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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恨美国，他恨马歇尔和艾奇逊。“马歇尔从不错过羞辱亚洲人的机会”，蒋在日记中写道，艾奇逊则“预备出卖美国的利益”。[236]但蒋又不得不寻求美国的支持。1949年，为了重获美援，他任命了一武一文两个留美人物来治理台湾。武的是孙立人，是麦克阿瑟看中的国民党将领，被蒋委以台湾“防卫司令”一职。3月，蒋中正“复行视事”，又任命孙为陆军总司令。文的是吴国桢，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博士，曾任上海市长三年，政绩受到美国报刊的好评，因此也被蒋任命为台湾省主席。虽说总裁表示可以“自由行事”，但是他们的美式改革开始与蒋氏父子的俄式改革格格不入，为日后的反目埋下了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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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孙立人“军队国家化”的理念与蒋经国的政工制度是南辕北辙。所谓“军队国家化”是将国家置于领袖和主义之上，而非相反。在孙看来，蒋的政工人员应该像美国的随军牧师一样，限于鼓舞士气和缓解士兵心理负担的辅助作用。[237]蒋中正执拗地认为正是在“美国军事观察组的煽动下，1947年我取消了中国军队的政工系统。结果，我们丢掉了中国大陆”。[238]蒋经国开始对孙立人身边的人发起行动，以“匪谍”罪名逮捕了他的英文秘书黄正和妇女大队中校组长黄玨姐妹花，并判处10年徒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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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吴国桢“民主法制化”的理念与蒋经国的特务制度又背道而驰。据吴生动地描绘道：“特务闯进一间办公室，手里拿着左轮手枪，对着办公桌后那受惊的人说：‘你姓王吗？’就这样没有任何罪名或诉讼程序就将他拖走，并残酷地拷打他，关押起来”。[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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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美国派在台湾进行了民主尝试，但国民党主要还是将统治大陆的一套搬来岛上，而且变本加厉。例如，征收特别防务税时方式粗暴；军队占用学校房屋，妨碍学生正常入学；秘密警察在根除中共地下党员时，滥捕无辜；歧视台湾人，优先录用大陆撤退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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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驻美大使顾维钧回忆，“国民党监视得非常严密的正是非国民党人士方面组织政党的任何企图，这是国民党人所最不愿意的事”。公共建筑物的墙上、火车站、飞机场、主干道都涂写着大字标语，大意为：“准备两年，反攻大陆；第三年投入实际反攻；第四年攻克大陆，肃清一切共产分子；第五年在全国举行祝捷盛典”。[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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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一直思索着替换蒋中正的问题。朝鲜战争爆发前，副国务卿腊斯克收到了一封声称来自孙立人的密函，打开一看，赫然提议发动反蒋政变，希望得到美国的支持或默许云云。[241]6月23日，腊斯克拜访了在纽约的胡适，试探他取代蒋的可能性。[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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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说，“世界上有两个狮子，一个红狮子，一个白狮子。白狮子的头搁在西欧，在亚洲则只伸进了一条腿和尾巴，就在它不太注意的时候，中国革命胜利了。这一胜利，就推动了东南亚民族解放运动，如朝鲜、越南、印尼、缅甸、马来亚、菲利滨［菲律宾］等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地起来了”。周恩来继而提出：“今天中国革命胜利了。但还不能享福，首先是要解放海南，解放台湾，还要进行土地改革，把帝国主义特权赶出中国。谈到建设，就要国际上打不起来，才能有和平建设……”因此，“目前中心是在解放台湾，彻底消灭蒋介石，援助东南亚弱小民族的革命运动”，“要担当起帮助解放全世界的重任”。[243]这里面的逻辑是革命制止战争，可是流血的革命又哪有不经历战争的呢？朝鲜战争的死亡名单记有33629名美国军人，中国阵亡数字则可能远为巨大。据辽宁省丹东抗美援朝纪念馆不完全统计，有姓名的阵亡者91772人。[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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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8日，刘少奇在给胡志明的信中，诚恳地支持后者的革命事业，表示：由滇桂分别修一条公路到越南，“按时送给”修筑公路所需要的各种器材；“运输所需要的大量汽车和汽油，我们也很缺少，但我们正从各方面想法加以解决……我们认为你们坚持反对帝国主义……是完全正确的。贯彻这种方针，你们一定能够取得最后的胜利”。[245]14年后，中共再次派出志愿部队参加越战，无偿军援高达200亿美元。[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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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中共领导人的老练相比，美国领导人则表现出对于亚洲事务的无所适从。杜鲁门两年后的继任者艾森豪威尔此时在日记中写道：“可怜的杜鲁门，一个好人，他身处暴风骤雨的湖心，不识水性。但众多行将灭顶的人们却不得不把他看作救星。但愿他的智慧能与他的善心相称。马歇尔，这一众人中最棒的公务员，显然要退出了”。[247]军人的粗犷务实与文官的细腻折中构成了现代国家外交矛盾中的一对，这在美国体现得更加突出。正如人们常说的，二战没有结束，“冷战”不过是二战的继续。这也是为什么马歇尔的名字贯穿本书始终的原因。尽管这个名字与欧洲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但他本人在无数次干涉中国内政之后，却又无数次地强调“不干涉中国内政”。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中国这个贫弱的大国却不幸在事实上成为二战和“冷战”这两幕戏中披红上阵的主角，牺牲的主要也是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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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参见《美共总书记函毛主席，祝贺新中国伟大胜利》，《人民日报》1950年1月3日，第1版。尤琴·但尼斯（Eugene Dennis）是化名，真名为Francis X.Waldron，亲莫斯科派，继白劳德之后任美共领导人，1948年被捕，判处五年徒刑，后上诉联邦最高法院而被驳回；此时正在服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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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俄外交部合编《中国与苏联关系文献汇编（1949年10月-1951年12月）》，世界知识出版社，2009，第81页；《汪东兴日记》，1949年12月29-31日，第169-1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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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Записка Микояна в Президиум ЦК КПСС，январе-феврале 1949 г. В кн.：Ледовский А.М. СССР и Сталин в судьбах Китая. С.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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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Ледовский СССР и Сталин в судьбах Китая. С.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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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Кулик Б. 《Китайская Народная Республика в период становления （1949-1952）》 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1994，№6. C.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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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Ковалёв《Диалог Сталина с Мао Цзэдуном》 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1992，№ 1-3. C. 88-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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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Федоренко Н. Т. встреча Мао Цзэдуя со Сталиным，16 декабря 1949 г. АПРФ. Ф. 45. ОП. 1. Д. 329. Л. 9-17.以下有关毛泽东与斯大林第一次会谈内容，出处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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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有学者认为斯大林把驻中华民国末任大使罗申复派北京，旨在向毛泽东暗示原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连续性。See Sergei N.Goncharov，John W.Lewis and Xue Litai，Uncertain Partners：Stalin，Mao，and the Korean War（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3），p.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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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Ковалёв 《Диалог Сталина с Мао Цзэдуном》 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1992，№1-3. C. 89-90. See also Kovalev’s unpublished memoirs，cited appendix doc.19，in Goncharov et.al.，Uncertain Partners：Stalin，Mao，and the Korean War，pp.238-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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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1卷，第84-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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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毛泽东与波兰党代表团的谈话记录》（1957年11月20日），中央档案馆藏；师哲、李海文：《在历史巨人身边》，第436-438页。沈志华等中国学者也认为毛泽东在莫斯科积极抗议。参见沈志华《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第136-1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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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Мемуары Никиты Сергевича Хрущева》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1992，№11-12. C.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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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Записка，Рошина Сталину，1 января 1950 г. АВПРФ. Ф. 0100. ОП. 43. П. 302. Д. 10. Л. 2. 苏联外交官、学者列多夫斯基关于毛泽东更为重视自己健康的论断，具有说服力。См.：Ледовский A. M. СССР и Сталин в судьбах Китая. С.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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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史白夫与周恩来谈话报告》（1949年12月31日），《中国与苏联关系文献汇编》，第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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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Записка Рошина Сталину，1 января 1950 г. АВПРФ. Ф. 0100. ОП. 43，П. 302，Д. 10. Л.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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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师哲、李海文：《在历史巨人身边》，第438-4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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