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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健康的代议政制国家，国会唯一的力量来源，就是民意。它能够与行政对峙，能够声大夹恶、指手画脚，也全凭民意。民众对代议政制愈感兴趣，愈愿意为它承担自己的责任和义务，代议政制就愈稳固。相反，如果当国会遭到攻击时，民意表现冷淡，说明它缺乏合法性资源，那么它注定是斗不过强大的行政力量的。一个国家的代议政制是否健康，看国会遭到攻击时民意的反应，就可以知道了。北洋时代，国会多次被解散，民意的反应都是极其冷漠，甚至幸灾乐祸。这样的代议政制，怎么可能持续得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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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各派势力，重新洗牌。吴佩孚出任直、鲁、豫三省巡阅副使一职，驻节洛阳，“洛吴”一时成了政治舞台的聚焦中心。8月1日，吴佩孚亲自制定了国民大会提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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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义：国民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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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性质：由国民自行召集，官署不得参与或监督，以免官僚政客把持操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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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宗旨：国民自决统一善后、制定宪法与修正选举方法，以及一切重大问题，地方不得借口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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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会员：由全国各县农、工、商、学各会，互举一人为初选，如无工商等会组织，宁缺毋滥。初选会员由各省复选五分之一，齐集天津或上海成立开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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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监督：由各省县农、工、商、学各会会长,互相监督，官府不得干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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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事务所：由各省县农、工、商、学总会，共同组织为各该省总事务所，由该所电知各县农、工、商各会，克日成立各县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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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经费：由各省县自治经费项下开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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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期限：限三个月内成立开会，限六个月将第三条所列各节议定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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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佩孚对国会问题，已极不耐烦，打算全部推倒重来，连国会、临时参议院一并推倒，彻底还原到白纸上，由全体国民自决宪政路径。这也反映了当时社会上对国会、制宪等问题的一种普遍心理。因此，吴佩孚资望虽浅，不足当北洋元老巨公之目，但各地民间积极响应，纷纷成立国民大会筹备会、国民大会策进会等团体。而奉系张作霖等人，倚老卖老，对吴佩孚横挑鼻子竖挑眼，靳云鹏直言：“召开国民大会简直是要革我们的命！”这为日后直、奉两系决裂，刻下了第一道裂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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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0日，由驻节保定的曹锟领衔，各省军民政长官31人联名通电,指出：“现在新旧国会，怠弃职务，不满人民之愿望。复以党派关系，不足法定人数，开会无期。而时效经过，尤为法理所不许。”因此，他们建议“根据旧法，重召新会，护法之义既达，则统一之局立成”。然而，安福国会并没有明令解散，法律上依然存在，怎么可能绕过它，回到民国元年呢？但如果要给它安一个违法的罪名，又会牵扯到徐世昌总统的合法性问题，真是进退两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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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文、唐绍仪、伍廷芳一致认为，岑、一陆等人把持的军政府已倒台，北京与他们签订的和平协议，已跌穿底价，成废纸一张。但对于徐世昌来说，好不容易才逮到这么一个机会，实现哪怕只是名义上的统一，亦不肯轻言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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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世昌唯有一面下令筹办统一善后事宜，一面着内务部依照民元的《国会组织法》与两院《议员选举法》，督促各省区长官，迅速筹办选举，1918年由临时参议院修订的组织法、选举法，统统无效。中国的官僚政客们，动不动就宣布回到民国元年。然而，很多东西不是说推倒就能推倒的，房子倒了，瓦砾还在，石头一经出现，就无法消失。想回到民元，回得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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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政府宣布筹办国会选举以后，各省议论纷纭，质疑声不绝于耳，而最具代表性的，是浙江督军卢永祥的意见。他在1921年3月3日发表通电称：“即此一新国会，一旧国会，已多难解决之问题；若再发生一新国会，其困难当更甚于今日，非治丝益棼而何？况以现势而论，滇黔粤川湘五省，其不能举行选政，已属显然，其他各省，尚难预计……即幸而粉饰告成，是否不为统一上之障碍物，当不待烦言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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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永祥的话，句句在理，但出路何在，却茫然无知。北洋政府除了以旧瓶装新酒外，别无他法。恢复民二旧国会，通不过南方这一关，因为南方国会声称自己就是民二国会；保留安福新国会，南北都通不过，只能硬着头皮选新新国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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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在3月24日通电，催促各省区速办，务必于4月底一律选举完竣，勿再延缓。但最后全国只有苏、皖、鲁、晋、陕、甘、新疆、东三省、蒙古11省区举行了选举。选出的议员，被称为“新新国会议员”，又称“民十议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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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种种法理问题，均未理顺，仓促上马，注定行不得也。结果是不选也烦，选了也烦。因为达不到召集国会的要求，选出的议员无法开会。新新国会议员们，终日在北京吃喝玩乐，无所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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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文放弃和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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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皖系战败，安福解散时，南方也曾作出积极回应。1920年10月24日，军政府政务总裁岑春煊、陆荣廷、林葆怿、温宗尧同时宣布解除职务，依法召集国会，遵循法规，与民更始。军政府忽然答应南北国会同时取消，事实上，并非“与民更始”，而是自身面临着与安福国会同一命运：催命判官找上门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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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前带着20营粤军，开赴闽南护法的陈炯明，披荆斩棘、冒险犯难，在闽南开辟了一片拥有26个县的护法区。1919年春至1920年秋，其间，他以高涨的热情，推行地方自治的政治实验，积极训练军队，整饬军纪，改良币制，修筑公路，整理教育，派遣青年赴法、美、英、日留学；创办《闽星》杂志和《闽星日刊》，提倡社会主义，推动新文化运动，又常常邀请文人学者到漳州讨论学术，研究新思潮的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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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常说湖南是最早推行自治的省份，固然没错，但陈炯明在闽南的工作，可以说是自治运动最早的试验。1920年，湖南已经有人喊出了“打破大中国，建设多数小中国”的口号，而陈炯明的闽南护法区，被人们誉为“模范小中国”，俨然联治运动中一颗最早升起的小明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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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炯明在闽南，广东军政府始终如芒在背。1920年8月，军政府下令进攻福建，要荡平闽南护法区。陈炯明下决心应战。8月12日，在漳州公园誓师，率领粤军回旆，驱逐桂系，实行粤人治粤。8月16日，粤桂战争打响，粤军锐不可当，长驱直入。广州四乡的民军、江湖好汉、粤籍军人、警察，纷纷揭竿驱桂。10月24日，岑春煊等人宣布撤销军政府后，各自出逃，桂军也像退潮一样，时辰一到，顷刻退尽，全部回广西老家去了。10月29日，粤军威仪整肃，在粤人箪食壶浆的欢迎下，开入省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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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孙文表态支持联省自治，陈炯明致电孙文，请他速回广东，主持大局。11月1日，军政府委任陈炯明为广东省长兼粤军总司令，并宣布裁撤广东督军。11月2日，陈炯明回到广州。省议会推举陈炯明为广东省长。在省长就职通电中，陈炯明重申了民治主张：“自兹以往，当奋力扫除秕政，以树立民治之基础。今日总摄军民两政，以守危难之局，炯明不敢惮劳。他日使军民分治之制得以实现，炯明亦不敢辞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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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个月，全国局势的动荡，令人眼花缭乱。除了北方皖系倒台，南方桂系倒台外，贵州也乱起来了，督军刘显世被赶下了台；云南也乱起来了，唐继尧被赶下了台，江苏督军李纯自杀死了；四川也乱了，川军与滇军互相厮杀，白刃血纷纷；湘西发生了军事叛乱；直、奉两系为争夺江苏地盘，几乎闹翻了。吴景濂感慨万端地说：“此数月间西南局势之变化，风起云涌，令人不可捉摸，又令人不可思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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