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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当下某些人的预测相反，在重获新生的中国，外国传教士的处境，将大大不如外国商人或专业人士。因顽强抵御日本获得成功，中国人将迸发出理所应当的民族主义和种族自豪感，扬眉吐气。他们完全清楚，在我们加入战斗前，他们在自己国土上孤军抵抗四年零七个月，使日本损兵折将、耗去无数金钱与资源。其对联合国最终胜利所作的贡献，是无法估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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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几何时，大部分中国人还在哀于本民族之软弱，痛于本民族无法适应现代世界，苦苦质疑自身文化宗教之合理性。时至今日，他们终于重获力量与韧劲，也摒除了疑虑。最初萌生的自豪，使其对白人的优越产生了强烈憎恨，因此种优越是白人在令其“皈依”洋教、“拯救其于野蛮之中”时展示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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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未来之中国，除了那些全力从事医学或教育工作的传教士外，一般传教士极可能发现，自己地位会不及外国商人或专业人士。过去数十年来，传教士与商界间往往相互猜疑敌视。这一来，或可缓解这种不幸状况。日本入侵前，这两个团体看待问题，往往视角各异。即便全体外国人面临了同样危险，即便日本侵略者已然到来，双方仍会就新的问题生出分歧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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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教团体与商人团体的观念与理想相去甚远，以至普通美国传教士都觉得，与本国商人、外交官或金融家相比，反倒是英国或其他英语国家的同行更可亲。各座城市里，传教人士与所谓的外国社交圈几乎全然隔绝，互不往来。前者主要投身于救赎与敬神，对于喝酒、玩牌、赌马或醉心夜总会及其他都市生活方式的男男女女，一概予以抨击。其实，这种生活无论在大都会还是小型通商口岸，都至为普遍，一概地横加指责，未免显得心胸狭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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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当外国人生命财产遭威胁，驻华传教圈与商界的观点总是无法调和，让华盛顿的国务院及伦敦的外交部既诧且烦。譬如1926及1927年，当国民革命军驱逐数千传教士，并严重损害外国公司业务时，传教士都呼吁隐忍克制，商人们则鼓噪要武装保护，甚至要求报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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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联合国在远东大胜，又放弃了在华的治外法权，两者相加，当使新教在中国及日本的努力大打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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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英两国是在1942年10月宣布放弃治外法权的。在此之前，这一在华行使外国法律的不公平系统，施行了整整一个世纪。而新教在中国的传播，也已持续了一个世纪，现在已到了要么放弃、要么做根本改变的时候。无疑，一个胜利的中国，将容不得别人继续“将野蛮人基督化”。那种“拯救他人灵魂”的举措，总带着与生俱来的恩赐态度，必将遭到暴力抵制。福音教会的日子，也就随之到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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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来，美国有数十万人慷慨解囊，支持了在华的新教传教事业。他们一想起中国，必然会想起热忱的基督徒蒋介石总司令和蒋夫人。其实何止这两人，中国的外交部长宋子文、财政部长孔祥熙及许多政府高官，也都是基督徒。但即便如此，中国也称不上是个“基督教国家”，中国人民也不见得就比过去更希望皈依一门新的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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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早已证明，中国的当前领导人掌权后，南京政府照样颁布了大量新法，严厉限制传教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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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政府上台前，教会办的大中小学，总将基督教和《圣经》列为必修课。多数情况下，上教堂乃是强制性的活动。如今，南京政府对此已禁绝，并颁布法律，规定宗教课及《圣经》课只可为中国学生的选修课；学生若不想去教堂，不得强迫之。政府还另行颁布法律，剥夺教会人员在各种组织中的职权，例如规定教会学校校长必须为中国人，外国人不得担任。可想而知，一旦中国彻底击败日本，则这些举措，必将更形强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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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片土地上，民族主义刚刚觉醒，爱国热情也理所当然地抬头。这种时候，传教士的存在本身便可招来抗拒，更何况在中国人的心目中，传教士一向就是帝国主义的先驱，即使这看法并不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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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数十年里，受过教育的中国人，即便是第二代基督徒，咸视美欧的传教行为与中华实际不合。他们指出，传教运动之动机，除希望拯救灵魂及散布基督教之外，也是为了满足白人自以为是及高人一等的情结。他们称，欲改变一民族或一国家之宗教信仰，必然伴随“汝不及吾”的态度，对此，他们深恶痛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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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不幸的是，中国也好，南美洲也罢，总是倾向于认为，列强联手对轴心国开战，其目的，总含有散布新教的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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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8月30日，安德里亚（Andrea）主教在阿根廷的布宜诺斯艾利斯称，罗斯福总统曾宣布，此次世界大战给人类制造的苦难，唯有“一个目的”可作补偿，那便是“在全人类快速建立一个基督王国，不仅使其停留在词语上，而且要深入到精神里”。此举对盟国不啻是个重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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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白宫对所谓罗斯福总统的宣布却保持缄默。英国只由哈利法克斯（Halifax）爵士发表了一项声明，英国驻华盛顿大使馆则拒绝进一步评论。该项声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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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撇开各国参战的具体原因不谈，对我们而言，真正的要旨是，基督教及其包含的实质，能否通过这次战争而幸存。或许有些人认为这是说大话。实际上，是我们未能时时顾及基督教的含义，或者说，我们已然忘却，生命中一切珍贵的东西，都是源自基督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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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大众而言，此种言论并不动听；而对印度人民来说，因宗教在其生活中的分量大大超过中国，这种言论形同侮辱[1]。若哈利法克斯爵士能将“基督教”改为“道德与宗教”，则他的外交家声誉当可益隆。同样，对于主要信奉天主教的国家的民众，或对于中国的天主教信徒，罗斯福及哈利法克斯的声明是鼓不起任何激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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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教在中国已存在三百年。中国的最近一次人口统计显示，全国约有二百八十一万三千天主教徒。根据该国的一向传统，教会也相当富裕，共有二十三名主教，下辖四百零二家孤儿院、数百家学校、百多家医院、无数免费诊所，至1937年为止，平均每年诊治九百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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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之相比，新教至1807年才派遣一位英国人为传教士，首次进入华南。直到1814年，他才吸纳了第一个教徒。此后的进展亦缓慢，至1832年，总共才吸纳了十个中国人入教。1842及1844年，随着各项条约的签订，及治外法权体系的确立，新教才得以大规模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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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教的传教活动在1923年达到顶峰，全中国共有八千三百二十五名新教传教士，分别来自美国、英国及加拿大，共建立了一千一百四十九个传教点。随后，中国便频频内战，其中的国民革命军仇洋排外、反基督教、亲共产党，并主宰了全国。于是传教士开始大规模撤离，教会财产横遭破坏。后来传教活动虽然再兴，却因美国国内发生大萧条、传教资金锐减而再受打击。等传教活动欲卷土重来时，却逢日本侵华，把沿海各省正在兴起的传教活动骤然扑灭。据统计，1935年，全中国亲临一线传教的传教士为六千一百五十人，共有传教点一千一百三十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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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在华的教会资产粗略估计为一亿美元。但一个世纪以来，美国向中国人传教的总花销，则从无准确统计。但若说它是个天文数字，当不致大错。单从1930年的详细统计便可见一斑。这一年，美加两国传教组织的工资及日常开销，便达六百二十五万三千五百二十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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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一百年来，新教在华的传教费用，若算上交通运输、房屋、土地、工资及日常花费，或可达十亿美元。而天主教为漫长传教活动所付代价，则从未公开过。但两大教会的教众人数，却相去甚远：天主教会有教徒二百八十一万三千人，新教只有五十万人。而据新教方面自己统计，“约有一百万”中国人已正式受洗入教了，只是其中半数左右平时不去教堂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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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新教在中国的传播之所以缓慢，无疑是由于其教派众多，又往往相互敌视，致使中国人深感迷惑，才裹足不前。根本而言，中国大众尽管极端迷信，却并非笃信宗教的一群。然而他们甚有逻辑头脑，面对三教九流的新教派别相互竞争的局面，不免对整个新教的传教活动心生疑窦，甚至感到可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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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教最鼎盛时期，传教第一线共有英国圣公会传教团五个、浸信会九个、公理会四个、卫理会八个、路德会七个、长老会十个、维新长老会两个、混派教会五个。另有三十三个传教会被统计材料列为“派别不明”，其中所含传教组织分别来自使徒会、降临会、上帝会、神圣运动、公宜会、门诺派、信念会、五洲联合会、七日复临会、联合兄弟会、拿撒勒联合会、希兹博信仰会、埃比尼泽会、圣地会，不一而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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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怪中国人要晕头转向了！许多中国人一听“巴比塔”一词，便忍不住发噱（《圣经》里的巴比塔，在英语里又有“混乱”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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