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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5年9月1日，御用的参议院在北京开会。来自山东、江苏、甘肃、云南、广西、湖南、新疆、绥远等省区的所谓“公民代表”，纷纷呈递请求变更国体、废民主而立君主的请愿书。11月20日，全国各省区“国民代表大会”进行国体问题的投票，一致赞成君主立宪制。12月12日，袁世凯申令接受帝位，改民国五年为洪宪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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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作为晚清最坚定的改革派，他应该意识到，清朝的立宪运动之所以失败，与皇帝的满族血统有莫大关系。华夷之辨关乎道德人伦，乃天下大防，只要坐在金銮殿上的皇帝是满人，就根本没有君主立宪的可能性。因此，在他内心深处，也许有一种幻想，他当皇帝或可以被汉人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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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回他打错算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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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地一声雷。梁启超的学生蔡锷将军在云南高揭护国义旗，轰开满天顽云，黔、粤、浙、湘、川各省响应讨袁。护国军宣告：“故此次举义之真精神，一言蔽之日：拥护国法而已。国会既为约法上最主要之机关，且为一切法律所从出，若不速事规复，则庶政安所推行。为此，通告各省国会议长（员）诸君，迅速筹其开会秩序及地点，俾一切问题得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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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化龙几次派人到湖南联络，促成1916年5月28日的湖南独立。而孙文在日本组织中华革命党，也积极参加讨袁护国之役。黄兴等人推举岑春煊为全国讨袁军大元帅。岑春煊，广西人，晚清时代就是袁世凯的死对头，有“北袁南岑”之称。5月1日，岑春煊在广东肇庆成立护国军都司令部，出任都司令，梁启超为都参谋，指挥全国讨袁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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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迫于形势，取消帝制，但却不肯下台，企图辞皇帝而留总统，但天底下哪有这样的便宜事？汤化龙联络议员们通电反对，并以个人名义致函袁世凯，奉劝其从速退位，切勿恋栈，声言若袁不彻底退位，他将“力持不罢兵之议，一洗国民苟且薄弱之耻”，若义师失败，他亦将以身殉国，甘死如饴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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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冤孽债，还得快。袁世凯的飞龙在天梦，只做了短短83天，便在全国一片讨伐声中，化为泡影。1916年6月6日，袁世凯暴毙于北京，以一代枭雄始，以悲剧丑角终，从此载入史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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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时袁世凯积极推动君主立宪，可以说是目光如炬，而在自己称帝这件事上，却鼠目寸光，看不到有些历史的机会过去了就不可能再回头了。也许他确实抱有君主立宪的理想，但从他的种种举措，却看不出有步向君主立宪的迹象，无论是制度的安排，抑或舆论的引导，处处显示出集权的欲望。中国百年之后，或有史家会对他重新评价，然亦终不能否认，称帝之举，在民国以后的中国，乃逆天之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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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会现场：1911-1928 [:1706781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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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南北对峙，一国两会 （1916.6—19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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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会现场：1911-1928 [:1706781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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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开二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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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死后，黎元洪依法扶正。国会的意见，要求恢复民元临时约法，废除袁世凯制定的约法。吴景濂致电总统：“依法继任，正名为先，请即废除袁氏伪制，遵照元年约法行使职权。”汤化龙也来电说：“唯今日之局，非声明遵守临时约法，无以昭大信，而慰众望。请我公即日明令宣布，俾群情冰释，一切自可迎刃而解。朝颁明令，夕即首途，此议实出于爱法、爱公之诚意。”两位议长都迫不及待而又不容商量地提出恢复民元约法，因为这是保持民国法统延续性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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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6年6月29日，黎元洪大总统宣布袁世凯解散国会命令无效。颁布申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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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国体，首重民意。民意所寄，厥唯宪法。宪法之成，专待国会。我中华民国国会，自三年一月十日停止以后，时越两载，迄未召复，以致开国五年，宪法未定。大本不立，庶政无由进行。亟应召集国会，速定宪法，以协民志，而固国本。宪法未定以前，仍遵行中华民国元年三月十一日公布之临时约法，至宪法成立为止。其二年十月五日宣布之大总统选举法，系宪法之一部，应仍有效。此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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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6年6月7日，黎元洪在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的仪式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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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依据《临时约法》第五十三条，宣布续行召集国会。星散于各地的议员，终于守得云开见月明，各自束装就道，于8月1日前齐集北京，重开国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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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是原班人马，但时过境迁，所谓国民党、进步党等名义，都已瓦解。邹鲁承认，“由于已往党派之争，非常厉害，所以大家都不愿意再采用党的名义”。梁启超以“不党主义”为号召，认为政党是纯功利的结合，不如以友谊相结合，或可于惊涛骇浪之中，同舟共济，俟宪政达成后，再谈分手不迟。于是组织宪法研究同志会、宪法研究会等政治团体（即被国民党人吴稚晖讥为“流氓绅士结晶体”的研究系），而原国民党人则组成丙辰俱乐部、宪政商榷会等，忙得不亦乐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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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谁会在意，宋教仁为之付出生命的政党政治试验，随着国会第二春的来临，已像雪花一样，无声无息地消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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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元洪邀请孙文入京，共商国是。孙文致书黎元洪，义薄云天地表示：“规复约法，尊重国会，尤不容缓。”北京的仲夏，风光明媚，时光仿佛倒流到民国元年，国内又弥漫着一派政治和解的样和气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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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日，国会在北京举行开会典礼，519位参、众两院议员，济济一堂。当初作鸟兽散，今日鸟归巢，个个喜上眉梢，神采飞扬。黎元洪亲临国会，补行了总统宣誓仪式。但喜气洋洋的气氛，难掩洪宪帝制之后，国会创口上的隐痛。汤化龙虽然承诺“朝颁明令，夕即首途”，但不肯复任议长，经各方人士苦劝，直到8月26日才勉强接任。10月30日，国会补选江苏都督冯国璋为副总统，允在南京办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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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议员提案，请定期继续议宪。9月5日开宪法会议，《天坛宪法草案》提交国会初读。从9月15日开始审议，至1917年1月10日，先后举行了24次审议会讨论，由起草委员对宪法的渊源、精神、性质、内容等，逐一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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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天开会，由汤漪解释“宪法之精神”。他指出：“宪法与革命在事实上恒互为其因果。”什么是革命？许多人只看到表面上的杀人流血，其实“政治革命最大之目的，约举有二：一曰防专制之发生，二曰争政治上之自由”。这与宪法的目的完全一致，不过殊途同归而已。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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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一国宪法之制定，苟能体合此时代之潮流与精神以为其原则，斯其国家乃渐于臻巩固之域，其国民乃得和平而秩序之发展，其宪法必能埀诸无极而永无革命之发生。反是者则其国家乃常呈一阢陧不安之象，其人民乃徘徊于失望与革命之两途，其宪法亦终于被推翻而引起循环无端之反动。此于理论事实皆为颠扑不磨，定宪之际所宜兢兢致慎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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