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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也有相同的担心，早在国会选举前，他便寄语国民党人：“此后当为全国制定宪法，不当为防闲人制定宪法；当为总统办事地方制定宪法，不当为防制一人制定宪法。”宋教仁在南京的讲话，对紧张对峙的气氛，颇有缓和作用。袁世凯遍视国民党营中，亦唯有宋教仁是可以坐下来商量事情的人，便诚邀他赴京共商国是。宋教仁欣然从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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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黄兴、唐绍仪、陈其美、邹鲁、王宠惠等国民党人聚集上海，准备共同起草一份政见书，由宋教仁呈送总统。邹鲁说：“对于立法，应坚持约法中主权在民的精神；对于行政，则注重党员在内阁中的作用。”这与宋教仁的观点，所见略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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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见书内容大致为：第一，单一国制；第二，责任内阁制；第三，国务总理由众议院推出，以促责任内阁之成立，其他国务员由总理组织之，不须国会同意；第四，主张省县并为自治团体，有列举立法权，惟不得与中央立法相抵触，至于自治行政之范围则以地方财政、地方实业、地方交通、地方工程、地方学校、慈善公益事业为限。宋教仁的朋友徐血儿追述：“时国会议员多联袂来沪，先生（宋教仁）与以商榷政见，复多相合，乃约予为之起草国民党大政见。先生口述，而予则笔录之，三日始成，仅及大纲。先生复略加修改，拟至京时，与本部议决后公布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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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教仁的心情似春风微拂，对未来充满期待，准备把政见书亲自送到北京。3月20日，邹鲁先行到南京打点一切，准备迎接宋教仁。时值春分，阳在正东，阴在正西，正是春暖花开、莺飞草长的季节。宋教仁和部分国会议员搭乘沪宁线夜车赴南京，转津浦线北上。晚上10时，黄兴、陈其美等人在车站送行，熙熙攘攘、互道珍重之际，突然从人群中传出一声枪响，众人还没回过神来，只见宋教仁捂着腰部倒下，口中叫道：“有人刺我！”血从指缝汩汩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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凶手趁着混乱，一溜烟逃去无踪。同行诸友急忙把宋教仁送到靶子路沪宁铁路医院抢救。街道上一片黑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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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鲁凌晨在南京浦口车站，准备接宋教仁的车，但他等到的是宋教仁遇刺的消息。邹鲁形容那一瞬间的感受：“这像一个晴天霹雳，使我神昏者久之。”他在极度忧郁之中，首先想到的是：政治竞争，不树堂堂正正之旗，而用卑鄙龌龊的手段，这种恶例一开，中国政治，将至不可收拾了。这也是许多人在听到这个消息时的第一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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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教仁被送入医院后，神志尚清，在病榻上，他嘱咐同志三事：一是把他的书籍捐给南京图书馆；二是请同志抚助其家，善视老母亲；三是要大家继续奋力进行。并口授致袁世凯的电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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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袁大总统鉴：仁本夜乘沪宁车赴京，敬谒钧座。十时四十五分在车站突被奸人自背后施枪弹，由腰上部入腹下部，势必至死。窃思仁自受教以来，即束身自爱，虽寡过之未获，从未结怨于私人。清政不良，起任改革，亦重人道、守公理，不敢有毫权之见存。今国基未固，民福不增，遽尔撒手，死有余恨。伏冀大总统开诚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权；俾国家得确定不拔之宪法，则虽死之日，犹生之年。临死哀言，尚祈见纳。宋教仁。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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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教仁延至3月22日伤重不治，年仅32岁。据《申报》报道，宋教仁临终时，“已不能语，惟以目四瞩，周视故人，依依难舍。黄兴见状心痛，于是附耳呼曰：‘钝初，你放心去吧！’宋遂气绝，众皆痛哭失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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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传到北京，还在总统府里等候宋教仁的袁世凯，惊愕失色。据黄远庸记述袁世凯的反应：“袁总统于二十一日得宋被刺消息，大为惊诧。至二十二日午后四时，袁方午睡初起，秘书等走告宋逝消息，袁愕然曰：‘有此事乎？’即命拿电报来。及捧电报至，则陈贻范一电，黄克强一电，江孔殷一电。袁愕然曰：‘确矣，这是怎么好！国民党失去宋遁初，少了一个大主脑，以后越难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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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方面派了谷钟秀、张耀曾、李肇甫三位议员去见袁世凯。据国民党元老李根源记述，当议员们见到袁世凯时，“袁形神恍惚，即知必事先知情”。表情恍惚也可以成为事先知情的证据，这种推理方式，十分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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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一面命令江苏督军程德全全力缉凶，一面拟优恤令。国民党上海交通部发出通告：“本党代理事长宋先生之丧，各党员缠黑纱志哀。”出殡之日，执绋者数以千计，沿途人山人海，由国民党人吴铁城乘马前导，缓辔而行，气氛极其悲愤凝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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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教仁之死，对社会造成极大的震撼，整个政治形势急转直下。社会上谣言蜂起，有说袁世凯是凶案的嫌疑人，有说梁启超是嫌疑人。梁启超3月25日给女儿的信中提到：“宋氏之死，敌党总疑是政敌之所为，声言必报复，其所指目之人第一为元（袁世凯），第二则我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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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3年3月，宋教仁在上海被刺身亡。1913年3月20日夜，宋教仁自上海北上，至车站检票处被暗杀，在国基未固、民福不增之时，含恨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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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真是咄咄怪事。说袁世凯是嫌疑人尚可理解，但扯到一介书生梁启超头上，则莫名其妙了。唯一的解释就是，放出这些谣言的人，是把袁、梁同视为仇敌。环顾政坛，就只有原来的同盟会革命党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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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是一位君主立宪的鼓吹者，他最需要的是制定一部对总统（他心目中的君主）有利的宪法，而不是在宪还没立时，就把立宪者杀掉。当时邀请宋教仁上京，是指望他化解国民党的敌意，很难想象，他会在这个时候杀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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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更不可能成为凶手了，他一心要和宋教仁在国会里一争高下，现在对手骤然消失，顿生兔死狐悲之感。他写了一篇《暗杀之罪恶》，表达对中国政治的失望：“吾与宋君所持政见时有异同，然固确信宋君为我国现代第一流政治家。歼此良人，实贻国家以不可复之损失，匪直为宋君哀，实为国家前途哀也。”民主党干事长汤化龙，同样悲痛难抑，亲撰一副长达六十余字的挽联，内含真挚沉痛的感情，为人传诵一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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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许我作愤激语，谓神州将与先生毅魄俱讫，号哭范巨卿，白马素车无地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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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降格就利害观，何国人忍把万里长城自坏，从容来君叔，抽刀移笔向谁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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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上海当局认真追查，发现杀宋教仁的幕后指挥者，乃江苏巡查总长应桂馨。此人是陈其美密友。陈、应都是在上海滩混的青帮分子，反清时代，陈其美经常在应家留宿，二人关系非同一般，天大的事，只要闲话一句，对方总会帮忙。辛亥革命后，应桂馨在陈其美手下担任谍报科科长，孙文从海外回国，应桂馨被陈其美派去接待和保卫孙文。孙文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时，即由应桂馨组织卫队，护驾随行，并任南京总统府庶务科长。梁启超也怀疑陈其美与宋案的神秘关联，他在信中说：“刺宋之人，胪列多人，（真主使者，陈其美也）我即其第二候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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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往下追查，竟牵扯到内阁总理赵秉钧和内务部官员，江苏省辖下的上海地方检察厅，两次发出传票，要求国务总理到厅作供，赵秉钧都避居于北京团城，称病不到，亦不视事。舆论于是喧腾，直指政府身上有屎。邹鲁在国会严词质问：“赵总理等为中华民国人民，宋案发生，又在中华民国国内，上海检察厅既依法律票传赵总理等，赵总理等何以久不依法赴质？”要求总理在三日内作出答复。上海的《字林西报》称赞邹鲁为“捋虎须的议员”。赵秉钧心慌意乱，私下请日本公使和英国公使帮他摆平此事，但都被婉拒，只好请假躲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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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桂馨落网后，巡捕顺着荷花摸到藕，把凶手武士英缉捕归案，引渡到华界，关押在上海海运局沪军六十一团军营中，那里是陈其美的军队，戒备森严。当时举国关注宋案，国民党更是严阵以待，袁政府要派人潜入军营，灭武士英的口，几无可能，而武士英偏偏在预审前一晚，在班房里被人毒毙，而且查不到凶手。谁有这样的本事，在高度戒备的青帮地盘中出入自如，取人性命？几个月后，连应桂馨也奇迹般逃出监狱，鸿飞冥冥。个中蹊跷，成了宋案最大的疑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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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国民党大造舆论，矛头多指向政府，政府也发表声明反击，指国民党的陈其美才是最大嫌疑人。声明说，宋教仁是国民党中的“亲袁派”，陈其美日嗾其徒，在宋教仁与黄兴之间，不断挑起谁当总理、谁当总统之争，以离间宋、黄关系。而应桂馨是陈其美的旧部。陈其美假借应、武二人之手杀宋，再移祸过东吴，指控政府，企图一石数鸟。声明还说武士英在法庭已经招供，但陈其美以20万元贿通法庭，把供词悉数抽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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