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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昌军政府成立后，第二十一混成协协统（相当于现在的旅长）黎元洪被推举为都督，幕后重要推手，是咨议局议长汤化龙。黎元洪初时战战兢兢，不敢遽掌督篆，亲自到咨议局征询意见。汤化龙以形势一发千钧，时机不再，力劝黎元洪上任，并答应自任湖北民政总长，同担艰苦。黎元洪这才不再推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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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化龙，字济武，湖北r水（今浠水）人，生于1874年，肄业于黄州经古书院。该书院以实学造就人才为宗旨，汤化龙是学生中的佼佼者，考据、辞章、性理、经济，无不精通，每遇课试，旁征博引，下笔万言，常为一院冠。史家沈云龙感叹：“故其后治学从政，与乎道德文章，往往穷变化而不摇落者，即于斯植其根柢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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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4年，汤化龙中进士，授刑部主事。1906年，朝廷下旨，预备立宪，汤化龙成为立宪派的领袖。1910年，在北京各省咨议局联合会第一次会议上，他被推举为会议主席，是第三次国会请愿的领导者之一，他有个外号叫“宪迷”。湖北军政府收到社会的第一笔捐助，就是由汤化龙动员咨议局议员募集而来的。《都督府组织条例》也是由他起草的。汤化龙在就职演说时称：“本局（咨议局）为国民代表，原有兴复责任。”表明他似乎仍以咨议局议长自居，希望咨议局在未来继续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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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末开启的政治改革运动中，成立国会是立宪派的主要政治诉求之一。1908年8月，迫于朝野的强烈要求，朝廷颁布了《钦定宪法大纲》以及《议院法选举法要领》、《议院未开以前逐年筹备事宜清单》，规定以九年为立宪预备期，即九年后正式成立国会，颁布宪法。在预备期内，分别于1909年和1910年设立咨议局和资政院，作为省议会与国会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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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9年秋天，除新疆暂缓之外，全国各省咨议局如期成立，一律开议。当时舆论称这是“我国人民获得参政权之第一日”。按《咨议局章程》列明，咨议局享有议决本地应兴应革事项、岁出入预算、岁出入决算、税法及公债、担任义务的增加、单行章程规则的增删修改、权力的存废和选举资政院议员、申复资政院咨询、申复督抚咨询、公断、和解自治会的争议、收受自治会或人民陈请建议等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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咨议局虽不具立法的权力，却已有地方议会的影子，很多民国第一代议员都在这个摇篮里受过熏陶。因此，在革命后各地成立的地方议会中，原咨议局议员仍然发挥着骨干作用，对建立政权、稳定社会、恢复秩序，厥功甚伟。武昌起义后，汤化龙即领衔以湖北咨议局全体议员名义，通电全国，号召各省“见义勇为，当仁不让，立举义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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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革命党眼里，立宪派一向是比大清朝廷更加危险的敌人：他们反对革命，就是“顽固不化的反动派”；他们支持革命，就是“投机取巧的阴谋家”。尽管汤化龙为新政权热情奔走，但在军政府中，却受到各方排挤，说他暗通朝廷的谣言层出不穷。有人还编了歌谣来唱他：“狡哉汤化龙，保皇叹未成，武昌起革命，坐地享其成。”这是中国政治的一个特色，大敌当前，内讧不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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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及旬日，民政部原辖外交、内务、财政、法制、交通、文书、编制七局，旋即被改为政治部，然后又被废除，仅留下一个编制部给汤化龙。沈云龙述史至此，亦不禁为之鸣不平：“事权被削，位同闲散，无复初起义时之重要矣！”现实让人很感慨，在中国，不同党派分享权力就那么难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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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8日，一艘来自上海的轮船，在武昌靠岸。码头上站满了接船的人，人人翘首引颈，充满期待。因为船上两位大名鼎鼎的乘客，使得这座城市从战争的紧张局势中，从流血、死亡、胜败难料的烦恼中，暂时摆脱出来。他们是同盟会领袖黄兴和宋教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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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书中，对黄兴出任武昌战时总司令的记述，充栋盈车，巨细靡遗，但对宋教仁此行的贡献，则鲜有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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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教仁，字遁初（钝初），号渔父，湖南桃源人，生于1882年。关于他的童年，有许多有趣的传说。和那个年代的中国儿童一样，宋教仁的启蒙，也是从读“人之初，性本善”开始的，但他对山川地理的兴趣，却远胜于八股文、试帖诗。那时的地理书籍甚少，有一回他偶然得到一把折扇，上面画着一幅很粗糙的中国地图，便如获至宝，时常带在身边，连冬天也扇不离身，一有空就拿出来摩挲研究。一个细伢子有如此奇异的爱好，仿佛预示着他的人生将不平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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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教仁诗书画文俱佳，尤喜欢杜甫和高启。据野史记载，他年轻时曾隐居在一座古寺里，终日徘徊沉思，埋头读书，《王阳明年谱》、《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支那地志》、《汉文典》等，无不涉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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寺中老和尚见他相貌清奇，一脸正气，劝他不如摆脱尘羁，潜心钻研佛学，但宋教仁认为那不是热血少年该做的事情。老和尚长叹一声说：“你高才大志，宜建功立名于世，但命运不佳，如能脱屣功名，遗外名利，当享大寿，而山林清闲之福，亦不薄也。”宋教仁含笑倾听，却不为所动。山门之外，国家正处于多事之秋，他虽自号渔父，但咫角骖驹，志在天涯，岂肯隐遁桃源，最终还是和老和尚一揖而别，投身到革命大潮中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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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教仁虽然是个大名鼎鼎的革命家，有望之俨然的威仪，但他内心慈悲，属于即之也温的人物。有一回他走远路，雇了一名挑夫，途中投宿，客栈只有一条薄被，晚间气温骤寒，宋教仁一定要与挑夫共盖一被，挑夫开始不肯，经宋教仁强之再三，才勉强侧身而卧，盖了被子的一角，两只脚都露在外面。宋教仁等他睡着后，悄悄把他的脚纳入被中。这位挑夫后来逢人就说：宋先生如慈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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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3年，宋教仁在湖南与黄兴一起创立华兴会，任副会长；1904年赴日本留学，就读于东京法政大学，和汤化龙是同学。1905年他在日本协助孙文创立中国同盟会，任司法部检事长，后来又参与创立中部同盟会。历次举义，几乎都有他的身影。然而，武昌起义之后，君主专制亡，民主共和兴，成了不可阻挡的潮流，宋教仁的思想也随之变化，他相信铁血革命之时代已告结束，宪政时代来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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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教仁此行目的，是要推动建立临时中央政府，争取国际承认。他在武昌和汤化龙见面，两人一见如故。宋教仁与其他革命党人不同，他完全不在意汤化龙的立宪派身份。二人推心置腹，诚恳交流，谈到未来中国的宪政之路，更是英雄所见略同。据沈云龙记述：“宋、汤语尤投合，尝除室馆，于夜分人寂，对灯促膝，所谈无非以国家统一、制定约法、政治循轨为蕲向。如此二十余日，议论微定，大要兼取法、美二国之长，而力避偏枯拘挛之病，其草稿出教仁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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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宋教仁、汤化龙的合议之下，民国第一份具有临时省宪性质的法律文件《中华民国鄂州临时约法》，在宋教仁的笔下诞生了。这份由宋教仁、汤化龙、居正等人审查通过的文件，提出了政府由谁授权的问题。《鄂州临时约法》要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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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为“总纲”。规定中华民国完全成立后，此约法即取消，应从中华民国宪法之规定；但鄂州人民于鄂州统治域内，从中华民国之承认自定鄂州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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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为“人民”。规定人民一律平等，有言论、出版、通讯、信教、居住、营业、保有财产、保有身体、保有家宅等权利，有选举和被选举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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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为“都督”。规定都督由人民公举，代表鄂州政府，有总揽政务、公布法律、发布临时律令、于议会关闭期间召集临时议会、出席议会、与外国宣战媾和缔结条约、统率水陆军队、依法律任命文武职员等职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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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为“政务委员”。规定政务委员由都督任命，执行政务，提出法律案于议会，编制预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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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为“议会”。规定议会由议员组成，议员由人民选举产生，有制定法律、通过条约、议定预算决算、向政务委员提出质询，并对违法失职的政务委员进行弹劾等项职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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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为“法司”。规定法司由都督任命之法官组成，依法审理除行政诉讼以外的各种诉讼，法官除依法受刑罚宣告或应免职的惩戒宣告外不得免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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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是第一个制定省约法的省份，可惜由于戎马倥偬，仅停留于纸上，未及真正贯彻实施，议会也没有成立，但临时约法中透射出来的三权分立色彩，已令人眼前一亮。十年后，中国兴起联省自治热潮，湖南、广东、四川、浙江等走在前面的省份，纷纷制定各自的省宪法，大致上都以这份《鄂州临时约法》为蓝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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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教仁完成起草工作后，匆匆返回上海。此刻，寒冷的江风吹在他的脸上，他的整个身心都处于澎湃勃发的状态，神采焕发，似乎有永远用不完的旺盛精力。他仿佛看到，舞台的帷幕，正徐徐挑起，催他登场的锣鼓，一阵紧似一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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