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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一面命令江苏督军程德全全力缉凶，一面拟优恤令。国民党上海交通部发出通告：“本党代理事长宋先生之丧，各党员缠黑纱志哀。”出殡之日，执绋者数以千计，沿途人山人海，由国民党人吴铁城乘马前导，缓辔而行，气氛极其悲愤凝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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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教仁之死，对社会造成极大的震撼，整个政治形势急转直下。社会上谣言蜂起，有说袁世凯是凶案的嫌疑人，有说梁启超是嫌疑人。梁启超3月25日给女儿的信中提到：“宋氏之死，敌党总疑是政敌之所为，声言必报复，其所指目之人第一为元（袁世凯），第二则我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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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3年3月，宋教仁在上海被刺身亡。1913年3月20日夜，宋教仁自上海北上，至车站检票处被暗杀，在国基未固、民福不增之时，含恨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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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真是咄咄怪事。说袁世凯是嫌疑人尚可理解，但扯到一介书生梁启超头上，则莫名其妙了。唯一的解释就是，放出这些谣言的人，是把袁、梁同视为仇敌。环顾政坛，就只有原来的同盟会革命党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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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是一位君主立宪的鼓吹者，他最需要的是制定一部对总统（他心目中的君主）有利的宪法，而不是在宪还没立时，就把立宪者杀掉。当时邀请宋教仁上京，是指望他化解国民党的敌意，很难想象，他会在这个时候杀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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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更不可能成为凶手了，他一心要和宋教仁在国会里一争高下，现在对手骤然消失，顿生兔死狐悲之感。他写了一篇《暗杀之罪恶》，表达对中国政治的失望：“吾与宋君所持政见时有异同，然固确信宋君为我国现代第一流政治家。歼此良人，实贻国家以不可复之损失，匪直为宋君哀，实为国家前途哀也。”民主党干事长汤化龙，同样悲痛难抑，亲撰一副长达六十余字的挽联，内含真挚沉痛的感情，为人传诵一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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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许我作愤激语，谓神州将与先生毅魄俱讫，号哭范巨卿，白马素车无地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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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降格就利害观，何国人忍把万里长城自坏，从容来君叔，抽刀移笔向谁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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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上海当局认真追查，发现杀宋教仁的幕后指挥者，乃江苏巡查总长应桂馨。此人是陈其美密友。陈、应都是在上海滩混的青帮分子，反清时代，陈其美经常在应家留宿，二人关系非同一般，天大的事，只要闲话一句，对方总会帮忙。辛亥革命后，应桂馨在陈其美手下担任谍报科科长，孙文从海外回国，应桂馨被陈其美派去接待和保卫孙文。孙文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时，即由应桂馨组织卫队，护驾随行，并任南京总统府庶务科长。梁启超也怀疑陈其美与宋案的神秘关联，他在信中说：“刺宋之人，胪列多人，（真主使者，陈其美也）我即其第二候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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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往下追查，竟牵扯到内阁总理赵秉钧和内务部官员，江苏省辖下的上海地方检察厅，两次发出传票，要求国务总理到厅作供，赵秉钧都避居于北京团城，称病不到，亦不视事。舆论于是喧腾，直指政府身上有屎。邹鲁在国会严词质问：“赵总理等为中华民国人民，宋案发生，又在中华民国国内，上海检察厅既依法律票传赵总理等，赵总理等何以久不依法赴质？”要求总理在三日内作出答复。上海的《字林西报》称赞邹鲁为“捋虎须的议员”。赵秉钧心慌意乱，私下请日本公使和英国公使帮他摆平此事，但都被婉拒，只好请假躲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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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桂馨落网后，巡捕顺着荷花摸到藕，把凶手武士英缉捕归案，引渡到华界，关押在上海海运局沪军六十一团军营中，那里是陈其美的军队，戒备森严。当时举国关注宋案，国民党更是严阵以待，袁政府要派人潜入军营，灭武士英的口，几无可能，而武士英偏偏在预审前一晚，在班房里被人毒毙，而且查不到凶手。谁有这样的本事，在高度戒备的青帮地盘中出入自如，取人性命？几个月后，连应桂馨也奇迹般逃出监狱，鸿飞冥冥。个中蹊跷，成了宋案最大的疑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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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国民党大造舆论，矛头多指向政府，政府也发表声明反击，指国民党的陈其美才是最大嫌疑人。声明说，宋教仁是国民党中的“亲袁派”，陈其美日嗾其徒，在宋教仁与黄兴之间，不断挑起谁当总理、谁当总统之争，以离间宋、黄关系。而应桂馨是陈其美的旧部。陈其美假借应、武二人之手杀宋，再移祸过东吴，指控政府，企图一石数鸟。声明还说武士英在法庭已经招供，但陈其美以20万元贿通法庭，把供词悉数抽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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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其美与宋教仁都是昔日的革命党人，也是南社成员。按当年南社规矩，品行文学两优，且得社友三人以上介绍，始得入社。足见陈其美也不是一个只会卖烟土、开娼寮的黑帮分子，他也有一肚子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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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后，宋教仁入葬闸北公园，于右任为宋墓题写铭词：“先生之死，天下惜之。先生之行，天下知之。吾又何记？为直笔乎？直笔人戮。为曲笔乎？曲笔天诛。於乎！九泉之泪，天下之血。老友之笔，贼人之铁。勒之空山，期之良史。铭诸心肝，质诸天地。”细细玩味，文中仿佛别有深意。那时国民党早就公开指责宋案是袁政府所为，并发动了二次革命，何以仍感觉无法“直笔”，只能无奈地“期之良史”呢？战争都发动了，还担心“直笔人戮”乎？于右任所忧虑的这个“人”究竟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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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梁启超有嫌疑，太过离谱，连造他谣的人也不好意思再提了，但袁世凯与陈其美，却一直是众矢之的。“二次革命”时，上海检察厅的许多档案，都为陈其美部下所毁，于是人们怀疑这是“销毁证据”。国民党说凶手是袁世凯，袁世凯说凶手是陈其美，双方言之凿凿，但又拿不出铁证，竟至于事隔百年，是耶非耶，仍争议不休。难怪于右任有“质诸天地”之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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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昌首义以来，宋教仁为南北和平奔走努力，厥功尤伟，堪称“百世一人，千载一时”。但人生之悲在于，太平本是先生定，不许先生见太平。谭人凤叹息：“昔在东京与日者谈星命，曾以三十年太平宰辅许君，方谓造物生才，既生之，必相之，当不至于死也。孰知星命杳无凭，天道暗难问。”此时此刻，重提三十年太平宰辅的旧话，似有无限欷歔。但宋教仁做不成太平宰辅，又是谁之过？谭人凤自己当年也是动辄要解散参议院的人之一，因果的链条，看似庞杂无序，其实环环相扣，连接着每一个人、每一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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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教仁遭刺之日，恰是基督教的耶稣受难日。黄沙滚滚，苍天冥冥，仿佛有不可思议的安排。宋教仁的一生，就好像《提摩太后书》里保罗说的那一番话：“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过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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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历史记住，中国有那么一个人，1913年，为宪政而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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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的政治领袖，恒有两大类型：一为革命型，一为经理型。孙文属于革命型领袖，宋教仁则是革命型领袖与经理型领袖的混合体，如果顺利嬗递，在他之后，中国政坛或将会由新一代全经理型领袖接班，中国或有望走上民主宪政之路。可惜，宋教仁之死，革命型领袖重返舞台，意味着许多弯路势必要走，许多事情又要从头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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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家丁中江把宋教仁归为彗星型政治明星，他说：“这一类型的政治明星，在天空放出异彩，可是闪亮得快，消失得也快，在世界上只是昙花一现。”令人长叹不已，是谁令彗星陨落？是谁令昙花凋谢？拉开历史的距离来看，当不难发现，中国宪政进程，其实早在辛亥革命时，已告中断。宋教仁、梁启超等人的努力，不过是想把断掉的线重新接上，但最后统统归于失败。千古奇冤，英雄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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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恒言，如果当时国民党坚持用法律手段解决，遵循宋教仁定下“先问诸法，再问诸人”的原则，而不是立即发动武装革命，中国将迎来真正的法治时代。但这个可能性几乎为零。宋案只是因果链条里的一环，这颗棋子的落下，是前面几步棋决定的；而当这颗棋子落下时，后面的几步棋，也已经定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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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案发生时，孙文正在日本，3月25日他火速赶回上海，于当天召开党内高干会议，孙文斩钉截铁地说：“事已至此，只有起兵。因为袁世凯是总统，总统指使暗杀，则断非法律所能解决，所能解决者只有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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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启杀机，地启杀机，人启杀机，本来阴间多云的政治舞台，突然一片晦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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