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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想法是，在这五年里，外国军事力量可帮助镇压军阀及土匪，中国便可在和平与秩序中真正获得生命。他提议，至保护期的第五年初，中国必须举行全国及各省的选举，然后各国将权利逐步移交给中国人民自己选出的领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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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项提议，华盛顿并不热情，不过确实与欧洲的几个大国作了沟通。同样的，欧洲各国无一对此做过严肃考虑。一次大战结束时，各国曾在西伯利亚地区作过联合干预，遇到过极大的艰难险阻。显然，这使各国一听到类似的计划便胆寒。而且，即使政府有兴趣，当时的美国国会和英国议会看到任务如此庞大，也绝不可能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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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23年，面对各国如此扶持中国的举动，日本最多只会发出无力的口头抗议。假如这一保护计划成功，“九·一八事变”肯定不会发生。远东的历史，甚或世界的历史，都会向好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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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1月，在死前两个月，孙中山再次作出同样的恳求，还是徒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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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26年的时候，国际事务报道很难遇到此种级别的事件，而广东一地的情形，却随时随地都能制造出世界性的头条新闻来。外国人盘踞的沙面时刻受到威胁，美、英、法领事馆发出的警告通知直如家常便饭。每当收到警告，岛上的每个外国人都要收拾好一个小包，装着盥洗用品和换洗衣服，随时准备登上泊在沙面码头外的外国军舰逃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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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中国人在那个夏天攻入沙面，岛上驻军只会作有限抵抗，以争取时间，让非军事人员集体撤往军舰，然后驶往香港。必要时，要一边沿江而下，一边抵抗。至于美、英、法、意在远东的海军力量会不会逆水开上来，将攻入沙面的中国人轰出去，则是政治与海军事务上的一个机密，至今秘不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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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这段历史，很清楚，广州的领袖人物们那时都在忙于抓权，确实想避免与任何外国势力发生冲突。但他们背后有两股力量，则努力把他们推向这种冲突。一股力量是苏联策划者，他们想在整个远东地区燃起熊熊烈焰，毁灭所有帝国主义国家；另一股力量是香港的罢工工人，他们强大得危险，又无知得可怕，至今仍然激烈反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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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香港罢工工人身无分文，嗷嗷待哺。直到1926年6月，每天仍有四万罢工工人靠粥厂养活。粥厂由广州市政府和国民党联合主持，一天开饭两顿。每天的开销是七千到一万美元，总共已花去了近四百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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罢工者势力开始惊人膨胀，竟然有了自己的法庭和监狱。不论案情缘由，广州的一般法庭不得审判任何罢工人士。罢工者还私设法庭，审判所有从香港走私物品的中国人。处罚可以是小额罚款，也可以是巨额罚款，甚至长期监禁。被判者则无处上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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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广州警方与罢工纠察队屡屡火拼。闹事的罢工者曾多次将市监狱团团围困，迫使当局交出人犯，由自己审判。他们次次得逞，无他，全仗着人多势众。他们的人数最少时不低于四万人，最多时则超过三十万。与之对照，广州警察局的警员总额，只有区区四千六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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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时光推移，罢工者的威势开始衰竭。他们中有数千人加入了国民党军，另有数千人被雇为民夫，预备随部队北征汉口。两股力量合并前，国民党向罢工领袖保证，抵制英国的运动将跟随国民革命的旗帜，推进到长江流域。这时，伦敦警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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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不祥之兆早已出现。如果美国和欧洲洞察在先，可能会提前防范。比如，5月下旬，据广州和香港的中文报纸报道，蒋介石在东操场检阅部队时，发表鼓动演说，宣称中国之所以积贫积弱，全都应该归罪于三大恶魔，分别是鸦片、基督教及外国人。对此，蒋介石并未否认。不过，数年后，蒋将军与信基督教的宋家联姻，他自己也信了基督，成为教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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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友仁的言行也是个信号。他一被任命为广东的代理外交部长，便举行了外国记者招待会。会上提到了某外国石油公司的一名中国雇员在南宁附近被杀一事。有记者问，如果被杀的雇员是美国人，他的政府会采取何种态度。他脸露微笑，耸耸肩道：“如果美国人跑到中国来丢了性命，不该由我们承担责任。总之，如果他们待在自己的国家，想来是绝对安全的。我们没请他们来这里。再说，美国是禁止中国人入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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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于1923年2月3日任命蒋为军事委员会委员的委任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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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记者提醒陈友仁说，在广州控制的所有市镇里，墙上都贴满了暴力排外的标语。如果外国人受暴力袭击，政府难道不必为此承担责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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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毫不迟疑地回答：“没错，是有责任。但是，中国的民族意识必须觉醒，必须有真正的爱国主义的冲动。为此要不惜付出任何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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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26年的春夏之际，蒋介石将军在广东的崛起快得令人目眩。他先被选为国民党中央执委会成员，接着获任总司令。在此之前，只有孙逸仙有过这个头衔。随后，他逆江而上七英里，将总部从黄埔搬到广州，就设在珠江对过的水泥厂，即原先孙逸仙的总部，壁垒森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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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师水泥厂后，中央执委会即产生决议说，“由于北伐造成情况危急”，必须实施戒严。各部委长官的命令，必须先交由总司令批准，方可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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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即便实施了戒严，也不足以完全维持法律与秩序。俄国人及俄方训练出来的中国人正忙于扩大工会和农会的势力，香港罢工联合会则对其他工会发起的所有罢工及抵制活动一概支持。若想用戒严法来对付这些工会组织，即便有刺刀和机枪的帮助，也只会造成一场革命的大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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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北伐运动却是刻不容缓的。广州及周边地区已囤积雄师，准备杀入北方。若原地驻扎不动，当地决无负担大军之力，必须尽快攻城略地。再者，如果蒋氏按兵不动，苏联极可能中断援助。苏联是想让中国全境陷入混乱，并使沿海及内河各港口城市的美欧条约国势力岌岌可危，陷入守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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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各方力量都高度集中在训练与装备国民革命军上，广州以外各地的治安便难有顾及。那些地方在为北伐革命目标出人出钱，却难以受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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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是一块冲积平原。朝内陆退回五英里，便耸起一座秀丽的白云山，该地一直是市民野餐和远足的首选。但在1926年春，那里却因土匪成灾，再无人敢涉足了。沙面和广州的江边也曾画舫如云，富贵人家爱在周末时畅游江中，而在1926年，舟船都在泊位里腐烂，因为江上土匪和海盗出没，再没人敢斗胆出游了。往来于广州江岸与广州基督教学院（即后来的岭南大学）之间的定期渡轮曾被江匪劫掠过两次，而校园与隔岸的广州闹市只相距一英里半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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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国观察家来说，初夏广州的一幕幕剧情，完全令人不明所以。但我们这些沙面岛的居民，却能随时感知广州市里的亢奋。有时，广州那一端桥头的卫兵，会连续数日禁止行人通行。广州街头，还常会在大白天里突然空无一人，接着便听到机关枪响成一团，过不久，街上又变得人头涌动了。市里头间或也会举行规模浩大的反帝示威游行。每当有游行发生，我都听从新认识的中国友人的建议，龟缩在沙面不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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