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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文也考虑到援鄂在即，不希望这件事闹大影响北伐。他把怒火暂且压下去，要求陈炯明乘胜出击，麾师北进，饮马长江，实现统一中国的大计。10月8日，广州非常国会通过孙文提出的北伐出师案。10月18日，孙文在广州东较场主持北伐誓师大会，随即和夫人宋庆龄一道乘汽车到天字码头，登上宝璧兵舰，起程赴桂，督师北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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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文要广东政府接济军费400万元。但粤桂战争花费巨大，广东政府早已入不敷出，赤字庞大，即使竭其所能，亦只可筹到200万元，陈炯明并非有钱不给。在1922年广东省财政厅编制的年度预算案中，财政收入1388万元，支出3740万元，赤字达到2352万元。但孙文不看数字，只问结果，双方信使，徒劳往返，无济于事。孙文亲赴南宁，当面向陈炯明晓以大义。但陈炯明坚持认为民亦劳止，汔可小康，不宜再动干戈，还是以先定省宪，确立民治基础，再议国宪，循序渐进地推进统一，为上上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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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9日，孙文在梧州设大本营，一面派汪精卫回广州筹饷，一面躬亲督师，溯江北上，向桂林前进。途中思前想后，怒火再燃，愤然表明：“我已立誓不与竞存共事。我不杀竞存，竞存必杀我。”一气之下，把手枪交给一位部下，令其刺杀陈炯明，把这位下属吓出一身冷汗，栗栗然不敢领命。陈炯明两年后写信给吴稚晖说：“唯有一事，至今为我所不解者。南宁劳军之日，即欲演烹狗之剧，事后闻之，毛发俱悚！我诚无状，然至今想不出获罪至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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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陈炯明念兹在兹，唯在自治，对北伐极不以为然。孙文去广西，他则从广西返回广州。两人走着相反的方向。陈炯明回到广州后，国会在第一公园举行隆重的“欢迎游园会”。第一公园以前是广东巡抚衙门，花卉遍地，佳木葱茏，现已成普通市民的娱乐场所。因为知道陈炯明要来参加园会，里里外外，人山人海。当陈炯明步入会场时，鼓乐齐鸣，欢声雷动。一群青年学生列队，激动而腼腆地高唱起《欢迎陈总司令援桂凯旋乐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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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宏愿救民水火，独破自治天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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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鼠城狐，荼毒腹地，一怒杀伐用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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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人呼吁，惊心动魄，义师伐罪侮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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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人见血，救人救彻，真是菩萨心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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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捣邕宁，如汤沃雪，驱尽封豕贪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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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军所至，一月三捷，士女箪食壶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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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师整旋，凯歌竞奏，沿途阵马风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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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两粤，辅车幸福，纪功史册煌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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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会议员致欢迎词之后，陈炯明上台致答谢词：“此次援桂得以成功，完全以公理战胜强盗。炯明殊未敢以功自居。今国会诸公过于奖饰，惭愧得很。但广西强盗虽已剿除，大局前途，仍多障碍。欲谋国内统一，不能不合力以求之。国会所以代表全国民意，倘能发挥真理，使全国人民先了解于何者为合法，何者为非法。然后临之以兵，则不合法者当无所逃避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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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中旬，陈炯明召集全省民选新县长到广州，举办县长地方自治讨论会，讨论地方应兴应革之事。陈炯明对全体民选县长加以训勉，语重心长地说：“本省为提倡自治，及重视县长之职起见，是以实行由人民选举县长，由省长择优委任。但选举县长其得人，能比纯任官厅专委为胜乎？抑否乎？则以此次初行选举为试验。若试验结果善，则选举制可冀自然推行；若试验结果恶，则选举制不免于推翻，故此次之选举制之能否永久实行，其责任纯放在各位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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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民选县长试验最后的结局，与结果善恶无关，却成了政治斗争的牺牲品，这是陈炯明所始料不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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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上旬，省宪法进入审查阶段，议员们集中在南园开会，除星期日休息外，每日开会，务求早日完成。经二十余日的讨论，通过第一读会。11月28日开第二读会，对文字作最后的修正。然后报告大会讨论，再咨送省长征集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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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宪能够如此快速通过审查，一方面因陈炯明把薪助火，推毂甚力，另一方面，也是湖南、浙江已猛着先鞭，为广东注入了无形的动力。就像香港报纸所说：“查此次宪法之所以赶速审查者，系促自治之进行，且为实行联省制之张本。闻浙江湖南等省省宪亦经草就，俟我粤同时提出，已屡电催促。唯闻孙文则似不赞成，盖于其总统制有碍也。然陈（炯明）氏则力主联省制，屡催促早日完成宣布，因是省会从速审查完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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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9日，省议会正式通过《广东省宪法草案》，全文共135条，分为15章。其中规定每年省预算不能超过十分之三用在军事上，而最少要有十分之二为教育经费，以支持全省强迫的六年小学教育；规定县长、县议员由公民直接选举；规定公民有劳动权，凡有能力而失业者，得享受之，如公立平民工厂及职工介绍所之类；规定公民有要求特别保护劳工之权，因工人、雇主发生利害冲突时，多属工人失败，故应特为保护。凡此种种，都是广东省宪中的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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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广州现在是中华民国“首都”，是“大总统”驻跸之地，虽然政令不出“总统府”，但毕竟有一个名义上的“中央政府”摆在那里。因此，虽然省宪法告成，但比起其他自治省份，要真正实施，有更多的现实障碍难以逾越。陈炯明虽有心自治，却无力回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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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潮涨潮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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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联省自治已形成一股浩荡潮流，沛然莫可抵御，风潮所及，并不限于南方护法省份。在北洋势力范围内，也得到浙江、奉天、江苏、江西、湖北等地的响应，其中最卖力的是浙江督军卢永祥。他一向被视为皖系的大将，直皖战争后，虽然没被扫地出门，但强敌环伺，危机四伏，朝不虑夕，令其有所觉悟。于是，在浙江人士的鼓动下，毅然投身到联省自治的大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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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的自治运动，滥觞于1919年。因地理之便，江浙一向是中国文明程度较高的地区，民间学术思想活跃，报业发达，绅商力量强大。当时南北和谈，迟迟不决，民间弥漫着一股失望情绪。自治的声音，有如八月怒潮，沿着钱塘江滚滚而来，高涨冲荡。浙江省议员孙宋卿等十八人登高一呼，联名通电全国：“吾国自来国家之重心操自朝廷，今则其重心之所在在于地方。”他们要求清楚划分中央与地方的权力，避免因政客弄权、政局变化，陷入国危省亡之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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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直皖战争后，浙江的危机感愈加强烈。著名律师、省议员阮性存是一位“弄潮儿向涛头立”的热心人士。吴佩孚提出召开国民大会解决时局的主张后，阮性存抓住这个题目大做文章，在杭州自发组织国民大会筹备会，并且致电曹锟、张作霖，以子之矛，攻子之盾，质问他们：“诸公之欺吴将军耶？抑吴将军欺国民耶？言行不顾，何以取信于人？信用失而人心去，人心去而诸公休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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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大会虽然没有开成，但自治的空气，却因此热浪盈天。12月8日，阮性存在省议会呈交提案，请尽快召开浙江省自治法会议，并附上一份《省自治法会议组织法》的草案。他说：“省自治法，应由各省自己制定，并不是中央集权者所说的地方制度，宜取划一主义。各省人民制定此法，即行使人民固有之主权，与约法并无抵触。”这一见解，得到旅沪浙籍名流褚辅成、王正廷、沈钧儒、蒋智由等人的呼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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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元旦，北洋政府让各省选派代表来京开地方行政会议，讨论地方自治。但浙江省议会议员陈益轩认为此举只是拖延之计，名为讨论自治，实则阻挠自治，与民意相违背，浙江应拒绝参加。他的提议获多名议员赞同。于是在这次会议上，浙江这样的重要省份，竟然缺席，便成了一个引人注意的信号：浙江自治，已响起了起程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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