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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继任总统，国会恢复，重启制宪，但因部分条文内容各党派争持不下，扰攘经年，在督军团的粗暴干涉下，国会再度解散。而孙文则在广东发起护法战争，召开国会非常会议。其后国会时开时闭，忽而广东，忽而上海，忽而四川，忽而云南，颠沛流离，有时一个国会也没有，有时多至三个国会，其合法性早已荡然无存。而国会也沦为行政的附庸，其功能变成单一的制宪机关，除了议宪，几乎别无所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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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13年一直到1924年，十年有余，国会勉强制出一部宪法。这部宪法经过这么多年的深耕细耨，就内容而言，可以说是最接近完美的了。但可惜，又是上错天堂投错胎，出自一批收了曹馄支票的“贿选议员”之手，结果和晚清的《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一样，纸墨未干，又被推翻。国会也做了曹锟的殉葬品，“吾与汝偕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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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初年这段国会制宪史，真是艰难曲折，每走一步，都有血有泪。其中尤其值得大书一笔的，是20世纪20年代，在南北分裂、国会破碎、立宪无期的悲观空气笼罩下，国内一股“联省自治”的风潮，平地而起。有识之士认为，与其国家四分五裂，征战不息，不如各省先行自治，再实行联省自治，可以不必通过武力而最终实现全国统一。北美十三州经十一年高度地方自治的“邦联”，进而建立“联邦”的历史范例，为久经战祸、渴望和平统一的国人提供了一个新的选项。因此，联省自治的主张一经提出，风靡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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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这两个字每每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关键时刻出现，让人留下无尽的惋叹——联省自治的理念，不敌大一统的理念，在南北军阀的夹击下，最终难逃倏兴倏灭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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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届国会成立时，人们曾天真地以为，有了国会与宪法，就有了代议政制，有了民主，有了宪政。但现实却告诉他们，并非这么回事。国会不等于代议政制，宪法不等于宪政，民主也不等于共和。国会有可能不是代民去议政，而是代官去议政；有宪法而没有宪政环境，宪法也是一纸具文；没有自由的民主，很可能会变成多数人的暴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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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民主共和国的结构，应该像一座可以为国民遮风挡雨的房子：法治是地基；地基上立着柱子，一根是民主，一根是自由；柱子撑起一个大屋顶，就叫“共和制”。共和是最高价值，而宪法则是确保这座房子的每一个构件，都能放在适当的位置，各司其职，稳稳当当，让住在房子里的人高枕无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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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民国初年因为有太多伟人，各有各的蓝图，各有各的施工队，你二次革命，我再造共和，互相打架，结果盖出来的房子，不仅奇形怪状，而且风一吹就倒。中国人的宪政梦，就好像大海的浪潮，看似喷薄如风雷，却在千年不变的礁石上，化作雪成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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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这段历史，能不感慨万千？中国第一代的国会议员，是值得我们去尊敬、去缅怀的。那时当议员，并没有太多的实际利益，想出名吗？几百个议员，分属不同的政治团体，政团领袖也许可以出名，但一般议员哪有什么名可出？想图利吗？议员的津贴十分微薄，而且到后期常常拖欠，也无利可图。在那么混乱的时代，遍地烽火，他们不过是一群手无寸铁的文人，被军阀用刺刀驱赶或者豢养，像丧家犬一样四处流浪，甚至押上自己的身家性命，但他们从不言放弃。如此执着，到底为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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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就是为了一部宪法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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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初的政治生态，并不像现在很多“民国粉”想象的那么温情脉脉，那么雍容娴雅，只不过政治领域的污邪，暂时还没有毒化到学术、教育、经济等领域和广大的民间社会。民初两度复辟帝制，三度解散国会，十年制不出一部宪法，十几年战乱频仍，仅此足以想象那时的政治生态，是怎样一种状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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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员既然从事政治，他们不是完人，不是圣贤，作为个人，也干过不少丑事，身上背负着不少污点，甚至罪恶，被社会封了一个“猪仔议员”的恶谥。但对议员的整体而言，这个恶谥多少有点污名化、以偏概全，并不十分公平。在几百位议员里，固然有专为破坏制宪、捣乱国会而来的人，但大部分议员在坚持立宪这件事上，还是尽了自己的本分，无愧于议员称号。在中国的宪政史上，他们是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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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试图再现这段历史，重温中国近代宪政史上的这一幕，是如何从万众期待、精彩纷呈的戏剧高潮，最后跌入可惜、可恨、可悲、可怜、可笑的收场的。只有了解这段历史，才明白宪政之难，难在哪里。不是民众程度太低，而是官僚程度太低；不是民众不想要宪政，而是官僚不想要宪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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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让我们向那些为中国制定第一部宪法而含辛茹苦、不懈奋斗的先辈，脱帽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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惜如斯结局，幸精神不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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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千秋凭吊，问后来者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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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曙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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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2月1日于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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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君主专制亡，民主共和兴（1911.10—19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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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年，武昌城，首义之后首议国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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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终于停了，云层裂开了。一轮巨大的火红夕阳，正在缓缓西沉。天空被照耀得一片通红，薄薄的烟霭，如同燃烧一样。长江与武汉三镇越发显得苍凉与雄浑。晚潮挟着粼粼的波光，一泻东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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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10月10日（农历辛亥年八月十九）武昌起义后，全国风起云涌，旦夕之间，已有14个省宣布独立。人们忽然想起，在古老的《推背图》上第三十七象庚子益卦，有这么几句谶语：“汉水茫茫，不统继统，南北不分，和衷与共。”颂曰：“水清终有竭，倒戈逢八月，海内竟无王，半凶还半吉。”虽然什么是半凶半吉，一时还捉摸不透，但大清王朝八月祚尽，则是准确得不可思议。原来什么千年国运、万世皇统，全是浮云，时辰一到，该死的、该垮的、该卷堂大散的，挡也挡不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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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的战事还没决出胜负，各路精英已经在热烈地讨论未来国家的体制问题了。还没正式谢幕的大清朝廷，被冷落在紫禁城里，等待着别人对它的命运作出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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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昌军政府成立后，第二十一混成协协统（相当于现在的旅长）黎元洪被推举为都督，幕后重要推手，是咨议局议长汤化龙。黎元洪初时战战兢兢，不敢遽掌督篆，亲自到咨议局征询意见。汤化龙以形势一发千钧，时机不再，力劝黎元洪上任，并答应自任湖北民政总长，同担艰苦。黎元洪这才不再推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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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化龙，字济武，湖北r水（今浠水）人，生于1874年，肄业于黄州经古书院。该书院以实学造就人才为宗旨，汤化龙是学生中的佼佼者，考据、辞章、性理、经济，无不精通，每遇课试，旁征博引，下笔万言，常为一院冠。史家沈云龙感叹：“故其后治学从政，与乎道德文章，往往穷变化而不摇落者，即于斯植其根柢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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