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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这个条例时，军政府派了一位代表到会，与议员激烈辩论。一位议员宣称：“这个条例，为的是保障民主，防止独裁。议会越有权，国民就越幸福。大家应该赞成通过这个条例。”几句话说得嚼铁咀金，议员们为之喝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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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延闿说：“请都督的代表发表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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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政府代表说：“我是军政府的代表，军政府对于这件议案，觉得非常严重。现在是革命的开创时期，东、西、南三面都是敌人，我们要对敌作战，一切应置于军政府之下。议会是明智的，不应干涉都督执行军政军令的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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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马上有议员应声反驳：“我们是‘临时参议院’，‘临时’就是表明革命性。革命的议会自有其革命作风。防止独裁，就是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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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政府代表说：“把独裁的头衔，加于军政府上，只能说是笑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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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政府有可能变成一个独裁政府，并不是什么笑话，而是一个现实的危险。这个条例草案送到都督府，立即遭到革命党人的激烈反对。同盟会的谭人凤以江湖豪杰的气概，击案厉声说：“参议院要夺都督的权！不行，不行！他们胡作乱为，应即先行取消参议院！”一言不合，就要解散议会，这便是独裁先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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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人凤，湖南新化人，生于1860年，字有甫，胸前飘着一把大胡子，自号雪髯，人称谭胡子。早年参加洪门会党，1906年在日本加入中国同盟会。1911年因看不起孙文领导的珠江流域革命屡屡失败，毅然另起炉灶，和一批党人组织中部同盟会，担任总干事，专注于长江流域。余杭名士章太炎称赞谭人凤“年长能断大事，修髯精駻，行止有威重，声亢阆如急弦，诸豪杰皆严惮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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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位有威望的革命元老，谭人凤更习惯于江湖规矩，对任何非革命党人想分享权力，都觉得不可容忍。据同盟会员邹鲁记述：“人凤抵长沙，见湖南咨议局绅士，把持湘政，事无大小，须经若辈议决，都督之命不行，力主解散若辈所创设之议事机关，期有适合于军事敏捷之应付，集权于都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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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恶例一开，其祸乃大。果然，由于革命党的强烈反对，条例在参议院讨论不下去，只好暂时“搁置”。议会的第一次“限权”尝试，便不了了之。权力不能关进笼子，它就要肆虐了，最后把掌握权力的人也吞噬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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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达峰也是个老江湖，对参议院这种“书生论道”的论坛，本来满不在乎，没把它当一回事，他大大咧咧地说：“我为种族革命，凡我族之附义者，不问其曾为官僚，抑为绅士，余皆容之。”难得有那么多地方士绅拥戴，他也沾沾自喜，对谭人凤解散参议院的主张，不以为然，以“理论应如此，而事实或有窒碍”敷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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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自从谭人凤抛出解散之议后，争端的火头已被点燃。新军、会党中的革命党人，都已闻到权力的膻腥味了，不禁蠢蠢欲动。1911年10月31日（农历九月初十），长沙发生纸币挤兑风潮，引起兵变，焦达峰和陈作新措手不及，双双被乱兵杀死，陈尸督署。这时离长沙独立，还不到十天，全城陷入大恐怖、大混乱，仓皇逃亡的百姓，数以万计，汹涌出城，互相践踏，一片凄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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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起因，邹鲁承认是由谭人凤解散议会的主张触发的。他说：“同志中激越者，必欲实现人凤之主张，因此酿成九月初十日之变。”但他站在革命党的立场，认为焦、陈之死，不是他们领导无方，而是“咨议局绅之暗算”。革命党人挟意气成见，把一切罪恶都归之于立宪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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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陈死后，乱兵拥到谭延闿家，大呼小叫：“谁是谭延闿？”谭延闿吓得面无人色，被乱兵抬上四人小轿，直奔都督府。家人以为他凶多吉少，一时惊慌无措，举室号哭。原来乱兵是把谭延闿捧出来，接任都督。当其时也，“军人数千均行军礼，欢迎都督，万岁之声，直数十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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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的独立，在全国是比较特殊的，几乎没有革命党参与，完全由绅商主导。因为1911年4月，同盟会在广州组织了一次大规模的起义，不幸失败，精英损失殆尽。武昌起义爆发后，广州的同盟会除了策划一些小型的暗杀活动，制造一点恐怖气氛外，一时无力再组织大的行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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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在七十二行、总商会、九大善堂的领导下，11月9日广州宣告独立，不费一枪一弹，和平易帜。绅商在咨议局开大会，推举同盟会的胡汉民为都督，并主动采用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为中华民国的新国旗。按照孙文的解释，红色是鲜血之色，代表为自由不惜流血；青色是天空之色，代表公正平等，白色是纯洁之色，代表人心清洁乃能博爱。十二道叉光代表干支之数，象征中国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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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0日，胡汉民从香港到了广州，接受都督印信，走马上任。胡汉民是广东番禺人，1905年在日本加入同盟会，任香港南方总支部长。但直到12月10日，整整一个月时间，胡汉民都没有公布他的施政纲领，也许他根本没有什么纲领。横行霸道的民军，私自招兵，私自购械，私自掠饷，霸占城厢，把广州搞得乌烟瘴气，胡汉民束手无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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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没有发生战乱、和平独立的省份，竟一直没有成立省议会，或任何临时立法机构，这在其他独立省份中也是罕见的。表明这位孙文最得力的革命助手的思想深处根本没有议会立法这种概念，他似乎以为所有法律都像他公布的军律一样，都督大笔一挥，画押盖章，就可生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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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11月29日，副都督陈炯明抵达广州后，才开始着手筹备成立省议会。陈炯明，字竞存，广东海丰人，生于1878年，毕业于广东法政学堂，1909年加入同盟会，原咨议局议员，在绅商中颇具清望。12月2日，胡汉民、陈炯明和参督黄士龙联名宣布，定于12月5日在总商会召开广东省临时大会，征求各界意见，决定全省公安的大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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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天的各界大会上，陈炯明侃侃而谈，解释他的政纲。他指出，广东独立，未烦一兵，未折一矢，较其他省以兵力克服不同，所以政府并非纯军政府性质，应认定广东政体为民政府。现虽暂定军政府名称，只是为了与中国各省联络一气，一俟军事平定，即当改正。未来的政治架构，当取三权独立之制，分为立法、行政、司法三大纲；并须组织临时议会，所有事项经议会议决，由都督执行，始符合共和政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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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炯明的讲话，博得满堂鼓掌。胡汉民折腾了一个月，治丝益棼。陈炯明一出现，便抓住重点，快刀斩乱麻，从建立省议会和三权分立制入手，迅速扭转了整个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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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胡汉民、陈炯明、朱执信等人，起草了一份广东省议会的组织法，提交各团体代表会议讨论，获得通过。法案规定，由全省各团体举出代议士140人，组成临时省议会。凡年满21岁以上，有广东籍或住在广东五年以上本国人，没有反对革命及民国举动的，秉性良好，不担任政府、军、警公职的，都有选举和被选举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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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时省议会自成立之日起，至1912年3月4日即行解散，然后成立正式省议会，军政府对议会不能行使解散权。代议士的构成如下：每州县各举出代议士1人，省城及河南一区选代议士20人（各行商每行举1人，九善堂9人，自治研究社5人，工团5人）；各埠华侨的代议士：港商3人；美洲、欧洲、澳洲、非洲和新加坡、安南、暹罗、日本、小吕宋各埠各1人；由大学堂选举专门学堂3年以上毕业者，或在高等专门学堂充当教员3年以上者，举出代议士6人；粤城自治会代议士1人；军团协会代议士2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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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时省议会以黄锡铨为正议长，以宋以梅、卢信为副议长，于12月18日正式开会。在140名代议士中，包括庄汉翘、黎金庭、李佩兰等10名女议员，都是产生于女子师范。这不仅在中国，在亚洲也是开先河的创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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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12月20日，孙文乘坐“丹佛”号轮船，抵达香港。胡汉民欢天喜地，到香港迎接他。一个月的实践证明，出生于幕僚家庭的胡汉民，只适合做幕僚，不是合格的行政长官。他也有自知之明，宁愿追随孙文去南京，不肯再跳回广州这个“火坑”。孙文也正急需助手，于是欣然同意，甚至没问他是否需要向省议会履行辞职手续，便带着他一起去南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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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汉民如释重负，写信给陈炯明，要他代理都督一职。这件事再次表明，胡汉民其实完全不理解民主政治的运作原理，不知道这议会到底有什么用。12月23日，临时省议会三名正副议长联名致函陈炯明，批评胡汉民轻弃职守，不辞而去，视广东如敝屣，令全体议士“不胜疑骇”，请求陈炯明接任正都督一职。陈炯明答复，接任有两个条件：一是代理；二是代理至1912年3月4日止，即与临时省议会同时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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