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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舰对来客及随行参谋人员的接待称得上客气，却谈不上热忱。不仅如此，雅内尔上将还当场指出日本海军某些行为已引起美国政府反感，并为此提出强烈口头抗议。雅内尔并不在乎场合，兼之事务繁忙，认为犯不着专为提抗议而拜访日军旗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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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春，日本人重申，长江禁止“所有外轮航行”，原因是“危险”。此时正值雅内尔将军准备逆江上行六百英里。他计划乘坐的是排水量为八百吨的游艇“伊莎贝尔号”，正是我在1937年8月搭乘过的，当时差点被折腾得没命。日人的警告一出，雅内尔将军置若罔闻，只在启航前给日军总司令发去正式通知，知会将于某日前往汉口，并不请求批准。由于此行正当，日人不敢拦截，任由他来去。回沪时，他随船搭载了数十名美国及其他国籍的平民。这些人过去数月一直向日本人申请乘船往下江，却屡屡遭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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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类事件的存在，并不说明雅内尔将军一贯对日本人采取傲慢挑衅态度。而是说明，他对何为合法，何为正当，拿捏得极为精到，更知道退缩乃是致命的策略。因此，他采取一种自尊的方针，伸张美国人的权利，保护美国人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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譬如，1939年6月，日本人占领南方港口城市汕头后，负责该地卫戍的日本将军发布一则最后通牒，大意是所有第三国船只，包括中立国的军舰，必须于6月22日下午1点前撤离汕头港。雅内尔将军当即回复道，只要汕头还有美国公民在，只要他们有受保护与受援助的需求，美舰便必须在汕头停留。当天，美国军舰“皮尔斯伯里号”在汕头下锚停留，第二天，更有美国驱逐舰“教皇号”前来会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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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别无选择，只好退让。根据美华条约，除非两国宣战，美国公民、美国商船及美国军舰完全有权进出汕头，东京无权要求其离去。为保住面子，日本人又发布一则通告，大意为日本舰队司令并未授权下达最后通牒，汕头卫戍司令对命令理解失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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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内尔将军为彰明自身立场，遂补发新的通告称，此前日本当局警告，若美国舰只不撤出，日本当局对可能由此引发之财产或生命损失不负任何责任。他对此警告是“无法接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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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一些圈子里私下认为，雅内尔颇具“挑衅性”，此说其实既不确切，亦不公正。要知道，日本当局自认有权力对中国水域里的美国亚洲舰队吆三喝四，这才是挑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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囿于美国海军条例所限，雅内尔海军上将终于被迫退休，在华的美国人都啧有怨言。大家均认为，他正处于事业巅峰，将其从人尽其才的职位调离，实在是莫大的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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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西方新闻学名词，与色情无关，指专事夸大其实、只求轰动的新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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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美国记者眼中的真实民国 13．日本在上海的暴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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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38年起，伟大的上海市便进入了一个沉闷阶段，必须靠自我调整，才能适应“新主人”军事管制的严苛要求。这种状况持续了近四年，至日军进攻珍珠港才告结束，在世界历史上，可谓独一无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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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总人口为四百万，由各不相关的三方分治。最主要的区域为公共租界，居民一百万，由民选的工部局管辖。其权力的由来，乃是基于此地的原英国和美国的租界。其次的区域为法租界，人口也几近一百万，直接听命于巴黎的法国政府。从三面环绕这两个外国控制区的，是中国政府控制的上海市。日本入侵前，它由南京指派的市长负责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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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将中国军队一赶出上海，便立时在华控区建立了中国傀儡政权，并沿外国控制区的三面边界设置了半圆形障碍及碉堡带。剩下的一面边界是公共租界与法租界的黄浦江沿岸地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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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日本人随即便陷入尴尬境地。由于美、英、法三国继续承认蒋介石政权为中国合法政府，但凡中国人在租界内之活动，无论其为官方或非官方性质，租界当局均不准日本征服者干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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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尽管愤怒，却束手无策，只能眼睁睁看着外轮在外滩停泊，卸下丰饶物资，并向海关大厦内的中国官员交纳关税，而海关大厦正是设于公共租界以内。中国邮政局、中国无线电台、中国有线电报局及所有主要中国银行，均在租界内继续经营，并听命于蒋介石政府。蒋氏政府先是迁都至汉口，继而又移至重庆。日本人自然狂怒不已，因为他们既不能对这些机构发号施令，又无法染指丰厚的税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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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的另一处大痛，是效忠蒋介石政府的中文报纸及中国宣传机构，均得以藏身公共租界及法租界的安全地带，继续进行抗日活动，而完全不受惩罚。日本人于是千方百计，希望在租界内各无线及有线电报局里，安插己方的军政审查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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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从1938年起便施加压力，提出了种种要求。由于事事均以武力为后盾，他们的愿望终于一一得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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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开始，抵抗便是无望的。日本人不仅在黄浦江北岸从三个方面将租界团团包围，在黄浦江以南的浦东地区，他们也获得了绝对的军事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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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英、法三国在黄浦江都停泊有主要海军舰只，数量各异，以保护租界安全。但从上海至东海的河道，已完全被日本人控制。中国沿线海域，毋庸置疑，亦已归日本海军统辖。就陆上形势而言，日本在长江流域已驻扎大军，人数在三十万至五十万之间波动。这支军队令人生畏，不仅有海军支持，更配备大量航空分遣队，空中力量占压倒性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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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公共租界的陆上防御力量，美军方面，只驻有海军陆战队第四团。该团以勇猛无畏著称，但兵员从未超过一千八百人，配备的最重型武器，亦不过是三英寸火炮和十六辆装甲卡车。英军方面，驻上海的部队为名闻遐迩的苏格兰高地团，兵员总数最多为两千五百人。法租界则有两千名法军，另有两千名来自印度支那的安南兵，但其战斗力颇值得怀疑。1940年初夏，法国沦陷，上海的法军自然也就彻底报废了。至于四百名驻沪意大利兵，自然与日本人沅瀣一气，因为意大利、日本和德国本来就是一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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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本应在上海循规蹈矩，本应将这座伟大的都会城市打造成展示日本美德的橱窗。不仅因为这里居住着四百万中国国民，他们正锐眼审视占领者的其政其人；还因为这里驻有六万欧美侨民，他们希望生意与事业如常，也时时刻刻在观察与汇报占领者的行径。但日本人却反其道而行之。通往租界以外的条条马路，都有日本哨兵把守；每座桥梁上的交通，都为日兵控制。上海的外国人刚见到日兵的劣迹时，以为他们是迫不得已，才展示出最差的一面，但尔后的种种，却充分显示，他们是本质如此，并不存有更好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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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兵蛮不讲理，残暴对待中外人士的行为，早已广为流传。但令人不解的是，还有那么一小撮美国人，对日人暴行的真实性，常不免要起疑。我国某些群体往往认为，有关日本暴行的报告，完全是杜撰出来的战争宣传。这种看法，在珍珠港事件前主张绥靖与置身事外的圈子中，尤为盛行。这种软弱心态，完全是无视事实的。珍珠港事变前的四年里，日本人在上海及周边地区施加的暴行是千真万确有目共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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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春，见战事已推进至内地纵深处，远离了上海，我便进行一次实验，将老母从加利福尼亚接至上海与我同住。初夏时，我带她乘船北上青岛，继而前往大连，又进入满洲内陆，最远去到沈阳。从沈阳，我们搭火车南下北平，最后又取道海路回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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