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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1931年4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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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外交部长王正廷博士，中国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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阁下：我从中国政府其他官员处欣闻，你已同意接受我的信件，就1929年夏发生的事情，听取我的说法。而此事曾导致贵国政府要求将我从中国驱逐。其实，很久前，我便有意去函解释此事，只是贵部门的前官员杨广松博士曾对我断言，我的信将不被接受，亦不会获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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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国之所以要求将我驱逐，并取消我使用中国电报系统的权利，笼统的罪名是我在报道中国政治及军事情况时，充满不公正与偏见。具体而言，贵国列出了几篇文章，认为它们不真实或不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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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立即向美国驻华公使及《纽约时报》提交报告，针对受质疑的稿件，罗列出获取材料的时间、地点，以及材料的提供者及证人。我国政府及我的雇主接获报告后均认为，我在工作中已认真尽职，信息感觉可靠，消息来源也可认定为忠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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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我指出，贵国政府认为值得驳斥的那些稿件，都是我在北平时或在华北旅行时采写的。当时，那里的正式中方消息来源，与贵国政府并非一致。总体而言，官方消息来源都与去年夏天再度挑起内战的领导人站在一边，或暗中同情他们。我既然在这个地区居住工作，并在这种情形下采写稿件，自然反映出当地的情绪。1930年的惨斗，充分证明了我对局势的报道既真实，又忠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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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来，我对中国政府反对这些稿件，常感遗憾。现在，我更获《纽约时报》授权，代表报社对此事引起的误解表示遗憾。但必须重申，这些稿件之写作动机，绝不存偏见或不公。《纽约时报》总部对我的指示一向是“lean over backward in being fair”，要求遇有时事问题及争议内容，尽可能获得官方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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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1930年9月为止，我一直被禁止获得官方消息来源。但从那以后，我与政府某部门每天保持接触。今年年初，我将1930年9月1日至1931年1月发表的报道编成剪报册，呈交南京政府某部查阅，结论认为，我对这段时间内各种事件的报道公平且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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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我一向所为，我已准备好与中国政府的任何部门保持密切的新闻业务联系，唯愿这些部门在面对反对派提出的问题时，或遭遇批评时，愿意向我打开大门，准我将政府方面的看法包含在我的新闻稿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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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前所发的新闻固然对贵国政府深有得罪，但我报道的范围，并非整个中国。《纽约时报》当时在上海另派有记者，负责采写发生于南京或有关南京的新闻。我负责的范围是北平、华北及满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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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时今日，我的职权，是报道全中国发生的事件。我的总部设在上海，并已招聘了多名支站记者，听命于我。贵国政府若能调整对我的严厉态度，自将感激不尽。我相信，一旦对我开放官方消息渠道，则中国政府及《纽约时报》将共同获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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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表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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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雷特·阿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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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班先生原以为，中国政府不愿将双方和解一事弄到尽人皆知。谁知，中国外交部随即发表了一份《告新闻界书》，并将其中主要意思，发送给国内及海外的各通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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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4月28日，美国公使纳尔逊·T.詹森先生昨日亲自将《纽约时报》驻中国记者哈雷特·阿班的一封信交予王正廷部长。信中，阿班代表他本人及《纽约时报》，就其对中国的不公及不实报道，以及由此引发的1929年夏国民政府要求驱逐他一事，表示诚挚的遗憾。其所表达的遗憾已被接受，此事现已正式了结。政府正安排恢复阿班先生的新闻设施使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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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接获各通讯社电讯稿后，立即询问阿班先生，他是否如报道中所称，已承认从中国发表了“不公及不实报道”。阿班先生答称，此事不确。由此，报社指示他，必须要求中国政府，对官方声明中有关此事的说法作出更正，并立即汇报。他在致中国政府信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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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份新闻稿，对本人信件的内容，作了纯属虚妄不实的报道。贵部档案应可查明，本人在信中坚持说，所有引发争议的新闻稿，皆不存在不真实或不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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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方并未作出更正。据阿班先生汇报，中国外交部答复说，“此事有两种解释，我们仍保留原先的看法。不过，外交部认为你的案子已经了结，请前来登记为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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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澄清事实，《纽约时报》特此刊出此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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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报在同日同版的社论栏里，另发表社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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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形形色色的新闻检查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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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本版的信件，无需我们过多置评，细心的读者自会看出其深意。但对于这种虚伪无耻的新闻检查制度，实有记录在案的必要。概而言之，中国的国民政府觉察出，要求驱逐《纽约时报》记者乃是错误之举，于是便寻找台阶，以恢复其地位，并准其使用正常的设施。但是，当他去信对过往误解表达遗憾时，中国外交部便发表公报，宣称他承认了“从中国发出不公及不实报道”。显然，声明与本报记者所写内容是全然不符的，他于是立即要求外交部关注此事，并强烈表示，外交部对他信中的内容，发表了不公与不实的报道。对此，外交部干脆利落答复道：“此事有两种不同解释。”原来如此。一种解释，就是简单的事实；另一种，便是显而易见的错误了。只需一读此处发表的信件，人人都能看出，谁站在了事实的一边，谁又是站在了错误的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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驱逐一案，算是正式了结了。但是，各种暗中针对我的斗争，却又延续了八年之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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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春，有人向我传话说，若我愿致信蒋介石夫人，要求到南京对她作非正式拜访，她将乐意接见。我立即照办，旋即收到复函。复函出自蒋夫人的秘书之手，她是个英国女人，定下了请我前去喝茶的日期和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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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以为会面不会超过二十分钟，实际上却拖过了一小时，因为谈至一半，蒋介石将军不期而至。他走进屋里，彬彬有礼地与我握手，然后坐下来喝了杯茶，吃了一个三明治。蒋夫人一如既往地充当了翻译。双方都未对以往的事情大惊小怪。自1926年初夏在广东见过他之后，我再未与他谋面。与过去比，他是大大地自信与稳健了。这一小时的会面，使双方的互信逐日增加。在后来几年，终于发展为珍贵的友谊，双方也常有亲密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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