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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当下某些人的预测相反,在重获新生的中国,外国传教士的处境,将大大不如外国商人或专业人士。因顽强抵御日本获得成功,中国人将迸发出理所应当的民族主义和种族自豪感,扬眉吐气。他们完全清楚,在我们加入战斗前,他们在自己国土上孤军抵抗四年零七个月,使日本损兵折将、耗去无数金钱与资源。其对联合国最终胜利所作的贡献,是无法估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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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几何时,大部分中国人还在哀于本民族之软弱,痛于本民族无法适应现代世界,苦苦质疑自身文化宗教之合理性。时至今日,他们终于重获力量与韧劲,也摒除了疑虑。最初萌生的自豪,使其对白人的优越产生了强烈憎恨,因此种优越是白人在令其“皈依”洋教、“拯救其于野蛮之中”时展示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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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未来之中国,除了那些全力从事医学或教育工作的传教士外,一般传教士极可能发现,自己地位会不及外国商人或专业人士。过去数十年来,传教士与商界间往往相互猜疑敌视。这一来,或可缓解这种不幸状况。日本入侵前,这两个团体看待问题,往往视角各异。即便全体外国人面临了同样危险,即便日本侵略者已然到来,双方仍会就新的问题生出分歧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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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教团体与商人团体的观念与理想相去甚远,以至普通美国传教士都觉得,与本国商人、外交官或金融家相比,反倒是英国或其他英语国家的同行更可亲。各座城市里,传教人士与所谓的外国社交圈几乎全然隔绝,互不往来。前者主要投身于救赎与敬神,对于喝酒、玩牌、赌马或醉心夜总会及其他都市生活方式的男男女女,一概予以抨击。其实,这种生活无论在大都会还是小型通商口岸,都至为普遍,一概地横加指责,未免显得心胸狭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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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当外国人生命财产遭威胁,驻华传教圈与商界的观点总是无法调和,让华盛顿的国务院及伦敦的外交部既诧且烦。譬如1926及1927年,当国民革命军驱逐数千传教士,并严重损害外国公司业务时,传教士都呼吁隐忍克制,商人们则鼓噪要武装保护,甚至要求报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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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联合国在远东大胜,又放弃了在华的治外法权,两者相加,当使新教在中国及日本的努力大打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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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英两国是在1942年10月宣布放弃治外法权的。在此之前,这一在华行使外国法律的不公平系统,施行了整整一个世纪。而新教在中国的传播,也已持续了一个世纪,现在已到了要么放弃、要么做根本改变的时候。无疑,一个胜利的中国,将容不得别人继续“将野蛮人基督化”。那种“拯救他人灵魂”的举措,总带着与生俱来的恩赐态度,必将遭到暴力抵制。福音教会的日子,也就随之到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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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来,美国有数十万人慷慨解囊,支持了在华的新教传教事业。他们一想起中国,必然会想起热忱的基督徒蒋介石总司令和蒋夫人。其实何止这两人,中国的外交部长宋子文、财政部长孔祥熙及许多政府高官,也都是基督徒。但即便如此,中国也称不上是个“基督教国家”,中国人民也不见得就比过去更希望皈依一门新的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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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早已证明,中国的当前领导人掌权后,南京政府照样颁布了大量新法,严厉限制传教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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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政府上台前,教会办的大中小学,总将基督教和《圣经》列为必修课。多数情况下,上教堂乃是强制性的活动。如今,南京政府对此已禁绝,并颁布法律,规定宗教课及《圣经》课只可为中国学生的选修课;学生若不想去教堂,不得强迫之。政府还另行颁布法律,剥夺教会人员在各种组织中的职权,例如规定教会学校校长必须为中国人,外国人不得担任。可想而知,一旦中国彻底击败日本,则这些举措,必将更形强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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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片土地上,民族主义刚刚觉醒,爱国热情也理所当然地抬头。这种时候,传教士的存在本身便可招来抗拒,更何况在中国人的心目中,传教士一向就是帝国主义的先驱,即使这看法并不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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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数十年里,受过教育的中国人,即便是第二代基督徒,咸视美欧的传教行为与中华实际不合。他们指出,传教运动之动机,除希望拯救灵魂及散布基督教之外,也是为了满足白人自以为是及高人一等的情结。他们称,欲改变一民族或一国家之宗教信仰,必然伴随“汝不及吾”的态度,对此,他们深恶痛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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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不幸的是,中国也好,南美洲也罢,总是倾向于认为,列强联手对轴心国开战,其目的,总含有散布新教的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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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8月30日,安德里亚(Andrea)主教在阿根廷的布宜诺斯艾利斯称,罗斯福总统曾宣布,此次世界大战给人类制造的苦难,唯有“一个目的”可作补偿,那便是“在全人类快速建立一个基督王国,不仅使其停留在词语上,而且要深入到精神里”。此举对盟国不啻是个重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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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白宫对所谓罗斯福总统的宣布却保持缄默。英国只由哈利法克斯(Halifax)爵士发表了一项声明,英国驻华盛顿大使馆则拒绝进一步评论。该项声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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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撇开各国参战的具体原因不谈,对我们而言,真正的要旨是,基督教及其包含的实质,能否通过这次战争而幸存。或许有些人认为这是说大话。实际上,是我们未能时时顾及基督教的含义,或者说,我们已然忘却,生命中一切珍贵的东西,都是源自基督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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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大众而言,此种言论并不动听;而对印度人民来说,因宗教在其生活中的分量大大超过中国,这种言论形同侮辱[1]。若哈利法克斯爵士能将“基督教”改为“道德与宗教”,则他的外交家声誉当可益隆。同样,对于主要信奉天主教的国家的民众,或对于中国的天主教信徒,罗斯福及哈利法克斯的声明是鼓不起任何激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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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教在中国已存在三百年。中国的最近一次人口统计显示,全国约有二百八十一万三千天主教徒。根据该国的一向传统,教会也相当富裕,共有二十三名主教,下辖四百零二家孤儿院、数百家学校、百多家医院、无数免费诊所,至1937年为止,平均每年诊治九百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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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之相比,新教至1807年才派遣一位英国人为传教士,首次进入华南。直到1814年,他才吸纳了第一个教徒。此后的进展亦缓慢,至1832年,总共才吸纳了十个中国人入教。1842及1844年,随着各项条约的签订,及治外法权体系的确立,新教才得以大规模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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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教的传教活动在1923年达到顶峰,全中国共有八千三百二十五名新教传教士,分别来自美国、英国及加拿大,共建立了一千一百四十九个传教点。随后,中国便频频内战,其中的国民革命军仇洋排外、反基督教、亲共产党,并主宰了全国。于是传教士开始大规模撤离,教会财产横遭破坏。后来传教活动虽然再兴,却因美国国内发生大萧条、传教资金锐减而再受打击。等传教活动欲卷土重来时,却逢日本侵华,把沿海各省正在兴起的传教活动骤然扑灭。据统计,1935年,全中国亲临一线传教的传教士为六千一百五十人,共有传教点一千一百三十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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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在华的教会资产粗略估计为一亿美元。但一个世纪以来,美国向中国人传教的总花销,则从无准确统计。但若说它是个天文数字,当不致大错。单从1930年的详细统计便可见一斑。这一年,美加两国传教组织的工资及日常开销,便达六百二十五万三千五百二十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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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一百年来,新教在华的传教费用,若算上交通运输、房屋、土地、工资及日常花费,或可达十亿美元。而天主教为漫长传教活动所付代价,则从未公开过。但两大教会的教众人数,却相去甚远:天主教会有教徒二百八十一万三千人,新教只有五十万人。而据新教方面自己统计,“约有一百万”中国人已正式受洗入教了,只是其中半数左右平时不去教堂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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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新教在中国的传播之所以缓慢,无疑是由于其教派众多,又往往相互敌视,致使中国人深感迷惑,才裹足不前。根本而言,中国大众尽管极端迷信,却并非笃信宗教的一群。然而他们甚有逻辑头脑,面对三教九流的新教派别相互竞争的局面,不免对整个新教的传教活动心生疑窦,甚至感到可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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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教最鼎盛时期,传教第一线共有英国圣公会传教团五个、浸信会九个、公理会四个、卫理会八个、路德会七个、长老会十个、维新长老会两个、混派教会五个。另有三十三个传教会被统计材料列为“派别不明”,其中所含传教组织分别来自使徒会、降临会、上帝会、神圣运动、公宜会、门诺派、信念会、五洲联合会、七日复临会、联合兄弟会、拿撒勒联合会、希兹博信仰会、埃比尼泽会、圣地会,不一而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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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怪中国人要晕头转向了!许多中国人一听“巴比塔”一词,便忍不住发噱(《圣经》里的巴比塔,在英语里又有“混乱”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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