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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绷着脸说：“这又不是什么卑鄙龌龊之事，何负于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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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希龄说：“耿介之士必不肯来，来者其人品又不可问，不足为维系人心之助，故网罗及于议员，于事无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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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袁世凯一意孤行，忠言逆耳听不进去。以副总统黎元洪领头，各省都督、民政长、镇守使、护军使、都统等一众文武官员，要求解散国会的电报，纷至沓来。有人提出，国会散伙，每年可节省五百六七十万元的支出。这竟然也成为解散国会的一个理由。但约法并无总统可以解散国会的规定，要节省这五百多万元，还得有一个能拿得上台面的理由。张嘉璈感叹：“那时我感觉他（袁世凯）完全是旧思想，而无近代新知识……选举通过后，他马上宣布解散国会。所谓解散，就是所有国民党籍议员，完全解职。由以上我的叙述，可以大概了解袁世凯的为人，他只想做大官，掌权，对于现代政治知识，他尚不够充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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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国民党议员已丧失资格，11月13日，参、众两院以国会不足法定人数，由两院议长发出通告：自11月14日起，暂停发议事日程，中止议事。部分议员还在奔走努力，希望可以苟延残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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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年的岁末，在日本早稻田大学读书的邹鲁，望着片片飘雪，窗外寒梅弄影，想念远方的故乡，唾冰壶，对孤檠，一笔一画，写下了对这一年的感想：“中华民国俨然开正式国会，成立正式政府，各国正式承认中华民国，结束从前君主专制之政局，别开从此中华民国之政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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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谲云诡的1913年，在低沉呼号的北风中逝去了。1914年来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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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9日，政治会议议决停止现在国会议员职务，另组立法机关，重订约法。北京的冬天，地冷天寒，阴风乱刮。汤化龙住在石虎胡同，这条胡同位于西单北大街，清康熙朝军机大臣马齐、吴三桂的儿子吴应熊和乾隆皇帝的孙子爱新觉罗·绵德都在这条胡同住过。汤宅与军政执法处相邻，每当夜深人静之际，枪毙“乱党”的枪声划破夜空，他都有寒浸卧榻之感，彻夜难眠，无比痛心。他跑去质问袁世凯：“议员有罪是否应黜，在法律上总统有没有黜议员的权力，这些都另当别论，但不能以此为藉口解散国会。无国会不能立宪，今宪法尚未成，即国会竟解散，公将何以处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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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汤化龙之外，一些国会议员在风雨飘摇的环境中，亦表现出惊人的勇气。众议员刘冠三是一位山东汉子，济南“山左公学”和青岛“震旦公学”的创办人，师从著名古文学家李泰运，满腹经纶。加入同盟会后，曾任山东省同盟会副会长、临时省议会副议长。当他听说陆军部高级顾问商震因参与革命活动，被军政执法处逮捕，将被枪毙时，出于肝胆义气，挺身而出，声称商震是他的儿子，官府抓错了人。他把自己的儿子送进军政执法处，把商震换了出来，又安排商震逃离北京。这种侠义古风的故事，在坊间流传，令人肃然起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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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袁世凯毫不手软。1月10日，他以大总统名义，下令停止国会全体议员职务。他不直接说总统解散国会，而是说国会不足法定人数，依法不能开会，自行解散。砌墙千日，拆屋一朝。成立才五个月的熊希龄内阁，亦随之总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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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8日，袁世凯下令解散各省省议会。3月8日，成立约法会议，取代国会为立法机关，其后又成立参政院，作为宪法起草与审定机关。因非法解散国会在先，这些林林总总的替代品，便全都是非法组织，不足为论。5月1日公布《中华民国约法》（没有了“临时”二字）。在这部约法中，把“大总统”的序列，移到了“立法”之前。第一届国会自1913年4月8日成立，至1914年1月10日解散，存活了九个月零两天。史家张玉法感慨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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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残存议员陆续遣散之日，袁世凯已先后设立了三个造法机关，即政治会议、约法会议和参政院，议员皆由袁世凯遴选，自为袁世凯所御用。因此，内阁制的临时约法顺利修改为总统制的新约法，接着而来的便是帝制运动的表面化，议会政治、政党政治，荡然无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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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元年的约法被废止，宪法不立，国会解散，标志着这个国家已不再是一个民主共和国了。一幕称帝闹剧，随即大锣大鼓地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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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4年5月，由徐世昌组阁，改国务院为政事堂。汤化龙担任教育总长，当时帝制的谣言，已甚嚣尘上。汤化龙不改书生本色，对政坛种种怪状，都看不顺眼，自知难以久厕都门，却苦于找不到逃去的理由。政事堂开张，礼制馆的头等大事便是制定国歌。本来已由张謇拟了一篇国歌的初稿，但现在袁世凯密谋帝制自为，国歌需要有所配合，故请袁世凯的儿女亲家荫昌重新填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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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化龙以教育总长身份担任议乐主任，一看歌词，勃然大怒，掷纸于案说：“中华民国乐歌，南通张季直（謇）曾手订三章，今弃而不录，诸公乃自撰新国歌，无一句通者，言之不文，行之不远，况以如此不通之言，而天下人歌诵之，化龙虽不学，不敢附和此种不通之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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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逐句批驳：“如第一句‘中国雄立宇宙间，山连绵’，立国地上，未有立国天上者，有之，则为空中楼阁，或无地起楼台。今不曰雄立世界，雄立东亚，而曰雄立宇宙，有天无地，何以立国？不通！世界各国，有山有水，古人所谓带砺山河，大好江山是也。今歌词只谓山连绵，则江淮河汉，不足为中华立国之基矣！有山无水，更不通！又如末句‘中华五族开尧天，亿万年’，今中华民国，五族共和，宜综合五族立言，尧天仅能代表汉族，有尧无舜，谁为揖让？况亿万年字样，为五族亿万年乎？为尧天亿万年乎？不过本天子万年语意而已，此又一不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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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化龙以批驳歌词为名，指桑骂槐，痛诋“天子万年”的帝王思想，暗讽袁世凯的“帝国”是空中楼阁。这番痛快淋漓的批评，令会场哗然，有人鼓掌喝彩，有人掩耳失色，最后不欢而散。8月，筹安会成立，帝制声浪愈加嚣张，汤化龙对袁世凯已完全绝望，以请假赴津就医为由，离开北京这个弥漫着专制毒雾的古都，抵津后即递交辞呈，然后乘外国轮船，绕道大连赴上海，躲入租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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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5年9月1日，御用的参议院在北京开会。来自山东、江苏、甘肃、云南、广西、湖南、新疆、绥远等省区的所谓“公民代表”，纷纷呈递请求变更国体、废民主而立君主的请愿书。11月20日，全国各省区“国民代表大会”进行国体问题的投票，一致赞成君主立宪制。12月12日，袁世凯申令接受帝位，改民国五年为洪宪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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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作为晚清最坚定的改革派，他应该意识到，清朝的立宪运动之所以失败，与皇帝的满族血统有莫大关系。华夷之辨关乎道德人伦，乃天下大防，只要坐在金銮殿上的皇帝是满人，就根本没有君主立宪的可能性。因此，在他内心深处，也许有一种幻想，他当皇帝或可以被汉人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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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回他打错算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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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地一声雷。梁启超的学生蔡锷将军在云南高揭护国义旗，轰开满天顽云，黔、粤、浙、湘、川各省响应讨袁。护国军宣告：“故此次举义之真精神，一言蔽之日：拥护国法而已。国会既为约法上最主要之机关，且为一切法律所从出，若不速事规复，则庶政安所推行。为此，通告各省国会议长（员）诸君，迅速筹其开会秩序及地点，俾一切问题得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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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化龙几次派人到湖南联络，促成1916年5月28日的湖南独立。而孙文在日本组织中华革命党，也积极参加讨袁护国之役。黄兴等人推举岑春煊为全国讨袁军大元帅。岑春煊，广西人，晚清时代就是袁世凯的死对头，有“北袁南岑”之称。5月1日，岑春煊在广东肇庆成立护国军都司令部，出任都司令，梁启超为都参谋，指挥全国讨袁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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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迫于形势，取消帝制，但却不肯下台，企图辞皇帝而留总统，但天底下哪有这样的便宜事？汤化龙联络议员们通电反对，并以个人名义致函袁世凯，奉劝其从速退位，切勿恋栈，声言若袁不彻底退位，他将“力持不罢兵之议，一洗国民苟且薄弱之耻”，若义师失败，他亦将以身殉国，甘死如饴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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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冤孽债，还得快。袁世凯的飞龙在天梦，只做了短短83天，便在全国一片讨伐声中，化为泡影。1916年6月6日，袁世凯暴毙于北京，以一代枭雄始，以悲剧丑角终，从此载入史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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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时袁世凯积极推动君主立宪，可以说是目光如炬，而在自己称帝这件事上，却鼠目寸光，看不到有些历史的机会过去了就不可能再回头了。也许他确实抱有君主立宪的理想，但从他的种种举措，却看不出有步向君主立宪的迹象，无论是制度的安排，抑或舆论的引导，处处显示出集权的欲望。中国百年之后，或有史家会对他重新评价，然亦终不能否认，称帝之举，在民国以后的中国，乃逆天之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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