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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鬼子”形象解决了反美必要性的问题。针对有人认为“朝鲜离咱几千里，他打他的，管咱什么事”“为什么苏联还不出兵”；“朝鲜战争和中国有啥关系”；“美国目前还不愿得罪中国，如果中国不动，美国可能放松台湾并让我们进联合国”[221]等问题；中共感到宣传“唇亡齿寒”等道理已经不足以鼓动全体国民来支持朝鲜战争。于是，灌输仇恨意识成了动员民众的最重要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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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底《人民日报》指出：“通过会议诉苦和控诉美帝迫害的会议形式，能够激起广大人民对美帝的仇视”。[222]全国城乡普遍掀起了诉苦高潮，中共成功地将人民对于过去生活的苦痛和不满引导到对美国的仇恨上去。事后北京市总工会在总结运动经验时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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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苦是展开群众性自我教育的有效方法。时事学习到一定程度，职工对美帝国主义侵略本质有了初步认识，可用诉苦方式……树立起深刻的仇美思想……但需事先很好进行酝酿，充分准备。诉苦开始时，一般诉日本帝国主义，地主与国民党的多，诉别人的多，诉自己的少，逐渐的联系到自己和帝国主义。最后工人就提出：“黄狗黑狗都是狗，这些狗都是咬人的”。经过了诉苦，一般职工中崇美思想均得到肃清……诉苦会结束时，领导上总结苦的来源，指出工人阶级的力量及在抗美援朝中应起的作用，这样才能化悲愤为力量。[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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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公用事业委员会总结说：“控诉日本帝国主义罪行时，必须：一、明显地联系到美帝的可恶，并结合美帝在朝鲜的残暴罪行及在朝鲜战场上遭到中朝战士的迎头痛击后的卑怯、胆小，使群众彻底认识美帝的阴险、残暴和外强中干纸老虎的本质。”[224]另外，工会还采用大报告结合小组讨论、建立报告宣传员、读报讨论、办黑板报、收听广播、放映电影等形式（后两种限有条件的地方），加强工人受教育的深度和广度。在广西宾阳县培养典型进行诉苦宣传时，把控诉日、蒋、桂系和土匪的种种劣行与美帝相联系。[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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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宣传的重点和难点是：“启发农民回忆控诉日蒋统治时切身经历过的灾祸，与今天的好日子相对比，激发农民仇恨日蒋，引导到仇美”。[226]因为农民普遍对美国没什么印象，多认为“仇美不如仇日”。于是有的宣传队就把日本的“三光政策”引申为美帝国主义在朝鲜也实行“新三光政策”，使农民意识到“天下帝国主义都吃人”。当宣传美国武装日本时，说“美国是日本鬼子的后台老板，现在又在摆弄小日本想回来欺侮咱”，并结合生动的表演，例如农民听不懂什么叫“武装”，于是就“演出美国兵把战刀交给日本兵，老乡一看就明白了”。刚开始组织控诉的时候，一些农民有顾虑，认为“苦日子过去了，甭再提它”；“诉了又有什么劲，反被别人笑话”；“自己的命不好，没啥说的”。于是进行教育：“一个人的苦，苦在心里，大家恨就拧成一股劲”；“不见伤，不掉泪；不掉泪，不狠心”；“说给毛主席听，会给咱作主”。[227]农民的情绪就给调动起来了，并意识到要打倒这些反动派必须抗美援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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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播报纸等主流媒体还反复挖掘一些典型事件使“美国鬼子”与中国人民的“血海深仇”之间普遍建立了联系。例如《人民日报》1950年11月5日刊登了《咱们一定要给王恩弟报仇——北京铁路工人对美帝的憎恨》一文，首先展现一张惨不忍睹的照片：“一个身穿黄背心白小褂的青年工人，凄惨地卧在火车轨道旁边。他的头和身体已经分开了。”描绘之后加以定性：“这是美帝国主义惨杀咱们工人的永远忘不了的罪证。”接着用几个特写镜头，追述了1946年9月3日北京西站三个美国兵，为了表演枪法取乐，残忍地射杀二十来岁的调车夫王恩弟的过程：“美国兵站在西站门口的汽油桶上……以王恩弟的头作为枪靶子”，“脑浆迸溅到火车头上。王恩弟斜倒在车底下，又被车轮轧断了头”，“美国兵哈哈大笑”。文章又附了几则美国兵没有人性，侮辱妇女、毒打工人甚至孩童的“回忆”，强调铁路工人“想起当年被压迫的情景，每个人的心里都烧起愤怒的火焰”。然后笔锋一转，结合时势写道：“现在，杀死王恩弟的美国野兽正向我国边疆前进。”随即作者报道了铁路工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决心和积极热情地向旅客做宣传的事迹，点明了主题。[228]全文1000多字，出现“仇”字3次（其中两次为“报仇”），“恨”字两次，同类意象的“愤”“惨”字6次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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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人民日报》还经常报道一些充满鼓动性的控诉会情况。如12月12日报道：河北滦县简师举行座谈会上，女生邢瑞兰哭诉了她父亲被“美国所武装起来的蒋匪军”杀害的经过，并愤怒地说：“美帝帮助蒋介石进攻解放区，杀害了我父亲，现在我要报仇，我要参加志愿军……”马上激起了大家对美帝的仇视，“当场就有四十二名同学志愿入伍，掀起了全校反美的怒潮”。[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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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人民电台在一段时期内每日18时起播送“抗美援朝”广播会节目，至23时半结束，以“美国水兵打死臧大咬子”、[230]“报告沈崇事件真相”、“美国之音的要害”、“一块血手帕”等四个控诉，及金陵女大、金大反美爱国呼吁代表团关于美国教授侮辱中国人民的控诉作为广播会的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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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界还通过各种宣传形式把“美国的罪恶”告知民众。北京西河大鼓艺人蔡连贵在表演当中向观众追述道：1946年夏，艺人们由唐山到山海关去演唱，刚到山海关车站，一个美国兵拦住了唱唐山大鼓的17岁女艺人刘莜舫，“无耻地调戏”，然后“强力连拉带抱地竟往检查室里走去了”，刘回来时痛哭不已，“以后就病倒，不到两个半月她就死了。”蔡连贵最后总结说：“这是血的仇恨！”[231]又如上海高桥区宣传时，志新国校演出了话剧《国恨家仇》，内容主要是一个郊区居民年青孀妇林珍（其父为日本抓走致死，其夫为美帝汽车撞死）在工厂内拒绝了工头（反动爪牙）调戏而被厂方无理开除而失业，马路上又遭美国水兵强奸，在受到统治者压迫和蹂躏的气愤下，看看两个孩子和婆妈忍饥受饿就悬梁自缢，在快将气绝时，婆妈惊醒救了她，婆媳两个一边哭一边控诉亲身遭受的蒋美暴行。观众将其作为真实事件，颇受感动。工作总结中记道：“在这时，很多群众都愤恨得流下眼泪……哭红了眼睛，有的说：‘哭什么，我们应该替林珍报仇。’镇北村妇女顾彩娟看过说：‘美国同日本一样的是侵略中国的国家，是我们的仇人’。”二十八工农校学生王洪兴看了戏以后回到学校便发动全体同学捐献子弹。[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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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独有偶，就在中国大陆轰轰烈烈反美的同时，台湾政坛亦开始暗自反美。到台湾后的这段时间，蒋中正一直在反思国民党失败的原因。此时已是63岁的他，认定三年前结束训政也是党国灭亡的罪魁祸首。他把民主选举视为“奇耻大辱”。[233]他认为美国军事顾问着重战术和技术，而忽略精神的力量，使得国民党军官沾染了“他们个人自由主义和优厚享受的心理”，而日本是“同文同种的国家”，因此邀请前日军将领来台教授“誓死达成任务的精神”。[234]最终蒋得出的结论是要借用共产党的组织制度来强化国民党在台湾的统治，由党组织来决定一切：“国民党将通过社会实施政治领导；一切决定须经党的组织程序做出”。[235]诚如毛泽东以暴力的革命推翻了国民党暴力的反革命一样，蒋中正又欲以俄式改革去战胜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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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氏复又采取一系列手段，强化他父子对党及党对社会的统治。他感到自己的权威不断受到挑战。“立法院”竟然否决了蒋提出的一项提案，认为将所谓“完全紧急权力”赋予“行政院”违宪，这是前所未有的。蒋中正恼羞成怒，指责控制“立法院”的CC派“扯谎、耍诡计”，随即进行清党，解散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和监察委员会，增设中央改造和评议两委员会，清除了宋、孔、陈三家的势力，积极扶植自己的儿子日后继承大统。不惑之年的蒋经国被委以“国防部”总政治部主任一职，掌握党的秘密警察和军队的崇高权力。父子两人共同圈定了国民党中央常委的名单，确保了党机器对蒋经国的支持。随后，父亲本人又亲自修改党章，使得自己总裁的范围比以往更大。改造委员会成为蒋家的执行机构，而评议委员会则成了垂询部门和养老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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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恨美国，他恨马歇尔和艾奇逊。“马歇尔从不错过羞辱亚洲人的机会”，蒋在日记中写道，艾奇逊则“预备出卖美国的利益”。[236]但蒋又不得不寻求美国的支持。1949年，为了重获美援，他任命了一武一文两个留美人物来治理台湾。武的是孙立人，是麦克阿瑟看中的国民党将领，被蒋委以台湾“防卫司令”一职。3月，蒋中正“复行视事”，又任命孙为陆军总司令。文的是吴国桢，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博士，曾任上海市长三年，政绩受到美国报刊的好评，因此也被蒋任命为台湾省主席。虽说总裁表示可以“自由行事”，但是他们的美式改革开始与蒋氏父子的俄式改革格格不入，为日后的反目埋下了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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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孙立人“军队国家化”的理念与蒋经国的政工制度是南辕北辙。所谓“军队国家化”是将国家置于领袖和主义之上，而非相反。在孙看来，蒋的政工人员应该像美国的随军牧师一样，限于鼓舞士气和缓解士兵心理负担的辅助作用。[237]蒋中正执拗地认为正是在“美国军事观察组的煽动下，1947年我取消了中国军队的政工系统。结果，我们丢掉了中国大陆”。[238]蒋经国开始对孙立人身边的人发起行动，以“匪谍”罪名逮捕了他的英文秘书黄正和妇女大队中校组长黄玨姐妹花，并判处10年徒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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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吴国桢“民主法制化”的理念与蒋经国的特务制度又背道而驰。据吴生动地描绘道：“特务闯进一间办公室，手里拿着左轮手枪，对着办公桌后那受惊的人说：‘你姓王吗？’就这样没有任何罪名或诉讼程序就将他拖走，并残酷地拷打他，关押起来”。[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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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美国派在台湾进行了民主尝试，但国民党主要还是将统治大陆的一套搬来岛上，而且变本加厉。例如，征收特别防务税时方式粗暴；军队占用学校房屋，妨碍学生正常入学；秘密警察在根除中共地下党员时，滥捕无辜；歧视台湾人，优先录用大陆撤退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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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驻美大使顾维钧回忆，“国民党监视得非常严密的正是非国民党人士方面组织政党的任何企图，这是国民党人所最不愿意的事”。公共建筑物的墙上、火车站、飞机场、主干道都涂写着大字标语，大意为：“准备两年，反攻大陆；第三年投入实际反攻；第四年攻克大陆，肃清一切共产分子；第五年在全国举行祝捷盛典”。[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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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一直思索着替换蒋中正的问题。朝鲜战争爆发前，副国务卿腊斯克收到了一封声称来自孙立人的密函，打开一看，赫然提议发动反蒋政变，希望得到美国的支持或默许云云。[241]6月23日，腊斯克拜访了在纽约的胡适，试探他取代蒋的可能性。[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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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说，“世界上有两个狮子，一个红狮子，一个白狮子。白狮子的头搁在西欧，在亚洲则只伸进了一条腿和尾巴，就在它不太注意的时候，中国革命胜利了。这一胜利，就推动了东南亚民族解放运动，如朝鲜、越南、印尼、缅甸、马来亚、菲利滨［菲律宾］等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地起来了”。周恩来继而提出：“今天中国革命胜利了。但还不能享福，首先是要解放海南，解放台湾，还要进行土地改革，把帝国主义特权赶出中国。谈到建设，就要国际上打不起来，才能有和平建设……”因此，“目前中心是在解放台湾，彻底消灭蒋介石，援助东南亚弱小民族的革命运动”，“要担当起帮助解放全世界的重任”。[243]这里面的逻辑是革命制止战争，可是流血的革命又哪有不经历战争的呢？朝鲜战争的死亡名单记有33629名美国军人，中国阵亡数字则可能远为巨大。据辽宁省丹东抗美援朝纪念馆不完全统计，有姓名的阵亡者91772人。[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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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8日，刘少奇在给胡志明的信中，诚恳地支持后者的革命事业，表示：由滇桂分别修一条公路到越南，“按时送给”修筑公路所需要的各种器材；“运输所需要的大量汽车和汽油，我们也很缺少，但我们正从各方面想法加以解决……我们认为你们坚持反对帝国主义……是完全正确的。贯彻这种方针，你们一定能够取得最后的胜利”。[245]14年后，中共再次派出志愿部队参加越战，无偿军援高达200亿美元。[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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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中共领导人的老练相比，美国领导人则表现出对于亚洲事务的无所适从。杜鲁门两年后的继任者艾森豪威尔此时在日记中写道：“可怜的杜鲁门，一个好人，他身处暴风骤雨的湖心，不识水性。但众多行将灭顶的人们却不得不把他看作救星。但愿他的智慧能与他的善心相称。马歇尔，这一众人中最棒的公务员，显然要退出了”。[247]军人的粗犷务实与文官的细腻折中构成了现代国家外交矛盾中的一对，这在美国体现得更加突出。正如人们常说的，二战没有结束，“冷战”不过是二战的继续。这也是为什么马歇尔的名字贯穿本书始终的原因。尽管这个名字与欧洲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但他本人在无数次干涉中国内政之后，却又无数次地强调“不干涉中国内政”。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中国这个贫弱的大国却不幸在事实上成为二战和“冷战”这两幕戏中披红上阵的主角，牺牲的主要也是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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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参见《美共总书记函毛主席，祝贺新中国伟大胜利》，《人民日报》1950年1月3日，第1版。尤琴·但尼斯（Eugene Dennis）是化名，真名为Francis X.Waldron，亲莫斯科派，继白劳德之后任美共领导人，1948年被捕，判处五年徒刑，后上诉联邦最高法院而被驳回；此时正在服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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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俄外交部合编《中国与苏联关系文献汇编（1949年10月-1951年12月）》，世界知识出版社，2009，第81页；《汪东兴日记》，1949年12月29-31日，第169-1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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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Записка Микояна в Президиум ЦК КПСС，январе-феврале 1949 г. В кн.：Ледовский А.М. СССР и Сталин в судьбах Китая. С.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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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Ледовский СССР и Сталин в судьбах Китая. С.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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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Кулик Б. 《Китайская Народная Республика в период становления （1949-1952）》 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1994，№6. C.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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