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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的代表联合会已自视为国会性质，但与政府相距太远，确有诸多不便，于是移船就岸，同意民国中央军政府暂设武昌，湖北都督执行中央政务，而代表联合会则移师武昌，但仍留一部分人在上海，担任联络、宣传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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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的武昌，烽火连天。黄兴领导民军奋起抗敌。袁世凯是河南项城人，清末立宪派重臣，其政治主张，唯知君主立宪，不知有他。黄兴是湖南长沙人，同盟会的主要领袖之一，外界常把他与孙文并称“孙黄”。孙文在广东策动历次起义，黄兴均与闻其事，且多次身先士卒，被视为同盟会中的军事家。宋教仁的如意算盘是，只要黄兴在武汉打一两场胜仗，建立了威望，未来中央政府的第一把交椅，非异人任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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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黄兴不争气，两军对决的结果，民军节节败退。11月2日，弃守汉口；11月16日，黄兴督率三路民军反攻汉口受挫；11月27日，汉阳在一片枪林弹雨之中，亦告失守。黄兴连战连败，精锐殆尽，无面目见江东父老，于是愤然离开武昌，前往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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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黄兴的船顺流东下时，上海的各省代表却逆风逆流，联袂西上，双方在江上擦肩而过。号称“九省通衢”的武汉三镇，虽危如累卵，但起义的浪潮，已席卷全国，沛然莫遏。各省代表登上武昌文昌门码头，举目四眺，只见处处硝烟翻滚，满目断壁残垣，不禁百感交集，既有禾黍之伤，亦有涅槃之感。他们深信，一个新中国，将在废墟上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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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30日，代表们假座汉口英租界慎昌洋行举行第一次会议，到会23人：江苏雷奋，浙江汤尔和、陈时夏、黄群、陈毅，福建潘祖彝，山东谢鸿焘、雷光宇，安徽王竹怀、许冠尧、赵斌，湖南谭人凤、邹代藩，广西张其锽，上海马君武、陈陶遗，四川周代本，直隶谷钟秀，河南黄可权，湖北胡瑛、王正廷、孙发绪、时象晋。另有15人留在上海：江苏马良，江西王照、陈宦彦、徐钟，福建林长民，湖南宋教仁，上海袁希洛、俞寰澄、朱葆康，湖北居正、陶凤集，奉天吴景濂，吉林赵学臣，贵州席正铭、欧阳煜。两处的代表，合计38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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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们当中，不乏立宪派中坚分子、国会请愿运动的风云人物，大部分是由都督委任的，只有谷钟秀和黄可权二人代表咨议局。他们对议会政治的运作并不陌生。人们相信，当这些人走到一起时，中华民国的宪政曙光，便会在天际隐然闪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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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的汉口英租界，宛如火海中的孤岛。窗外的枪炮声忽远忽近，但代表们全不在意，一个个正襟危坐，神色肃穆，隆隆炮声似乎也成了庆祝会议开幕的礼炮。大家首先选举谭人凤为议长，他正患病，扶病主持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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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日，在汉口英国领事的调停下，南北两军达成武汉地区停战三日的协议。各省代表得以在安静的环境中开第二次会议，议决先起草《临时政府组织大纲》，推举雷奋、马君武和王正廷为起草员。议决如果袁世凯反正，则公举为临时大总统。这是各省代表会议作出推举袁世凯为大总统的正式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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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有一种普遍心理，认为袁世凯是主张立宪的，手握北洋军权，有左右朝廷的实力。如果他肯反正，逼清帝逊位，避免流血，解决清室问题，实现国体的和平改变，就算给他一个总统作为酬庸，亦不为过。这种心理，由于武汉战事失利、北洋军步步进逼、武昌朝不保夕的局势，而益显强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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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3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二十一条拟定，即日公布。大纲规定：临时政府实行总统制；临时大总统由各省都督府代表选举；设参议院为立法机构，参议员由各省都督府派遣，每省三人；制定暂行法律，议决临时政府的预算、出纳，议决税制、币制、公债发行等，概属参议院职权；行政机构由外交、内务、财政、军务、交通五部组成；临时政府成立六个月后，由临时大总统召集国民议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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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言之，正式国会的进阶，须分三步走：第一步，成立各省代表联合会；第二步，成立参议院；第三步，成立正式国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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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中华民国第一份政府组织大纲，这份800多字的文件，漏洞百出。其一，只有行政、立法两大系统，而设立临时中央审判所的权力，赋予临时大总统，在参议院同意的前提下，由总统决定怎么做，显示了代表们对司法的轻忽；其二，有临时大总统，无临时副总统；其三，在三权之中，大总统（行政）是临时的，中央审判所（司法）是临时的，只有参议院（立法）不是临时的，其四，即使将来成立参议院，参议员也还是由都督府委任，而非民选产生；其五，正式国会由总统召集，但议员的产生，是民选还是委任，并没有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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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昌起义取得胜利后，革命党人在湖北咨议局成立武昌军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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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11月20日，独立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决议，承认湖北军政府为“中华民国中央军政府”。这是联合会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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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大纲虽然粗率，毕竟为民主共和国体下的代议政制，奠下了第一块基石。当连日寒雨后第一抹阳光透过云层，洒落在长江两岸时，慎昌洋行内23名代表排着队，捻笔濡毫，在这份历史文件上，一笔一画签下自己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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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纲迅速传到上海，由同盟会于右任主办的《民立报》全文发表。宋教仁是该报主笔，他一看大纲定下的是总统制，不禁顿足叹息，中国刚从皇权下解放出来，马上实行总统制，赋予总统“独断乾纲”的权力，极容易回到个人独裁的老路，他认为应该实行内阁制，让中国人先学会什么叫“共同责任”。但为了尊重大纲的权威性，他还是一字不改地发表了，只加上一段说明：这是一份草案，他日临时政府成立时，当依公意加以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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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会现场：1911-1928 [:1706781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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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咨议局到省议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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咨议局是1907年清廷为预备立宪而设立的一种地方自治机构，其议员由各地合格绅民公举贤能出任，凡地方应兴应革的大事，均由议员先行共同集议，再由本省大吏裁夺实行。将来资政院选举议员，亦由咨议局议员公推递升。根据朝廷的立宪日程表，成立咨议局与筹办城镇乡地方自治、设立自治研究所等工作，同步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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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咨议局章程》规定，要成为一个选举人，必须是本省籍贯，25岁以上的男子，且具备下列条件之一：第一，在本省地方办学务及其他公益事务满三年以上，卓有成绩者；第二，曾在本国或外国中学堂及与中学同等或中学以上之学堂毕业，得有文凭者；第三，有举贡生员以上之出身者；第四，曾任实缺文七品、武五品以上未被参革者；第五，在本省地方有5000元以上的营业资本或不动产者（非本省籍贯，寄居满10年以上，如有1万元以上的营业资本或不动产者，亦有选举权）。有不端品行者或从事贱业者不能成为选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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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由各地票选出来的咨议局议员，大多是当地的士绅精英，在当地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咨议局虽然没有立法权，但已具省议会的雏形。武昌首义时，湖北咨议局发挥了重大作用。在西安、太原、南昌、杭州、苏州、桂林、安庆、福州、广州、济南、成都等城市的起义中，咨议局均成为革命的中流砥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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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末的政治改革运动中，湖南一直是改革派的中坚堡垒，担当“引领风气”的角色。武昌起义后，湖南又是最早响应的省份之一（与陕西同一天）。但长沙起义，主要由共进会、新军和会党联合进行，湖南咨议局被摒诸局外。10月22日，湖南共进会会员焦达峰、陈作新，按照与湖北共进会的约定，率领会党和新军在长沙发动起义，一举成功。焦达峰出任军政府都督，陈作新任副都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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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陈二人，都是江湖会党出身，“和字结拜来起义，恢复江山主登基”一类口诀，背得滚瓜烂熟，但对民主共和的认识，几乎为零。义军初占长沙时，商民对他们是热烈拥护的，敲锣打鼓，向都督府赠送猪牛马羊慰劳。但很快发现，所谓都督府，与瓦岗寨、梁山泊几无分别，“其都督署中，漫无规则，有呼之为焦大哥者”，而焦达峰亦公然“号召会匪立山开坛”；有人伪造都督印，向大清银行和官钱局私取银钱；有人四处招兵买马，骚扰城乡；陈作新更离谱，身穿黄缎盘金龙小袄，招摇过市，大有“黄袍加身”之势。种种乱象，令当地绅学各界十分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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