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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以理事会议为中央领导机构，大会投票选出9名理事：孙文、黄兴、宋教仁、王宠惠、王人文、王芝祥、吴景濂、张凤翙、贡桑诺尔布。众人推举孙文为理事长，但孙文对这个国民党不感兴趣，他宣称自己要去修筑二十万里铁路线，纵横五大洲之间。除孙文之外，宋教仁在思想上、能力上、人格上，均足膺选格，为党内群情所归向，遂成为国民党的最高掌舵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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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一跃而为临时参议院中第一大党，章太炎宣布：“此后不再反对同盟会！”黄远庸感叹：“宋君此次主持国民党改组之功，于中华民国历史上必有不可磨灭者。”但依然有许多老同盟会员持反对意见，批评国民党引进了大批旧官僚和立宪派，令同盟会的革命精神消退，甚至骂宋教仁是“同盟会第一罪人”，大抵是出于“打天下者坐天下”的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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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盟会在共和时代举步维艰，并非因革命精神涣散，恰恰相反，是革命精神太强，还没培养出合作精神所致。总觉得满天下都是敌人，清政府是敌人，袁世凯是敌人，旧官僚是敌人，立宪派是敌人，甚至连光复会、共进会这些革命盟友，似乎都成了敌人。世事就是这么奇怪，当你认定某人是你的敌人时，往往他就真的成了你的敌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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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教仁认为，现代政党并不仅仅是革命党的升级版，二者从目的、性质、手段上来看，都是全然不同的。他下决心以其他非革命党勾兑同盟会，就是要改变同盟会的性质，淡化它的革命色彩，这是政党化一道必不可少的程序。他希望以国民党这个大党，主导国会，制约总统，把党派对立导入正常的政党轮流执政轨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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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统一共和党的吴景濂，与宋教仁怀同一抱负。为了在国会营造公平竞争的环境，吴景濂告诫党人：“此后主张，对大事应坚持，对小事取容让，不可事事以大党欺压他党，遭受反感。”凡院内议事，需要成立审查委员会时，吴景濂总是要求国民党、共和党和民主党按2
:2:1的比例，选出审查委员。有国民党议员不服气地说，本党人数倍于共和党，为什么审查委员名额一样。吴景濂以一种坦荡的态度解释，人多的作用，应该体现在表决时，而不是在审查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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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教仁与吴景濂商定，一旦国民党成为国会多数党，则由宋担任参议院议长，吴担任众议院议长。如果顺利，则选孙文为大总统；如果不顺利，则选袁世凯为大总统，但须由国民党组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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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选举前，宋教仁作了精密部署，派人到各省建立国民党支部，作为当地选举的指挥所。吴景濂说：“宋先生与我商讨各省情形，认为湖北有黎元洪主持，国民党选举不易争胜，非宋亲赴鄂办理，恐遭失败。”于是，宋教仁风尘仆仆，奔走于武汉、长沙、上海、南京等地，亲自视察党务，激励士气，迎接国会选举。黄远庸在对北京政局作深入观察后，承认“北京之国民党，以所谓参议院派者占中坚，十之八九皆宋派也。故北京之国民党本部，平心而论，实渐近政党之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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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教仁领导着气势如虹的国民党，开始向国会进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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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会选举战打响前夜，大名鼎鼎的梁启超从国外回来了，为选举带来了新的变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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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广东新会人，字卓如，号任公，生于1873年。12岁进学，17岁中举，人称神童，追随康有为左右，绛帐侍坐，北面备弟子礼。1895年，康、梁师徒在北京发动“公车上书”，呼吁朝廷实行变革，一时天下风从。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被朝廷通缉，流亡海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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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自称是“少年中国之少年”，先后主办《时务报》、《清议报》、《新民丛报》等报纸，发表了一系列鼓吹变法的政论文章，在海内外拥有万千读者，影响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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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长不怕家乡远，流亡者今天终于光明正大回国了。梁启超回国前，袁世凯专门为他腾了一所行馆，收拾得干干净净。后来，梁启超不知怎么说了一句“曾文正、李文忠入京皆住贤良寺”，传到了袁世凯耳朵里，马上饬人打扫贤良寺，让梁启超入住。梁启超不禁为之叹服：“此公之联络人，真无所不用其极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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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梁启超一直认为戊戌变法是被袁世凯出卖而失败的，所以对袁世凯怀着深仇大恨，康有为始终反对梁启超与袁世凯合作，但梁启超觉得，国体更始，党派胥融，现在该是政治和解、共济时艰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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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总统举办的欢迎会上，梁启超与袁世凯见面了，互相表达敬意。体形矮胖的袁世凯说：“值用贤之际，高才驾临，实乃国家之福！”容貌清癯的梁启超欠身回答：“今我受此盛名盛情，当摈弃一切杂念，唯临时大总统马首是瞻，以诸位贤达作楷模，为了国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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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梁启超还有另一个冤家对头，就是同盟会。同盟会一向把梁启超视作保皇派，不遗余力地攻击，双方在海外屡次爆发论战，形同水火。这段恩怨，比跟袁世凯的恩怨，更难化解。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时，在第一届内阁名单上，曾有人提议让梁启超入阁，但被同盟会领袖否决了。现在孙文、黄兴均已解职，宋教仁也完成了同盟会的改组，为和解提供了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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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政党以国民党、共和党为大。一般人预计，未来国会，国民党将占60席，共和党40席，还有约20席游离席，将是决定国会向背的关键。于是，汤化龙、林长民、孙洪伊等人，撮合共和建设讨论会、国民协会、统一党、共和促进会等小团体，组织第三党——民主党。汤化龙、林长民等人，都是梁启超的亲密伙伴，政治立场十分接近。民主党的干事长是汤化龙，但实际灵魂人物是梁启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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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党派竞争的议会，便失去存在的意义。政治权力的制衡之道，民主国与专制国都差不多，只不过民主国更加复杂，制衡的维度更多。梁启超不仅主导着共和党、民主党的走向，而且他与宋教仁亦惺惺相惜，视彼此为政党竞争的最大对手。据梁漱溟的记述，宋教仁曾密访梁启超，表示应像英美那样，实行两党轮流执政。在即将到来的国会大选中，若梁启超当政，他愿在野相辅；如果他当政，则请梁启超善意监督。梁漱溟说：“这原亦是梁（启超）的梦想，对此自然感激而且契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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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历史为中国骄傲的时刻，甚至在1776年的美国，也没有出现如此激动人心的场景。在两位政治家身上，显现了一种真正高贵的尊严和气度，是那些唯知争权、心地龌龊的政客所无法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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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梁这次见面，虽未见于其他史料，有史家认为孤证不立，但追溯宋、梁二人的思想脉络，完全符合他们的政治理念与性格，不立亦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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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临时约法》的规定，国会应在1913年1月11日前召集，但因为《国会组织法》和《议员选举法》未能按时出炉，许多筹备工作，无从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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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年8月10日公布《国会组织法》、《议员选举法》。规定国会由参、众两院组成，参议员由各省议会议员选出，每省10人，蒙古27人，西藏10人，青海3人，中央学会8人，华侨6人，共274人。众议院由各地人民选举产生，每人口满80万选出1人，人口未满800万的省，也可以选出10人，共59人。参议员任期6年，每两年改选1/3；众议员任期3年，届满全部改选。对选民资格，亦作了详细规定，由各省区编造选民名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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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年9月5日公布众议员选举日期令，规定于1912年12月10日进行初选，1913年1月10日进行复选。1912年12月8日公布参议院议员第一届选举日期令，规定蒙、藏、青在1913年1月20日选举，各省、中央学会和华侨2月10日选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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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表既定，各地的选举气氛便逐日升温，愈炒愈热了。各地城镇乡村、茶楼饭馆、街头巷尾，忽然喧闹起来，多了许多来拉票的竞选者。他们带着各自的助选团，当时还没有电气化的扩音设备，大家都是敲着铜锣高喊：“××党×××来发表竞选演说了，欢迎大家来听啊！”于是路人纷纷驻足，围拢聆听。对这种场面，读惯《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的记者，多加以冷嘲热讽，但今天回过头看，无论多么幼稚，自有其令人动容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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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家张玉法记录了候选人的造势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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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竞选活动中，有助选团体及政党参与其中。政见多较空洞，不过主张内阁制或总统制，抨击政府或誉扬政府，炫耀己党或攻击他党，炫耀自己或攻击其他候选人。其竞选方法，或开设夜塾，教授选民写候选人姓名；或预印候选人名片，以便选民携入选举场内摹写；或张贴海报、标语，吸引选民注意；或以报刊宣扬政见和己党候选人之长；或旅行各地，发表演说，或以各种优待方法（如免缴党费），拉初选当选人入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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