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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袁世凯的上台，种种举措，皆显出挑战约法的意味。国民党意见渐趋于一致，地方分权成为主流，马君武宣称：“地方集权为吾党所主张，而李都督（烈钧）为实行本党之第一资豪，深愿猛进不怠，赞成新江西，以为中国模范。”这种以建设“模范省”为标榜的地方主义，在南方开始流行，为“二次革命”时南方省份的独立，以及1917年西南护法省份的“自主”，做好了舆论与心理铺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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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以后，国家纲纪堕弛，社会变乱百出，政治充满诡诈暴戾，各地军阀为争夺地盘，大开杀伐，无时或息。但不幸中的大幸，这种战争，都是发生于局部，尚未演变成全国性的内战。因此，从中央到各地政府，为了巩固自己的地盘，在其统治区域内，一般都愿意实行较为开明的经济与文化政策，希望厚生利用，收聚民望。不仅工商业有长足的发展，在文化学术上，亦呈现一派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自由风气，“新文化运动”于焉勃兴。而联省自治的思想，亦即从这一时期的潮流激荡之间，涵育蕴隆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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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文人学者认为，自袁世凯之后，中央政府已渐衰败，逮乎南北分裂，谁也无力统一全国，与其连年征战，不如实行联省自治，仿照北美十三州在独立战争后脱离英国统治，经过十一年高度地方自治的“邦联”，进而建立“联邦”的历史范例，为久经战祸、厌乱求治的国人提供另一可行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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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省自治的主张一经提出，风起水涌，人心归向。其领军人物，包括蔡元培、邹鲁、张继、吴稚晖、章太炎、熊希龄、王正廷、胡适等人。甚至连曾经力主中央集权的梁启超，也改弦易辙，大倡地方自治之说，提出“各省乃至各县市皆宜自动的制定根本法而自守之，国家须加以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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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联省自治紧密关联的，还有一个“废督裁兵”运动，旨在推动军队国家化。督军之设，沿袭清代的巡抚制度。辛亥革命时，因举事者大多是新军，故设都督以为统领。民国元年，黎元洪主张军民分治，即希望解决都督权力过大的问题，但受到各方抵制，无疾而终。都督干预内政，乃自宋案发生后，粤、湘、赣、皖四省都督联名抗议，发动“二次革命”启其端。到督军时代，更一发不可收拾，在京开督军团大会，逼总统解散国会，专横跋扈，任意妄为。时人批评：“所谓中央集权者，直为二十余省之督军集权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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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世昌上台后，颇思整治这一“丛林政治”的局面，裁抑军人势力，然孤掌难鸣，弱势难挽。虽说南北停战议和、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联省自治运动、废督裁兵运动，都发生在这位年过花甲的“退耕老人”任内，洵称北洋的黄金时代，但奇怪的是，却没有多少人会把这些事情与徐世昌联系起来。在鼓词演义里，徐世昌已被固化为一个无权无勇的“橡皮图章”形象。历史的冷暖，往往令人咨嗟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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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12月，冯国璋病逝，曹锟成了直系首领。驻防湖南的吴佩孚旋即提出撤防北归，名义上，直军久戍南方，思乡心切，准予撤防，俾慰怀乡之望，实际上，向皖系正式摊牌，决以一战定输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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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军政府答应，秘密接济直军开拔费60万元，但求送神出门。1920年5月25日，吴佩孚的第三师分水陆两路，自动向北撤去。雨季的天空，浓云密布，一望无际的湘江上灰色船帆，铺江而来，不知凡几。吴佩孚由衡阳乘新鸿运火轮向长沙进发。直军士兵把军械全部收起，在船上扣舷高歌一曲《满江红》：“何日奉命提锐旅，一战恢复旧山河！却归来永作蓬山游，念弥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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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0日吴佩孚抵达郑州，向前来欢迎的河南官绅军人发表演说，宣布：“此行目的，在拥护总统，抵制安福，取消对外各种密约。”然后又马不停蹄，赶往保定，与曹锟见面，公布三条方针：第一，拥护现任内阁，不反对段祺瑞；第二，各省防军一律撤回原防地，南军可暂从例外；第三，宣布安福系罪状，请求政府解散安福俱乐部。通电一经发表，得到13个省的赞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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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佩孚兵临城下，北京乱成一锅粥。段祺瑞速调徐树铮的西北边防军布防北京外围。6月成立定国军，自任司令，宣布讨伐直系。内阁总理靳云鹏是吴佩孚的同乡，昔日吴在保定速成学堂习测绘时，靳云鹏是教官，两人有师生之谊。如今吴佩孚是反皖急先锋，靳云鹏每天在皖系包围之中，亦觉如坐针毡，因此一再坚辞求去，总统不批准，他就躲起来不上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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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4日，徐世昌下令开去徐树铮本兼各职，战争旋即爆发。7月14日，直皖两军在京津铁路和京汉铁路线上的涿州、高碑店、琉璃河一带开战。奉军打着“武装调停”的旗号，大军压境，支援直军。鏖战五天，皖军大败，史称“直皖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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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树铮只身逃入了北京的六国饭店，安福系的要人们作鸟兽散，纷纷逃入东交民巷避难，箱笼盖铺，络绎于途。段祺瑞不禁悲叹，一人失算，三军蒙羞，遂黯然引咎辞职。7月25日，奉军闯入安福俱乐部搜查。7月29日，北洋政府下令通缉祸首10人，安福国会议员梁鸿志、王郅隆，赫然在列，不过这些人大都已躲进外国使馆避难了。在上海，李纯亦以有人举报王揖唐勾结民党，收买会匪，煽惑军警，意图扰乱苏省，即电请政府严拿惩办，并咨请沪上各国领事请予引渡。京师卫戍司令部开出赏格，拿获王揖唐赏三千大洋，吓得王揖唐连夜逃往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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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锟、李纯、靳云鹏和各省代表在天津开会，讨论善后问题。会议通过几项决定：一，解散安福国会，以旧选举法改选国会；二，请靳云鹏复职；三，取消上海和会；四，撤销参战军、中日军事协定；五，停止参战借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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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劝徐世昌对国会网开一面，以免因国会倒台而令他的总统合法性受到动摇，徐世昌淡淡一笑说：“选举总统，为国会应尽之职务，既经选出之后，则国会自国会，总统自总统，绝无连带之关系。国会可以弹劾总统，总统亦可以解散国会。况我欲去安福国会，亦无须下令，但下一令，逮捕安福罪魁，解散安福机关，则安福国会不解散而自解散矣，与我之地位有何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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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世昌指出，安福俱乐部不是一个政党，既无政纲，亦无政党的组织架构，纯属“构乱机关”。8月4日，下令解散安福俱乐部。安福胡同内，便只看见士兵的枪刺与靴子，再也看不到满脸春风的政客出入了。8月7日，北洋政府补发了一个通缉王揖唐的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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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城还没恢复平静，居民仍然躲在家里不敢外出，饭馆、戏院冷冷清清。8月19日，李盛铎议长、刘恩格副议长，假座江西会馆，设宴招待曹锟、张作霖。第二天又由全体议员公宴一次，对曹、张表示谢忱，谢其“不杀之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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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30日，安福国会宣布闭会，卷堂大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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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袁世凯也是通过解散国民党，逼国会自动解散，如今徐世昌师法袁氏，袭人故智。但二者略有区别，就总统方面而言，袁世凯是主动的，徐世昌是因直皖战争发生而被动的；就国会方面而言，民二国会产生的程序基本合法，安福国会的产生程序则大有疑问；就党团方面而言，当年国民党确实策动了许多法外活动，触犯了刑律，而今天安福俱乐部并没有太多违法之处，只因为政治上不能见容于直、奉两系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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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健康的代议政制国家，国会唯一的力量来源，就是民意。它能够与行政对峙，能够声大夹恶、指手画脚，也全凭民意。民众对代议政制愈感兴趣，愈愿意为它承担自己的责任和义务，代议政制就愈稳固。相反，如果当国会遭到攻击时，民意表现冷淡，说明它缺乏合法性资源，那么它注定是斗不过强大的行政力量的。一个国家的代议政制是否健康，看国会遭到攻击时民意的反应，就可以知道了。北洋时代，国会多次被解散，民意的反应都是极其冷漠，甚至幸灾乐祸。这样的代议政制，怎么可能持续得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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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各派势力，重新洗牌。吴佩孚出任直、鲁、豫三省巡阅副使一职，驻节洛阳，“洛吴”一时成了政治舞台的聚焦中心。8月1日，吴佩孚亲自制定了国民大会提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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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义：国民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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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性质：由国民自行召集，官署不得参与或监督，以免官僚政客把持操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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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宗旨：国民自决统一善后、制定宪法与修正选举方法，以及一切重大问题，地方不得借口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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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会员：由全国各县农、工、商、学各会，互举一人为初选，如无工商等会组织，宁缺毋滥。初选会员由各省复选五分之一，齐集天津或上海成立开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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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监督：由各省县农、工、商、学各会会长,互相监督，官府不得干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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