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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9] 《唐山专区抗美援朝运动初步检查》，《人民日报》1950年12月12日，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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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0] “大咬子”苏北话“大儿子”的意思，1946年9月22日上海黄包车夫臧大咬子因一西班牙水手乘车不付钱，同该水手的美国水兵朋友发生争执，被打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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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 《艺人们抗议美国侵略的声音》，《人民日报》1950年7月29日，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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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高桥区抗美援朝卫国保家宣传活动工作总结》（1950年12月29日），各郊区委宣传部关于抗美援朝庆祝平壤解放及反美侵略宣传工作的总结、简报、小结和情况报告，上海市档案馆藏A71-2-8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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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 蒋中正日记，1950年1月26日、2月2日、3日、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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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4] 秦孝仪主编《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第9卷，第148-1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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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5] Tien Hung-mao，The Great Transition：Political and Social Change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Stanford：Hoover Institution Press，1989），p.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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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6] 蒋中正日记，1950年1月15、16、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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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7] 谭雄飞、谭爱梅：《被遗忘的年代：寻找两个谭家与一个女间谍》，台北，卫城出版社，2014，第10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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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8] Barrett，Dixie Mission，p.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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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9] 吴国桢：《夜来临》，第2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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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0] 《顾维钧回忆录》第8分册，第57、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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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1] Thomas J.Schoenbaum，Waging Peace and War：Dean Rusk in the Truman，Kennedy，and Johnson Years，p.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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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 Leonard A.Kusnitz，Public Opinion and Foreign Policy：America’s China Policy，1949-1979（Westport，Conn.：Greenwood，1984），p.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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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3] 《周恩来在中央军委情报部的讲话》（1950年4月1日），《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2册，第247-2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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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4] 抗美援朝纪念馆志愿军21省市自治区烈士名单列有：北京1801人、上海1575人、天津831人、山东21186人、河北12053人、辽宁11517人、吉林9158人、黑龙江8835人、江苏5943人、浙江3395人、陕西3304人、广东3061人、广西3022人、贵州2949人、福建1212人、甘肃818人、宁夏457人、四川413人、海南88人、新疆95人、青海59人。见http：//www.kmycjng.com/ghdls/zyjlsmdcxxt.aspx？c=2B2D75ED9D50AF97，最后访问日期2015年1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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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5] 《刘少奇致丁同志（胡志明）函》（1950年12月8日），《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1册，第600-60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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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6] 张广华：《中国援越抗法重大决策秘录》，《炎黄春秋》1995年第10期，第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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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7] Eisenhower diary entry，6 November 1950，in ed.Robert H.Ferrell，The Eisenhower Diaries，p.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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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棋局中的国共关系 后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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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中国的40年代，是长期压抑之后短暂的激情燃烧岁月。自由和民主的萌芽像不合格的花火一样，喷几下就没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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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莫斯科与孙中山在20年代结合，国共两党的关系就一直是剪不断理还乱。只不过前者很早就能自觉摆脱了苏联的控制而一度成为名义上统治中国的执政党，在民族外交上倾向于倚重美国；后者则一直依靠苏联（直到军事力量足够强大）以寻求获得（并在之后巩固）执政党的地位，在意识形态上反对美国。孙文的第三个妻子宋庆龄追随共产党的政策。[1]孙文长子孙科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亦在组织中苏文化协会。而美国在两党政治视野中的存在和地位是由两党对苏政策决定的。总体上来说，追随苏联政策，是弱小的中共获得苏共援助的前提条件，也已形成长期习惯。这一时期的中共没有获得斯大林的重视，但也正是因为这一点，在中国却比国民党显得更为亲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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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国共党争却又真是意识形态两分世界的产物。毛泽东的世界观与其说是马克思主义的，不如说是直接取材于列宁、斯大林的帝国主义战争-社会主义革命理论。在抗战进行时的1940年初春，毛泽东就发表了他作为“一边倒”雏形的“新民主主义”国家理论。他以其豪迈的口吻宣告说：“处在二十世纪四十与五十年代的国际环境中，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任何英雄好汉们，要就是站在帝国主义战线，变成世界反革命的一部分，要就是站在反帝国主义战线，变成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二都必居其［一，其］他的道路是没有的”。[2]这个话语本身体现了意识形态的两分法，有着革命冒险主义精神，但并未被美国的观察家们所重视，或许他们并未想到毛泽东所说的帝国主义竟包括美国，也或许他们就从未读到过。尽管中共在抗战后期由于盟军合作的关系对美国宣传有过些许变化，但是这一根本立场并没有发生转变。中共党史学家杨奎松说：“毛泽东新民主主义政权思想的提出，实际上吹响了抗战中的中国共产党开始与国民党争夺领导权……的重要号角”。[3]毛泽东一直相信革命与反革命两分世界的正确性，并于1943年10月将略有修改的《新民主主义论》列入了《两条路线》的目录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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