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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广东许多民间团体，都希望过几年太平日子，并不欢迎军政府和国会回来。这令陈炯明更加举棋不定。11月16日，孙文与唐继尧、伍廷芳联名通电，支持成立联省政府，主张“推广平民教育，振兴农工事业，整理地方财政，发展道路交通，裁撤无用军队，实行地方自治”。但这个“联省政府”的设计，马上招来章太炎的猛烈批评，他指出联省自治应分三步走，第一步是各省自治，第二步是联省自治，第三步才是成立联省政府，岂有未自治就成立联省政府的。所谓联省政府，恰成自治的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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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文离开上海前夕，《晨报》登了一条新闻说：广州参议院会议议决，请孙、伍、唐返粤改组军政府，催议员返省。会后议员见陈炯明，陈均表赞成。这些参议院议员，指的是那些留在广州的政学系议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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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天后，粤军总参议黄强接见记者，强烈否认陈炯明欢迎国会之说。他说：“至于大局问题，一听上海和会解决，报章所载竞公（陈炯明字竞存）发电欢迎军府国会，全非事实。”黄强继而痛骂政学系议员：“一班政学会议员，从前为岑老三保驾打消不信任案，现尚留粤，在广州大出风头，乱发电报，此等人民代表，真中国之羞。无以名之，名之曰：‘不要面孔。’种祸广东，全是这班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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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记者追问，陈炯明是否同意国会在广州重新集会时，黄强斩钉截铁地说：“我们未叫其在广东开会，只叫其在上海开会而已。”他还点了几个议员的名字，大骂一通，要求记者原文照发。但第二天黄强又打电话给记者，表示昨日谈话“深非事实”。很可能，他的谈话太过直率、激烈，为陈炯明所制止，不得不收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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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炯明虽然有自己的政治路线图，但孙文凭着辉煌的个人历史、崇隆的人望和超人的意志力，陈炯明预先安排的“河道”，怎么可能限制得了他？他轻轻一挥手，就扫得无影无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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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元旦，孙文发表新年演说，把他自己仍然担任总裁的军政府，形容得一钱不值：“至以军政府机关而言，外人眼中视之，殆与前清时代之营务处等。此种机关，岂能代表中华民国而与北庭对抗乎？”他开门见山地提出自己的方针：“此次军政府回粤，其责任固在继续护法，但我观察现在大势，护法断断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吾人从今日起，不可不拿定方针，开一新纪元，巩固中华民国基础，削平叛乱。”其方针一言以蔽之：“即建设正式政府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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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了三年多的“护法”旗号，从此可以收起来了。1月6日，孙文对南北统一问题发表意见，他提出的统一条件是：“广州为护法省份，将来统一告成后，南北应有对等之兵力。而统率南北军权之最高机关，应设在广州。否则，余非达到以南方统一北方之目的不止。”这个条件如果是不容讨论的底线，那么，南北和谈的大门，其实已经关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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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大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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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景濂曾经说他无权制裁议员，现在，军政府要“替天行道”了。孙文在上海时，已流露出要抛开国会，直接实行革命的念头，回广州后，一度拒绝与议员见面，经过议员竭力斡旋，答应开国会、选总统，孙文这才稍稍缓和，但坚持要制裁当初留在广州的政学系“附逆议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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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1月12日，非常国会两院开联合会，由21人组成的审查委员会，开始审查议员附逆案。所谓“附逆”的标准为：一、曾通电破坏宪法会议者；二、一曾通电批评伍廷芳携款潜逃者；三、曾任岑春煊政府各职者；四、曾提案补选伪总裁者；五、曾领赴滇路费复回粤者。总而言之，凡支持岑春煊、陆荣廷军政府者，基本上都被列入“附逆”名单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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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七天的审查，在二百多名国会非常会议的议员中，“计通电坏宪者2人，诬伍者24人，任岑政府职者34人，僭议长秘书者7人，提补选总裁案者27人，另领赴滇费复回粤者数十人，不在内”。仅前五项，即达94人，他们的议员资格，将被剥夺。大部分反对派被扫地出门之后，孙文敦促吴景濂，尽早率在上海的议员到广东，为国会重开，成立正式政府做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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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看着局势一步一步朝着自己最不乐见的方向发展，陈炯明如急杵捣心。他并不是完全反对选举总统，只是反对违反《总统选举法》的“速选”。如果在实现了联省自治之后，有了良好的自治基础，成立联省政府，再行选举总统或执政，乃水到渠成之事，何必急于一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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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8月，因黎元洪解散国会，各议员相继南下，在广州开非常会议；至1918年8月，改为正式集会；1920年4月，因反对桂系，转迁蜀滇，复改为非常会议；1921年返粤开会，初时仍拟分两院办事，不及数日，又改为非常会议。如此翻云覆雨、侜张为幻，国会的尊严早已丧失殆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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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总统选举法》规定，两院议员须有三分之二以上出席，即580人左右，才能进行总统选举，现在广州的议员仅220余人，达不到人数要求。而议员的任期也大有问题，按国会组织法，参议员任期6年，众议员任期3年，从1913年国会成立算起，参众议员的任期都已届满；从1916年国会重开算起，众议员的资格也已不复存在。国会自身的合法性都成疑问，选举程序又成疑问，怎么可能选出一个毫无异议的合法总统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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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8日，张继带着国会和军政府的意见来见陈炯明，会商总统选举问题。陈炯明郁闷地表示，选举总统只是“惑于虚名”，一定会造成各省的分裂，故应从长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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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福建籍议员也拜访陈炯明，征询对时局的意见。陈炯明还是那番话：“西南现在有两种办法，一是有希望的，比如西南各省以实力互相联络，共同发展，西南前途，未可限量，另一种是绝望的，徒有虚名，不顾实际，以致各省彼此分离，西南前途，便无希望。现在大局尚在风雨飘摇中，望大家审度实情做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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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炯明所说的绝望办法，就是指选举总统。他弄不明白，为什么选总裁不行，选大元帅不行，非要选总统不可呢？“总统”二字究竟有何神奇魔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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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军将领与议员见面时，直截了当地提问：一，南方选总统，无异自树目标，一旦北方来攻，用什么抵御？二，广东现在军实是否充实，饷项是否丰饶？如果战争发生，究竟能支持多久？要求军政府总裁和议员作出正面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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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会当然不会正面回答，这些留给大元帅和财政部去操心，国会只关心选举问题。当时社会上谣言纷纷，指责陈炯明对国会态度趋于极端，似乎要重演军人干涉国会的南方版了，也有人说陈炯明与桂系暗通款曲，与北方吴佩孚互相勾结；还有人传言，陈炯明、孙文间，已水火不容，马上就要拔刀相见了。一时利口伪言，浮谤如川，令社会的不安情绪，日甚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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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孙文决心要教训一下陈炯明倒是真的。在一次陈炯明到军政府谒见孙文时，孙文板着脸问：“你的省长，是从何得来的？”陈炯明回答：“是总裁任命的。”孙文问：“有人说你反对选举总统，是真的吗？”陈炯明说：“选举是国会职权，我个人没问题。”孙文又问：“那是谁在反对？”陈炯明说：“悠悠之口，总裁可一笑置之。”孙文声色俱厉地说：“军人以服从为天职，他们混闹至此，你应负责！”陈炯明表示，如果孙文不满意他，他可以辞职。孙文马上说：“你辞职也好。”陈炯明问：“印信交谁接收？”孙文说：“可以交给我。”陈炯明回省长公署后，立即起草辞呈递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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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传开，北方报纸马上大肆渲染：“孙派之计划大受打击，孙、陈间之关系，根本已经破裂。”日本人在奉天办的《盛京时报》，亦不遗余力地报道孙陈失和的新闻，甚至把滞留在上海的吴景濂也搬到广州，绘声绘色地说：“孙氏与陈氏大起冲突，彼此当场互相揭指……其后经孙洪伊、吴景濂等人劝解调和，始行散会。”周震麟议员也说：“吴景濂在选举期间，忽持异议，反对选举总统，主张南北合一，被我们群起而攻，把他轰到上海去了。因为选举大总统是以参议院为主的，有无他这个众议院议长，丝毫不影响选举的进行。”这更是张眼露睛，讲假话不用择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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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孙文和伍廷芳、唐绍仪商议时，两人皆反对在这时罢免功臣，贻人“飞鸟尽，良弓藏”的印象，何况现在满天都是飞鸟，一把良弓还应付不过来，怎能自毁长城？罢官一事，遂暂时搁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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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不仅伍廷芳、唐绍仪、陈炯明等广州的军政人物反对选总统，唐继尧甚至扬言，一旦广州实行独裁制，云南将立即独立，自由行动。可以说，除了孙文和部分议员外，几乎没有一个人是支持选举的。在2月14日的军政府政务会议上，陈炯明和孙文就成立正式政府的问题，发生了争吵。孙文坚持“非组织强有力的政府，便不能得外人承认，交涉多难得力”。陈炯明不以为然，认为“只要自己内力充实，外人之承认与不承认不必过问，亦不成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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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文觉得陈炯明是站着说话不腰痛，外人承认与否，直接关系到南方能否得到关余，政府吃粥吃饭就看它了。但陈炯明相信，所谓“强有力的政府”，不在于有没有总统，而在于有没有良好的自治之基，有没有健全的社会。要外国承认，不求诸建设良好社会，而求诸选举总统，是本末倒置，欲速不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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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3日，陈炯明发表通电，反对北方进行“新新国会”的选举，他在电文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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