，越军牺牲五百多人，两倍于法军，但胡志明依然很高兴，因为这一仗孤立了高平的法军。9月17日和10月5日，就在越共伤亡很大又复发生动摇的关键时刻，是陈赓亲自找到胡志明，要求他严令越军不惜一切代价继续进攻，“鼓励部队顽强战斗到胜利，才能树立起优良作风”。[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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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初，陈赓利用中共屡试不爽的围点打援战术，全歼了法军由七溪来援的勒巴（René Le Page）兵团和自高平南撤的沙登兵团约4000人，俘虏了勒巴和沙登上校。这样，四号公路成为第二个马奇诺，法军以此为依托的越北防御工事全线崩溃。10月10日，毛泽东获悉越共大胜的消息，“极慰”；指示陈赓“再集中和装备［越共］二万人左右，其中应有包括山炮、野炮、反坦克炮、重迫击炮、榴弹炮等各种炮火的两个炮兵团。总之，在今后半年内外，越军须建设一个总数五万人左右的正规军，而有和法军地面部队一万人的两倍以上的火力”。[190]越共在原有三○四、三○八、三一二3个步兵师的基础上，又由中共装备组建了三一六、三二○、三二五3个步兵师和一个三一五工炮师（含三个炮兵团、一个工兵团）。[191]陈赓也将中共军队的经验和针对越共不足提出的建议，写成书面工作意见，交给胡志明，并接连4天向越共营以上干部传授。[192]9月底，罗贵波回京述职，刘少奇又让他带着中共的财经、银行和粮食专家再次赴越，逐渐从根本上改变了越共的粮食和财政困难的局面。[193]胡志明慢慢向南扩张势力，并根据中方顾问的建议，在控制区内同样实行了土地革命，为攻打奠边府做了准备。[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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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共由弱而强，与中共秘密的慷慨援助是分不可的。在当时中国广东、广西、云南各省都缺粮的情况下，中共中南局、华南分局还命令把湖南的大米用两个汽车团送到中越边界，再通过人力背至前线。[195]毛泽东指示，粮食和物资由广西省委负责统一接济运送，“随缺随补”；但再三叮嘱法军俘虏“万不可”送至广西。[196]后来，越共发动各次战役所需的武器和弹药，也由中共敞开供应；奠边府战役时，毛泽东就电告：“为了全歼［法国］守敌，取得战役的全部胜利，应很好组织发挥炮火，不要吝惜炮弹的消耗。我们将供给、运送足够的炮弹”。据顾问团负责物资交接的张广华不完全统计，中共赠予越共至少包括：枪械15.5万余支、各种炮3692门、子弹5785万发、手榴弹84万余枚、炮弹108万余发、汽车1231辆、军服140万余套、油料2.6万吨、粮食1.5万吨，此外还有大量医药、蚊帐、毛巾、瓷碗等日用品。[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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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中共实际指挥的边界战役让越共“欢喜若狂”，消灭了法国远征军9个小团5000余人，占领了高平、东溪、七溪、谅山等10座边境城镇，甚至超出了胡志明原先预期的效果。[198]此后，中共对越共敞开边界，援助更加畅通无阻。胡志明致信毛泽东：“今后我们越南同志们和人民将更加努力争取更大的最后的胜利，以成功来报答中共、苏共兄弟的深切期望与伟大的帮助”。[199]美国的所谓“多米诺效应”不幸言重了：中国成为亚洲红色大国后，开始不倦地向周边邻国输出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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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日，陈赓在越南旗开得胜之后，立即又奔赴朝鲜战场。此时，中共军队已与美骑兵第一师接触。11月25日至12月24日，中美爆发了长津湖战役，彭德怀用他所擅长的诱敌深入兵法，当然还有人海战术，以逸待劳。据彭回忆：“我兵力、火力预先适当配备，以排山倒海之势冲入敌阵，用手榴弹、刺刀与敌短兵混战，使敌优势火力不能发挥……此种打法，敌军未见过……舍此没有第二种好办法”。[200]美军焚烧了辎重，退到三八线以南。这是冷战期间最冷的一场战争。中共由于入朝仓促，士兵衣裳单薄，粮食补给不足，冻饿死者不计其数。[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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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3日，美国不得以竟将自己与法国“殖民主义”绑在了一起，和越南保大政权签订了军事援助协定，将援印支战费由520亿法郎增加到620亿法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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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军队于12月31日晚越过三八线，攻占了首尔。至此，伤亡接近总数一半，急需休整补充。[202]朝鲜战争从此进入了拉锯状态，双方在三八线上互有攻防，仍将持续31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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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反美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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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一直没有放弃在媒体中对美国的指责，并在第七舰队中立台湾海峡之后，在大陆掀起了铺天盖地的“抗美援朝”运动。从7月10日起，北京开始系统反美。首先借由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中国人民反对美国侵略台湾、朝鲜运动委员会”（以下简称反美会）的名义领导机构，7月14日发出自17日起在全国广大地区（筹备不及的地方可改为23日起）开展反对美国侵略运动周的通知，要求各地立即建立相应的反美分会，充分准备宣传人员和宣传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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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动员各方面的人力，通过报纸、杂志、广播、墙报、绘画、戏剧、电影、歌曲、展览、演讲等各种形式，来做有力的宣传，并广泛地张贴朝鲜人民军胜利战报及朝鲜战争形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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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各工厂、学校、机关、部队、农村可分别举行大会。各大城市可举行市民大会或有代表性的群众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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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动员学生青年进行街头宣传和农村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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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动员城市家庭妇女分区集会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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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城市工商界应参加宣传工作，在各商店门口可贴置适当的宣传品。[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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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50年7月，中共体系在大陆已有相当的发展，在东北、华北的组织结构日臻完善，在其他地方也逐渐建立起来。1950年10月华东局书记饶漱石报告，180余万工人（占华东工人总数59%）已被组织起来，“各地农民协会已普遍自上而下建立和自下而上充实起来……会员已达一千三百万以上”。中南局邓子恢报告，城市“多数企业都建立了工人代表会议和管理委员会制度”，农村在实行“退租退押运动”的同时组织农协，已有会员2500万人。彭德怀尚负责西北工作时说：“在广大新区，首先自上而下建立县以上各级人民政府”，接着召开各级人民代表会议以宣传贯彻政策，“特别是培养提拔了各地区及各民族的干部约四万余人，这样加强了人民政府结合广大群众……并有分别地有步骤地举行了反对恶霸、减租等一系列的社会改革”，进而发动群众、组织农会、取缔保甲，代之以区、乡政权。西南邓小平也表示“工人、学生、青年、妇女及其他群众已有初步地组织起来，这些群众组织在协助人民政府各种工作上，起到了积极的作用”。[204]由此，城市以工会为依托，农村则普遍建立农会，辅以各种带有官方性质的社会组织。大批青年被培养成为工、农会干部以及党、团员，成为组织和宣传的骨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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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报纸和广播在中国民众中的宣传能力是有限的。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时中国邮局发行的中文日报共有包括《人民日报》在内的77家，每期价格在250-1000元人民币不等，多数在500元左右（相当于1美分）。[205]即便如此，受经济和知识能力的影响，读报者在总人口中占的比重还是相当少的。连《人民日报》都宣称，“绝大部分群众都是文盲，只有干部才能看懂报纸”。[206]而广播的收听更是一种特权，绝大多数情况下是有组织的。截至1950年9月7日，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直接联系的各地机关、团体、学校等单位共471家，分布23个省、内蒙古自治区和北京、天津、上海、南京、沈阳、西安、汉口、重庆等市；其中有些单位还代表其他机关团体，例如张家口人民广播电台就代表了数十个机构。各单位指定专人作为“广播收音员”，收音员须按照当地人民广播电台发布的收音员条例规定进行登记、培训，从而取得收音员的资格和能力。东北在建设广播收音网方面发展较早，以松江省省台哈尔滨人民台接受的收音员为例，截至1950年7月初为200名。当时全国有地方电台在50个左右。听众队伍中，“绝大多数是中共党委机关干部，其次是政府和解放军部队机关干部，也有一部分学生和少数教授、教员等”。除了组织收听以外，还有少量的自由收听者，身份一般是城市知识阶层，其中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有过联系的有学生、教师、医生、文化馆员、家庭妇女及疗养院的病人等。[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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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候，大量各种会议、集会就被组织起来，以动员群众。会议按照党团、机关、单位、居民组织系统开展，按内容可分为职工代表会、读报会、时事讨论会、诉苦控诉会等。地方各级党组织、工会还配合地方通讯社、报社，组织“读报组”，同时“与消灭文盲运动相结合”，“在党委的领导下，开始广泛组织”，使报纸的宣传达于群众。[208]在农村以农会为依托广泛建立冬校、夜校，教育农民。集会主要指大规模的游行和控诉会，有时两者兼有，具有巨大的社会影响力。此类集会一般是由各阶层、各地区民众以机关或居民组织为单位，由党、工农会直接领导，由公安机关组织配合的全民参与的活动。抗美援朝运动期间全国各地举行了大大小小集会不计其数，人数由几万人到十几万人不等。游行队伍除了由骨干分子带领群众喊口号外，还伴有各种带有政治宣传性质的文娱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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